一哥“俗人讀史”之——

     死在戰犯管理所的戰犯

從解放戰爭開始，我人民解放軍俘虜了大批的國民黨高階軍政要員，戰犯管理工作已經在各解放區展開，一直到1975年3月全部釋放，經歷了近30年的時光，期間病死的人員肯定有，具體詳實的資料未查考過，僅舉兩例以饗讀者。

第一個死在戰犯管理所的戰犯鍾彬

鍾彬，1949年任川鄂邊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4兵團中將司令官。1949年11月，在涪陵被俘虜。1950年2月下旬，因患急性瘧疾去世，終年50歲。鍾彬這個人有點意思。

其一，一生得遇二恩人。一個是同鄉李安定，鍾彬軍校畢業後長期跟隨李安定任職，直到1927年4月鍾彬隨李擔任了“自由”號炮艦黨代表。同年7月，推薦任海軍分會特派員等職。二是宋希廉，1933年1月，鍾彬調任第87師第261旅第522團上校團長，旅長正是宋希濂，其後基本上是步宋之後塵。

其二，打入蘇區殺害渠秋白第一人。1934年9月鍾彬任第108旅少將旅長，1934年9月27日六時許，鍾彬的108旅作為主攻部隊，在炮兵的掩護下順利的攻佔了紅軍的警戒陣地，於十一時許攻佔白衣洋嶺。10月，紅軍被迫開始長征後，第36師進佔長汀。1935年3月，第36師奉命進攻仍舊堅持在瑞金、長汀地區打游擊的紅軍項英、陳毅部，迫使該部紅軍分三股突圍。其中由東路突圍的千餘人遭到鍾彬的108旅截擊，被迅速殲滅。旅長鍾彬在透過審訊俘虜後得知，中共高階領導人瞿秋白帶著300餘人由上杭突圍。在得知這一情報後，他立即報告上級，使由上杭突圍的300餘紅軍為福建省保安第14團截獲，瞿秋白被俘。

其三，抗戰時屢立戰功。最大的一是河南商城富金山伏擊戰，1938年6月，鍾任第88師中將師長，8月，日寇第10師團一部向71軍軍部駐地鑽隙迂迴，鍾判斷敵軍必會經過坳塘口，遂迅速派遣所屬第528團前往伏擊，伏擊斃傷敵500餘人，狼狽撤退。二是堅守怒江對峙，參加滇西大反攻，殊死搏殺龍陵，立大戰功（想起《我的團長我的團》嗎？）。

其四，蔣介石的“送終（宋、鍾）”十四兵團兩位“難兄難弟”能讓司令不讓棋子。1949年4月，宋希濂升任川鄂湘邊綏靖公署主任，主動讓出第14兵團司令官一職與鍾。二人被俘後，鍾彬與宋希濂等人一起被關押在重慶白公館看守所，兩位好友整日下棋為樂。鍾彬棋藝平平，常要求悔棋讓棋，宋希濂一子不讓，以至於摔棋子撕棋盤，被牢友王陵基揶揄為“兵團司令都可以讓給鍾彬，而一著棋卻不肯讓”。兩人都擔任過司令官的第14兵團，則被稱為“送終（宋鍾）兵團”。

 第二個說一下，死在管理所的“真壞人”徐遠舉

歷史上的大特務頭子徐遠舉是個“十惡不赦”的真壞人，是他自己都不否認的，有關他的罪惡及在戰犯管理所的改造，其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實錄》中已經真實地認清了，但這樣一個“真壞人”透過改造卻比起那些“假好人”來不知要強多少倍。事情還得從文革說起，隨著運動的深入，各地造反派跑到監獄來日以繼夜地對戰犯逼供，套取整鬥老幹部的黑材料，搞得大家苦不堪言，而徐遠舉因為當年所處的地位，自然成了重點物件，弄得他成天愁眉苦臉，對前途很悲觀，但他堅定地表示:"這樣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條命來頂住，不能聽別人指鹿為馬地順竿子爬。我的宗旨是:第一，要重歷史，不能在共產黨的臉上抹黑;第二，不能無中生有的冤枉好人，不給老幹部抹黑;第三，不能胡編亂造誇大自己的罪行，也不給我自己抹黑。"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徐遠舉頂著了被“專政”的恐嚇，嚴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出具的材料都是合乎客觀實際的。他還對要材料的造反派的人說:"解放前我犯了罪，經過共產黨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

徐遠舉是沒有等到特赦而死在監獄中的少數幾個戰犯，他是在企盼自由的路上死的，他的《盼赦》詩寫道:“人間無永壽，天地有常情。盼赦如飢渴，憂憂不欲生!”他的悼詞說“徐遠舉死了，長江在傾訴他的罪惡，春雨在滋潤他的靈魂。”當然最好還是聽聽他的好友文強出獄時憑弔他的一付對聯:“譭譽已鮮明，難得臨終好評論定，君可無恨;死生安足道，追思莫逆特赦埋名，我尚長悲。”

戰犯的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戰俘，戰犯作為一種特殊的罪人和其他的犯罪分分子有所不同。

普通的犯罪分子的犯罪目的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做出殺人越貨之事。而“戰俘”主要是來自來自於敵營之中的“領導”或者重要士兵。

從定性上來說，戰犯和普通的犯罪分子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戰犯的行為更多是受到的“上級”或他所在“方面的政策”影響所做出的事情，即便有時候他們做出一些燒殺搶奪之事，若是知心悔改並且誠信投靠的話不會被判處死刑，但普通的罪犯可能就沒這機會了。

這個答案是肯定，第1次發世界大戰的時候，交戰國各國根本不遵守“優待戰俘”的條約，就算在停戰之後，也有大量的戰俘被屠殺。

第2次世界大戰後期，美國透過向日本廣島長崎投放兩顆原子彈之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時活動在世界各處的日軍無條件向當地的政府投降，並且上交武器。

當時在我國境內有將近百萬的戰俘投降，由於我國遭受戰爭摧殘較重，無力收教這些戰俘，所以就允許他們回到了日本國內。

不過也有一些罪大惡極的戰犯被留在了我國本土接受審判。

由於這些留在我國本土的戰犯大多都是一些罪大惡極之人，殺人放火之時根本沒少幹，所以在他們留守在監獄裡面的時候，會有一些士兵會刻意的報一些“私仇”。

除了非常重要的高階指揮官級別的戰犯，普通戰犯在監獄中死亡的事件還是比較常見的。

畢竟這些人都在中國犯下過非常深重的罪孽，但是軍事法庭未必會讓這群人死刑，所以死一些戰犯對於當時的中國政府來說也是“有必要的”。

而有一些將對高階的戰犯，由於他們要接受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不但不會殺死他們還要保護著他們的生命存活，讓軍事法庭對他作出最後的審判，比如說當年南京大屠殺的高階指揮官谷壽夫。

當年直接投降給中國政府的日本戰犯還是比較好運的，那些投降給蘇聯政府的戰犯就沒那麼幸運。

蘇聯在二戰時期消耗了大量的人口，國內的勞動力非常的欠缺。投降給蘇聯的60萬日本戰犯直接被蘇聯政府徵集為勞力，到蘇聯內部參加勞動，當時蘇聯對待戰犯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殘忍至極”。

這60萬戰俘從中國的東北地區讓他們步行到西伯利亞地區，此期間他們每天只是吃上一頓飯，而每頓飯可能只有幾片面包，所以生活條件非常的差。等到他們到指定地點的時候，60萬的戰俘死的還不到50萬。

日本投降之後，在美國的幫助之下透過一些外交政策，讓這批來到蘇聯的日本戰俘陸續回國，而最終從蘇聯境內回到日本的戰俘還不到30萬，有將近一半人都死在了蘇聯境內。

這些死亡的戰犯也都沒有墓碑，一般都是直接扔在了亂葬崗裡面，所以對於來到蘇聯的日本戰犯來說，能夠活下去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死人更是經常見到的事情。

所以綜合的來說，戰犯在關押期間死亡是很正常的，畢竟這些戰犯都曾犯下過深重的罪孽，殺了他們也並沒有什麼好可惜的。

大家好，我是裝腔君。

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經過七次特赦，到1975年原國民黨戰犯已經全部被釋放，至於在關押期間死亡的，我來列舉三位。

黃埔軍校第七期畢業生，18歲參加復興社特務處，1935年出任“護送班禪專使行署”少校參謀，到西藏開展情報活動，1945年被任命為軍統局第三處副處長，1946年1月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7月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策劃破壞了共產黨重慶地下市委機關報《挺進報》，逮捕了130多地下共產黨員，其中大部被殺害，他因此獲得四等雲髦勳章，並被任命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

1949年徐遠舉在重慶策劃一系列大屠殺、破壞計劃，12月被盧漢的雲南起義部隊逮捕，1956年轉到北京關押。他表示對自己的問題“決不保留，決不擴大縮小，老老實實交代”。戰犯經兩次特赦後，由於沒有他，他感到不滿，發牢騷：“我也認真學習。勞動也流汗水，積極寫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裡不符合特赦標準？”

1973年冬季一次受到批評後情緒激動，大吵大鬧，又用冷水洗澡，在衛生間暈倒，送醫院搶救未果，因腦血管破裂身亡。

被認為是小說《紅巖》中“徐鵬飛”的原形。

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原系中共黨員，曾參與廣漢武裝暴動，失敗後去南京。

1932年叛變投靠國民黨，加入戴笠在南京辦的洪公祠“中央特警訓練班”第一期受訓，畢業後到杭州浙江警官學校特警班任隊長、指導員。

1937年2月任軍統成都站副站長兼書記；1938年任貴州省會警察局督察長；1941年1月任軍統局川康區副區長、區長，兼四川省特委會主任秘書和國民政府成都行轅調查課課長。

1942年9月調任四川省緝私處處長，忠義救國軍縱隊指揮官。抗戰勝利後任國防部兵工署警衛稽查處少將處長。在重慶犯下了一樁又一樁的罪行。

1949年11月14日，親自簽發殺害江竹筠等30人的密裁令，重慶解放前夕，擔任保密局重慶破廠辦事處處長，

11月29日，策劃和指揮了對長壽水電廠、大溪溝重慶電力廠、國際廣播電臺、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等兵工廠和沙坪壩軍械、白市驛機場、山洞公路橋的爆炸破壞。指揮大破壞後，網路4000餘人組成“重慶衛戍司令部獨立第一師”，自任師長，準備到華鎣山地區打游擊，到達廣安時，發現被解放軍包圍，於是逃往蓬安、儀龍，最後潛伏於四川金堂縣五鳳溪，1950年5月被抓獲歸案。

先關押在川西公安廳政訓班；1955年底被解送重慶戰犯管理所；1956年6月被轉往北京公安部戰犯管理所，1971年因腦溢血病故。

1923年冬到廣州，考入大本營軍政部陸軍講武學校學習。1924年秋該校併入黃埔軍校，編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六隊學習，畢業後任黃埔軍校入伍生隊區隊附，國民革命軍第1軍排、連、營、團長。

1933年任第22師46旅少將旅長，南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1938年11月授陸軍少將，任國民革命軍第5軍副軍長；1943年1月任國民革命軍第32集團軍之國民革命軍第88軍軍長；194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34集團軍代副總司令；1946年起任湖南省軍管區司令官兼保安司令，長沙綏靖公署參謀長；1948年9月授陸軍中將，任第17兵團司令官。

1950年2月1日在廣西平而關被解放軍俘虜。1972年3月3日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病逝。

有，但都屬於正常死亡。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規律，誰也迴避不了這個事實。

解放戰爭末期，隨著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潰敗，我解放軍俘虜了大批的國民黨高階將領。他們其中的大部分人能夠積極改造，轉變思想。從而，獲得新生，比較圓滿地走完自己的下半生。像杜聿明(國民黨徐州"剿總"中將副司令)、王耀武(國民黨第二綏靖區中將司令兼山東省政府主席)、宋希濂(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中將主任)、陳長捷(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我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仁義之師，我黨歷來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俘虜的國民黨戰犯，也是以教育感化為主。給他們提供適宜的生活條件，健全的醫療衛生保障，充分提現了革命的人道主義。

但也有極少數國民黨戰犯，由於身體等其他方面的原因，沒能獲得新生。從而，把自己的生命終結在功德林監獄或撫順戰俘管理所中。在這裡，就比較知名的幾名國民黨戰犯死亡的原因，介紹給大家。

張淦:桂系李宗仁的得力干將，國民黨第三兵團中將司令官。本身年齡較大，由於長年作戰留下不少傷病。加上他信仰封建迷信，思想包袱較重。1959年在功德林監獄改造中因病去世，終年62歲。

楊文瑔:國民黨整編七十二師中將師長。他思想頑固拒不改造，自已生活習慣沒規律，行動散漫自由，因身體不適宜撫順的寒冷氣侯。1973年病逝於戰俘管理所，終年68歲。

劉嘉樹:國民黨第十七兵團司令官。因被俘心理有抹不去的陰影，身體肥胖，一身富貴病，暴飲暴食生活不節制。1972年病逝於撫順戰俘管理所，終年69歲。

陳林達:國民黨新編第五軍中將軍長。思想不端正，心情鬱悶致身體不適等原因，健康每況愈下。1970年病逝於撫順戰俘管理所，終年66歲。

徐遠舉:國民黨軍統局西南特區少將處長。思想頑固，自暴自棄，因受批評與人大吵一架，晚上又用涼水洗澡，冷熱刺激，導致血管破裂。1973年病逝於撫順戰俘管理所，終年58歲。

當然，還有少數因身體等原因病逝。因篇幅有限，就不再一一列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