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史書中都是王侯將相的傳記，好似一本本英雄人物史詩，但是中國古代最大的政治問題，並不是王侯將相，說到底是農民的問題。農民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土地的問題。很多朝代，因土地問題解決的好而興盛，也因土地問題解決的不好而衰敗。學者黃炎培所提出的“王朝週期律”的問題，在經濟上看，也是土地問題的集中反應。

夏朝和商朝的史料很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朝代採取的是奴隸主貴族政治制度。奴隸主貴族階級掌握著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文化生活以及國家暴力機器，奴隸們絲毫沒有反抗的能力。所以，除非是貴族政變或者外族入侵會造成改朝換代，很少會有來自內部的革命。

（奴隸社會的農業）

真正的革命，在西周王朝時發生了。

革命自然是系統工程，難以三言兩語解釋清楚。我們單說在政治制度上的變化，西周的統治階級選擇了封建制的辦法。在經濟領域，西周王朝是一個重視農業生產的朝代，而且由於統治階級人不多，所以所有的周人都要當兵，要向國家盡義務。這樣一來，西周的封建統治者就有責任讓周人都有履行義務的能力，這個辦法即是井田制。土地全部國有，國家按照丁口數量進行分配，農民們則依時還授。同時，國家法令還規定了，田地不能自由買賣、租賃。

這樣的制度是有好處的，因為農民們只要不是太懶，總會有一口活命的糧食。可是不好的地方也是顯而易見的，國家把個人的生產生活安排的死死的，勞動人民也就失去了開荒、開拓的積極性。既然中央政府大包大攬，那這樣的工作就都交給朝廷好了。

起初朝廷的土地是足夠的，畢竟地少人多，到後來人口多了之後，就出現了大問題了。老百姓沒有土地耕種，自己都吃不飽了，自然也就談不上對國家盡義務了。這樣，西周的封建制度的基礎就開始動搖了，各個諸侯國為了估計老百姓開荒，紛紛拋棄了井田制，開始預設“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

（井田制是基本的經濟制度）

這種局面一直髮展到秦始皇五年，公元前216年時，政府才有了明確的法令：令黔首自實田。意思是很明白的，你開了多少荒，自己上報，國家按照你的田地數額來徵稅，當然，作為你繳納賦稅的回報，政府也保障你的私有財產，包括土地。從這一刻起，中國的土地制度，就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從“國家社會主義”（這個詞兒不一定準確）進入到了小農經濟的私有制了。

這是中國的政治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像中國這樣廣博的土地，如果按照封建制度一直髮展下去，可能也會如歐洲一樣遍地小國。秦始皇的革命，在於強化了中央集權，併為之配套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

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究竟好不好？

有好也有不好。好處自然是顯而易見的，中國那麼大的國家，那麼多的人口都聽從一個政府的號令，這大大提升了國家應對威脅、災難的整體實力，所以中國曆經數千年發展演化，始終屹立不倒。壞處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政治上強調單一性、服從性，中國社會為了穩定社會秩序犧牲了在思想文化、科技研發等方面的創造力，社會發展速度變慢了。

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管控，朝廷實行了很多辦法和制度，而最有效果的，就是不斷地拆分大宗族，把整個社會都做成三五口之家，然後政府再以國家力量對其徵兵、徵稅，也不怕他起來造反。不過，中國是氏族社會發展而來的，聚族而居有很長的歷史慣性，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地方上都存在著豪傑等宗族人物，政府施政有時候還要仰仗他們。

在唐代之前，這些人依靠著掌握的文化知識，宗族勢力，形成了與皇權博弈的政治局面。所以，唐代之前的朝廷，很少是農民起義推翻的，都是貴族階級藉助農民起義的勢頭改朝換代。

從朝廷建立，到爆發農民起義，這個時間通常很短，有時候只需要幾十年，有時候可能需要一百多年。這是因為土地私有是小農經濟的基礎，可是自由買賣土地，不抑兼併的後果就是小農經濟的破產。這種破產，有很多原因，更多可能是政府的需求無度，生生把農民逼破產。所謂苛政猛於虎。失去土地的農民沒了活路，先是做流民，流民做不成，就做了盜匪，盜匪再發展下去就是流民大起義。這時候，再有一兩個豪傑出來聲稱順應天命，改朝換代就完成了。（秦始皇想了很多辦法對付豪傑）

皇帝們自然是深知這些豪傑們的勢力，他們幾百年來一直在與他們鬥法，一定要瓦解他們在地方上政治、經濟方面的超然地位。

這種努力在唐朝時期有了初步的成果，突出的表現即是科舉制度的產生，打破了這些豪傑們對政治的壟斷，朝廷可以繞過這些豪傑直接面對農戶。中央集權這才有了真正的意義，不然，總要依賴豪傑們管理地方，哪裡來的中央集權？

既然朝廷跨過中間商，直接與農民有了聯絡，那麼同樣也就少了這中間一層的政治緩衝區，農民們一旦又吃不飽飯了，就不會只怪官守，而是直接去找皇帝老爺了。所以，唐朝之後的農民起義越來越多。

不過，好在農民們沒有什麼文化，他們的組織能力不行，畢竟都是三五口之家，也沒什麼進士、舉人去幫忙建設革命理論。所以，一般的農民起義，皇帝們還能應付的過去。一旦老百姓起義了，那就說明朝廷收的太厲害了，就降低一點，做一些改革，農民們的憤怒值就會降一點。

君主專制制度在唐朝之後發展的越來越完善，朝廷能夠維繫的時間，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長了。唐朝之前的朝代，往往一百多年就要爆發政治危機。在唐朝之後，只要不是元朝那樣的傻缺治國，一般都能維持個三百年左右。這背後的原因，即是政府取得了對農民階級絕對的不對稱優勢，農民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風險值大幅度提高。

這就是學者黃炎培所提出的“王朝週期律”，其根本問題在農民，核心關鍵則是土地問題。土地兼併的慢，危機到來就會慢；土地兼併的快，危機到來就會快。所以，很多人明智的統治者，通常會抑制兼併。可是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在法理上、現實環境方面都是沒有辦法完全阻止兼併的。

那麼能不能恢復西周的井田制呢？國家社會主義。這樣的事情，王莽就幹過，結果得罪了社會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農民。農民為什麼會恨王莽呢，他不是把土地分給農民了嗎？這是因為農民們既有了土地，就要履行對國家的義務，各種稅收、徭役、攤派隨之而來，農民們那可憐的收入，哪裡會負擔得了這麼多？於是很多農民乾脆加入了赤眉軍。

農民們負擔不了，若能自由買賣土地，農民們自然樂得把土地賣給地主，讓地主去履行對國家的義務，把自己賣作了奴隸，給地主進山燒炭，出海曬鹽。由於這些工商業的收入不錯，這些奴隸們的日子，反而要比那些所謂的自由民紅火的多。

那麼政府就不能少收一點稅嗎？

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實際上歷朝歷代也確實是輕徭薄賦，就是擔心把農民給逼破產。可是這樣的輕徭薄賦，最終得便宜的還會是地主階級。政府收稅的慾望是無法長期控制的，農業生產又是靠天吃飯，有太多不穩定的因素，因此，農民失去土地，也只是時間問題。

如果中國社會文明的底色是工商業社會，那麼失地農民好歹還會有進城打工的機會。可是，幾千年來，中國卻固執地選擇了農業文明，這樣，土地的問題就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魯迅看明白了中國問題）

土地問題，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問題。中國歷史上的治亂興替，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迴圈往復。若是誰參悟透了這個問題，那麼誰就真正瞭解了中國社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有兩個人是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的，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毛澤東。

大自然控制人類文明發展的密碼是疫病。

公元前三百年左右，人類文明發生爆炸。中國出現了孔子孟子墨子等等思想家科學家，古希臘也出現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等哲學家科學家。怪異的是公元前二百年，中國歐洲這些文明發展成果竟然一夜之間消失。

過去了2000年，歐美出現了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大爆炸，牛頓、愛因斯坦，甚至印度也有拉馬努金。中國更是有古今中外最偉大的領袖，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於一身。怪異的是今天，歐美科技出現了停頓甚至倒退。

於是，秦始皇的應對辦法焚書坑儒剿滅墨家，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呆在家裡，類似於今天的居家隔離。

公元前200年往前，中國社會人員稀疏，老百姓守著一畝三分地，社會也歧視商販買賣行為，國家就十分平穩，而以後，由於國家統一，人員流動，戰爭，瘟疫頻發，國家多不穩定。

1918年，鑑於歐美強盜對全世界的瘋狂侵略掠奪，大自然祭出了冠狀病毒的巨型和隱形殺手，外加流感病毒，連番進攻人類，於是，人類科技停頓，文明倒退。特別是歐美國家，必將進入蠻荒矇昧狀態，很明顯，冠狀病毒或者流感病毒肯定會對人的神經系統構成損害。如果你再敢自作聰明，乙腦病毒，瘋牛病等等病毒，不相信你不傻。

這是因為一切社會都會呈現一個加速發展的過程。

夏商周被後人類比為秦之後的朝代，其實是非常不嚴謹的，因為夏商周和秦之後的華夏帝制國家，社會形態的差異是非常大的。而這種非常大的差異，一定是較長的時間的社會演化所造成的，但是因為當時的歷史記錄過於稀少，現代人就認為這些朝代傳了很長的時間。

就說現在，關於夏朝是否存在都還是一個問題，這樣它作為一個政權的存續的時間和狀態當然是不可確定的，無論《尚書》還是《史記》的記載，都沒有任何實物作為佐證。也就是說在商朝之前的社會形態當代人是不清楚的，說這個所謂的朝代延祚了很長時間是不準確的。

而關於商朝，文獻和實物的證據就多得多，但是具體存在了多少年，也並沒有確切的定論，一般認為在500——600年之間，而確定有多少年的只有周朝，從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年，接近了800年的歷史，可以算在東亞這塊土地上延續時間最久的一個時代。

夏朝沒有確切的歷史記錄，這裡放下不談。就算到了商朝時候，因為生產力極為低下，社會並沒有多少產品的剩餘，也就是說，財產私有制都還沒有完全成形，商朝的首領，也只類同於原始部落的聯盟的一個頭領，保不定部落大會結束之後還要去自己的私田幹一下農活也說不定。想想紂王被後人所詛咒的大罪，不就搞妲己喜妹了兩個小妾，家裡多存了一點酒肉，就成了史書上說的“酒池肉林”的大罪，和現在的貪官記不起自己有多少情婦，清點家裡的贓款燒壞幾臺點鈔機的財富比起來，紂王先生成為中國歷史上各聲最大的暴君，可真是夠冤枉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出紂王這點財富，只能算後世一個家底稍微殷實一點的小地主的派頭，而他手下的幹部，有多少油水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樣的社會形態，估計願意做紂王那一個位置也沒幾個。所以民間會有許由洗耳的故事，和現在的大學生們爭考公務員是很不一樣的。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上古時代的政權能延續更長的時間了。

到了周朝，鐵製的農具開始大量使用，耕作的效率大大提高，社會財富有了更多的剩餘，周天子的手下們大概可以真的當上脫產幹部了，當官就成了真的有利可圖的事情。周朝用來約束諸侯的禮，被諸侯們積極的富國強兵的熱情所取代。被架空的周天子就像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哪一個都是比他更強勢的存在，還用周朝標記歷史，只不過是為了一種體例的方便。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統治者用暴力維持統治的時間會越來越短，這是因為技術的發展之後，統治者能更迅速地收刮社會矣財富實現自己的目的，從井田改成私田，然後再“編戶齊民”，當這種剝奪的手段越來越殘酷之後，激起的反抗同樣也越來越強烈。這樣就會有後來的朝代最長就在三百年左右的說法。

當然，以上說的是農業時代，如果在工業社會的極權政權，由於有了更強的對民間財富剝奪的技術，使三百年的時間又大幅縮短，一般認為非民主的政權，壽命不超過七十年，也就是說那些極權者奪取政權之後，在第一代統治者憑著戰爭年代的威信，可以維持統治，而下一代之後就會危機重重，或者政權垮臺。如果我們看一下二十世紀的歷史，極權社會能撐到70年的都很少，可以說確實也有這樣的一個規律。

在秦之前。天下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夏商周都是鬆散的部落諸侯，天子只是其中最為強大的一個，隨著生產力的進步，權利日益集中，社會進步的紅利開始下沉，更多的下層平民渴望得到更多的權利，於是士出現了，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最為活躍的一段時期，各諸侯國為了增強勢力，激發鬥志，將原本貴族的特權開放，以此使的王室聲望，權利，實力大增，這就是中央集權，商鞅變法的一部分就是這個。

秦國是第一個徹底完成統一這一重舉的朝代，分封制被廢除，郡縣制興起。

諸侯國的時候，每個諸侯因為東西是自己的從而盡心盡力的統治，而郡縣制來講，說句不好聽的，東西是國家的，卻可以利用為自己謀私利，大部分人都這麼想，就會壓迫底層民眾，當到一定程度，農民起義就會爆發，但往往最終得利的是另一個上層家族，他們只是換了一個統治者，歷史也是這樣週而復始。

首先，周以前的史料很少。很多歷史都是今人大肆開拓的結果。《竹書紀年》並非真的從古墓挖出，而是後世手抄本，成書時間不會太早。《清華簡》來路不明。

其次，學術界推定的夏代的考古遺址二里頭遺址，根據碳元素測定為夏代晚期商代早期遺址，出土文物並不豐富，無同時代文字記載。

再次，商代殷墟為商代中後期遺址，據現有史料及考古推定，遷都數次，大量人殉骸骨都表明商代是奴隸社會，還有原始血腥痕跡。當然周代也有人殉。

第四點：甲骨文其實和楔形文字很像很像，今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的簡化版。商代國君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都用上了，和今天的姓氏制度差別也很大。 甲骨文上的文字據說專家也就破解了一千多個，這不是文化斷層嗎？

第五點：生產資料和人口，肯定後面朝代物質更豐富，人口更多，矛盾更大。

第六點，隨著時間推移，人會從商代原始矇昧的鬼神崇拜（巫）和等級制度中覺醒：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權意識越強，反抗壓迫也就越強。

綜上：夏商西周都是奴隸社會，而且夏商史料不足，考古結論是被學術界推定而來。就從周克商，商伐東夷淮夷等傳記資料看，商代的版圖比後面的統一王朝小的多，人口少得多，思想先進性弱得多。

秦制與分封制有很多不同，其中有一些本質上的不同就決定了這個結局。

分封制安排封地，逐級分封。並且以周禮詳細規範了各等級的尊卑秩序，諸如享受什麼待遇，甚至各等級奏什麼樂、車攆儀仗什麼規制都有詳細規定。就是說在這種制度下，人一出生基本就決定了一切。社會是穩定的，變化很小。

這種制度不要說生而為奴為平民者沒有什麼可想的，就是貴族層級裡的人也僅僅只能關注誰去繼承自己層級的那個爵位的問題，更高的想象就沒有了。這種制度貴族大多不必擔心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戰，因為一切都是遵照禮樂制度行事的，禮樂制度很像是法律，也很像共同遵守的守則。這種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穩定，沒有流動性，變化不大。而且也容易讓各級之間達成一個穩定的關係和恰當的相處關係。由於流動性很低，所以人的思想不容易想入非非，也沒有必要去動歪腦筋。動了也沒有用，因為沒有人承認你，等於零。

春秋戰國諸侯割據，禮壞樂崩。禮樂制度在諸侯與周王這個層級的關係上名存實亡。這樣流動性就出現了，諸侯們需要壯大自己，所以誕生了大批能人異士前去獻策，門客制度出現了。百家爭鳴也出現了。就是說百家爭鳴是因為諸侯有了壯大自己的需求，這才導致流動性。流動性也就刺激出了百家爭鳴。但這種流動性是有限的，有的獻策獻寶者還因此招致禍端。獻和氏璧的故事就是典型的流動性驅動的行為。

秦國自商鞅變法，則徹底改變了流動性小的局面。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壓制舊貴族利益，使其讓出部分利益給有能力者，給有軍功者。只要是戰場上斬獲敵人人頭就可以獲得封賞，這樣不僅吸納了更多的人才進入秦國，而且把多數人的能動性都調動起來了。透過拼搏奮鬥可以改變命運了，可以有上升通道了，你想這對出生即決定卑微命運的人有多大吸引力。經濟上又准許土地買賣，打破了土地為分封世襲所有的局面。經濟和貧富上的流動性也打開了。這種制度你能說不好嗎？秦國成功的秘密是公開的，但其他諸侯國學不了，因為你這個貴族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固有利益，自我斷腕當然是困難的。所以只能眼睜睜看著秦國強大起來，並最終滅掉六國。文獻裡把秦國說得很兇蠻、很邪惡，其實是本末倒置的。

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出現了，貧富轉換的流動性也出現了。首先就是地位低的人可以想入非非了，可以動腦筋了。人們對利益的爭奪也開始全方位激烈了。作為身處高位的人也開始防備左右了。標誌性人物趙高就是一個想入非非動歪腦筋的僭越者。更要命的是秦意外滅亡了，秦制的核心內容之一的秦法沒能被連帶繼承。劉邦作為一個出生地位不是很高的人也能登基做皇帝，就是說連最高統治者都可以流動了，出生不能決定一切了。這與先秦社會完全不同。所以更加增加了人們爭奪利益的動力。劉邦是個典型的小人，而且是楚漢爭霸裡唯一的小人，最終獲勝了。這樣連帶古風也丟失了，沒有什麼道需要遵從，成王敗寇成了唯一真理，只要能成功就可以不擇手段。

成也流動性，敗了流動性。人們只要有機會都會爭搶，這使得君王也將保衛權力作為首要任務。漢武帝就使用了外戚平衡朝中勢力，然後再在達到目的之後，防止外戚做大果斷清除。衛青一家的遭遇就是如此。先秦時代這些方面基本都不是問題，因為君王地位很穩定，幾乎沒有僭越者。兵權也可以交由一人掌管。後來就不行了，到了宋代更是搞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文官掌管兵權。

這種可以有希望改變命運的制度本來是好事，畢竟上升通道有了，貧富流動轉換也有了。可是缺了兩個致命的東西，道和法。秦國時有先秦古風約束著人們的內心。項羽、韓信身上就還能看到古風，項羽不願做苟且的事，韓信懂得感恩。按現在的成功學邏輯，此二人是不可理喻的。然而那是那個時代的風氣，扶蘇接到趙高的假詔書就遵命自殺了，蒙恬也沒有像後來的將領軍閥那樣在其中謀劃。這說明那個時代就是那樣，人們是有操守的，光明磊落是普遍的。第二就是秦法，秦法能讓秦國王族宗親都受害，那它的法制程度已經是很高的了。

只要有了道和法，就算社會流動性打開了，負面影響也會被壓制。遵從道法、公平競爭有什麼不好呢？今天也提倡競爭，但如果沒有公平合理的制度和價值觀，那自然就會矛盾重重，一個比一個做的絕，一個比一個做的缺德，做的可怕。統治者若把大量精力用來防備左右，那其中的內耗就會增大，治理國家則會變成不是最重要的，保住權力地位才是第一需求。各級官員都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理，所以社會矛盾就會隨著流動性變大變小，變激烈。

更要命的一個問題是土地，雖然土地可以買賣會誕生透過勤勞致富的地主，但土地更多還是會被豪強所持有，每當王朝經過一定的時期，土地兼併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國傳統農耕社會，土地就是命脈。一旦土地兼併達到一定的程度就與賦稅發生矛盾，國家需要稅收，土地又被集中。農民的負擔也就不斷增大了。帝制最難解決的就是這一條。所以三百年就需要推倒重來一次。日本社會的穩定就是源於流動性低，天皇制度的矛盾又透過幕府政治給取代了，而且日本屬於多災害的島國，人們有整體生存憂慮，整體民族性更強，而且日本的古風至今都保留得很好。所以日本看起來穩定性更高。

這個提法是不嚴謹的，或者說，我們之前歷史書上寫的不夠嚴謹。

夏商周真的都超過300年了嗎？夏朝雖然從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但根據《史記》記載，夏朝在中期就發生了“太康失國”，而經過一代人的臥薪嚐膽，才有了“少康復國”，在失國和復國之間，實際上夏朝是已經亡國了的，它的效果，和兩漢之間的王莽新朝一樣；

而商朝從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雖然沒有經過夏朝這樣的災難，但是天災卻在不斷驅趕著他們，在商朝前期，國都不斷搬遷，直到盤庚遷都後，商朝國都才穩定下來，歷史上，將商朝也叫作“殷朝”，其原因就是因為盤庚遷殷。而盤庚遷殷後，商朝維持的時間，只有270多年；

周朝更不必說，雖然周超有800多年，但是能被稱為王朝的，只有西周，從前1046年，到前771年，共275年，東周開始，諸侯爭霸，雖然有500多年時間，但需要分為兩個階段，春秋和戰國，分別為200多年。

所以，先秦時代的朝代真的很長壽嗎？

不是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將先秦時代和秦之後的朝代做一個對比，因為他們已經出現了本質的不同：

即從部落到中央集權國家

這是先秦和秦後朝代的最大區別，在夏商周時期，所謂的王朝更多的應該是一個部落，比如商朝曾經是夏朝的一個部落，周曾經是商朝的一個部落。

部落制的王朝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並存，比如周文王時代，周朝的疆域面積已經達到了商朝的兩倍，所謂得天下三分之二。而此時，商朝還處於紂王統治時期。

但是在秦建立後，，普天之下，再不允許有並立政權的存在，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由於中央集權的加強，所有的要素都要圍繞著皇帝一人，這樣的集權國家是先秦時代沒有的。

政體的改變帶來了土地制度的變革，在先秦時代，政權並立，特別是春秋戰國，不同的國家，推行著不同的制度，為了招攬更多的人才，各國爭相丟擲橄欖枝，所以人們的去處多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而且隨著兼併戰爭的進行，大量的土地進入了新的兼併流轉週期，整個土地制度充滿著活力。但是在進入大一統時代後，土地的兼併流轉週期開始單一，農民也不可能隨便流動，腳下的土地成為謀生的唯一選擇，除了聽從政府，他們別無選擇。

而土地兼併流轉週期一般都是300年，兩個週期之間，是幾十年的農民起義、軍閥混戰，所以，秦之後的王朝，基本沒有超過300年的。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Yes”，一個酷愛歷史的妹紙，期待您的關注！

跟生產力和造反成本有關。原始社會，生產力低，幾乎無剝削，你沒造反的必要。奴隸社會，人口增加，爭奪食物資源，部落之間戰爭，俘虜成了奴隸。酋長領著你剝削奴隸去了，你都成了剝削者了，能去造酋長的反嗎？奴隸呢，酋長也不傻，只留下了一定數量的奴隸，保證奴隸造反打不過你們部落，多餘的奴隸不是賣了就是殺了。後來你家酋長跟十來個酋長來了一場混戰，給其他酋長都打服了，你家酋長當了老大，變成了王。這就是夏朝，商朝的酋長當老大制度。酋長們互相制約，造反成本太高，沒必要為了個王的虛名去冒險。但是時間久了，經過將近九百年吧，酋長都改稱了王，原來的王改叫大王了。其中的一個有野心的王，他吃了很多其他的王，力量越來越大，比你家大王還猛。有一天他聯合其他很多王，給你家大王乾死了，他當了大王，這就是武王伐紂。他透過造反當了大王以後，吸取了自己造反的經驗，第一改稱天子，把跟王的差距顯示出來。第二，規定了每個王的領地範圍，不允許王互相兼併，第三，哪個王敢造反，大家一起圈他，第四，王每年給他上點貢，在自己領地內生活自理，不多幹預。這樣就形成了王們互相制約，互相配合剝削奴隸的穩定局面。每個王可以剝削更多的奴隸，生活更好了，沒必要造天子的反。王可以收貢，日子也美滋滋。奴隸還是打不過人家。這就是西周分封制。這樣，又經過八百年。每個王的實力變得不均衡了，天子早就成了傀儡，形同虛設，無力控制王們互相兼併，這就是春秋戰國。後來其中的一個王把所有王都吃掉了，這就是秦王掃六合。這次它沒有再去分封，玩個大的直接讓除了他一小撮自己人以外所有人都變成奴隸，乾脆把奴隸的名字也改成平民，照顧一下人家的情緒，反正都一樣。把自己的名稱改成了皇帝。這次真過癮，奴役了整個國家的人，整個國家財富都集中在他們一小撮人手裡，花的痛快，但是問題也來了，由於奴役的人太多了，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奴隸主打不過奴隸的情況。奴隸一沒飯吃就造反，一不小心久會被奴隸推翻。這就是秦以後王朝都不過300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