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與晉商、潮商，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商幫”。在中國漫長的商業歷史上，三大商幫在群星璀璨的各路商幫中最為耀眼。

而其中，徽商與晉商之間，兩相比較，則更能給人啟示。

例如：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徽商則完全相反，由於敬重儒學，提倡“學而優則仕”，所以從政的較多；再例如：晉商多尊奉鄉人關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學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此外，徽商通常是以家族為組織紐帶，他們有一句話叫“用親不用鄉”，晉商則以地域關係為紐帶，他們是用鄉不用親，等等。

那麼，創造商業奇蹟不相上下的兩大商幫，但其大相庭徑之處，到底能帶給人什麼思考呢？

1

晉商、徽商的鹽業興衰大比拼

據復旦大學教授王振忠對《中外管理》介紹，徽商與晉商都是明清時代中國最為重要的商幫。晉商先起，但它的衰落比徽商晚。晉商的發跡，與明代的開中制度有關。

在明初，蒙元殘餘勢力雖然已退往漠北，但仍對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威脅。為了加強防範，明朝政府先後建立了九邊，在北方邊地駐兵屯墾。當時，為了解決糧食補給問題，實施“開中法”，讓商人輸糧支邊，作為回報，對商人授予鹽引（食鹽運銷許可憑證）作為獎勵，讓他們前往淮、浙各地鹽場支取引鹽。因此，有不少晉、陝商人因此而起家，晉商由此而興。

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間，運司納銀製度確立，商人只需在揚州等地交納銀兩，便可獲得鹽引。在此背景下，北方邊地屯墾受到劇烈衝擊，與揚州等地更為近便的“徽州鹽商”嶄露頭角。

到了明代萬曆年間推行綱鹽制度，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此後，徽州鹽商的實力開始逐漸超過了山西商人。明末改變開中制，晉商則被迫退出鹽業。

及至清代，揚州等地的鹽商中，徽商佔了絕對的優勢。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此時受到嚴重打擊。而到了清末，廢除鹽商壟斷特權後，徽商在鹽業的優勢也土崩瓦解。

在鼎盛期的比較上，徽商雖然崛起較晚，但鼎盛期的出現卻早於晉商，徽商在明朝中後期便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續到清朝。晉商起步與明初，但到了清朝中期開始繁盛，步入鼎盛時期。

從地域上看，在明代，晉商與徽商的活動範圍都較大。晉商重點經營的區域，在中國北部和西部地區。不過在北方的北京、山東臨清、河南開封等地，也聚集了大批徽商，這與其時的南北貿易格局密切相關。當然，到了清代，除了北京仍有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徽商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地區。

明代中葉以後，徽商對於各地城鎮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句俗諺，叫“無徽不成鎮”。根據胡適先生的解釋，這句俗諺的意思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進去了，就會開設店鋪、發展商業，於是就將村落變成了市鎮。清代以後，“無徽不成鎮”主要指的是長江中下游一帶，特別是長三角。

2

晉商重義拜關公，徽商敬儒拜朱熹

晉商多尊奉鄉人關公，可以說只要有晉商票號或者商鋪的地方，都會有關公供臺，關公是忠義的化身，也代表了晉商所秉持的為商理念，用“誠信仁義”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和經商活動。而在徽州民間信仰中，關公雖然也有其一席之地，不過，南宋理學家朱熹的地位顯然更為重要。

朱熹理學對徽州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明清兩代，不少地方的徽州會館也叫“紫陽書院”、“徽國文公祠”。所謂紫陽，是朱熹的一個別號。朱熹雖然生於閩北，但其祖籍卻在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徽商在徽州會館中祭祀的主神，往往是“徽國文公”（亦即朱熹）。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號，顯然是以此凸顯“賈而好儒”的“儒商”特色。

此種“賈而好儒”的特色，或者說是一種文化追求，對於徽商群體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賈”與“儒”密切結合，讓徽商有了區別於其他商幫的獨特氣質。從當時人的記錄來看，一些商人“賈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潛移默化下，自覺地以儒家倫理、道德規範指導自己的商業行為。明代中葉以後，徽商迅速發展為稱雄商界的一支勁旅，與此一重要特色顯然不無關係。

3

晉商“學而優則商”，徽商“學而優則仕”

對待教育的態度讓晉商和徽商走上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家中子弟天資聰慧者不是去考取功名，而往往是在年幼時就開始學習經商之道，他們把讀書看做副業，甚至把走上考科舉道路的人認作資質較差、不適合經商的子弟。

徽商則完全相反，在他們看來，經商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謀生手段，讀書作官，“學而優則仕”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不忘讀書。

由於崇文重教，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徽商，以“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識見和態度，“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他們毫不吝惜地輸金捐銀，建書院、興私塾、辦義學，“振興文教”。徽商商戶家中的子弟，自幼便進學堂學習四書五經，將科舉考試作為頭等大事。

王振忠教授對《中外管理》分析道：徽商“賈而好儒”、“雖為賈者，鹹近士風”。在徽州，很多人外出務工經商之前，在家鄉都受過最基礎的啟蒙教育。另外，明清時代徽州是個科舉極盛的區域，不少人名落孫山，只能轉而去經商。在這種情況下，徽商群體中便出現了不少高素質的文人。商幫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傳統的“四民秩序”（士農工商）觀。不過，也應當看到，“以賈代耕”的徽商，他們大膽肯定商業行為的正當性，目的是為商人群體正名，以求改善自身的社會地位。在不少人的內心深處，“儒為名高，賈為厚利”，徽商雖然重利，但亦重視“儒”名，故而服賈（經商）與業儒（以儒學為業）並行不悖，不少人更以“士商”自居。也正因為如此，徽州既是全國著名的商賈之鄉，又以文風興旺、科甲蔚盛，而被世人譽為“程朱闕里”、“東南鄒魯”。

徽商非常重視子弟教育，在徽商家族中出過大批進士、狀元。據何炳棣先生的統計，從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產生了519名進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鄉及第的），在全國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180年間，江蘇省產生了一甲進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進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箇中的很多人，都是徽商子弟。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顯然與徽商重視子弟教育有著重要的關係，這一點與北方的晉商有著顯著的不同。

文化上的先進決定了徽商在先決條件上的優勢。一方面愛讀書既促使徽州成為文風昌盛之地，另一方面又對商業經營產生積極影響。因為有文化，徽州人自然在審時度勢、運籌決算、進退取捨乃至整個經營活動中勝人一籌。

徽州商人在業賈致富後，總是想方設法讓子孫攻讀詩書，成就儒業。為此，他們踴躍捐資，在桑梓故里興修官學、書院，廣建義塾、文會，為鄉里、宗族內的貧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讀書環境。有的家族明確規定，對族中聰穎好學但卻無力從師的子弟，必須給予資助。對參加科舉應試的學子，給予來往路費、筆札膏火、慶弔酬酢等方面的資助。這些規定，被詳細地列入族規家法，世代遵行。

因此，在明清徽州，“十戶之村，不廢誦讀”，文風相當興盛。自明代中葉以來，大批徽州人外出務工經商，他們既將經商利潤匯回本土，又帶回了各種思想、觀念與文化，這使得皖南一域，呈現出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同生共榮的奇特景觀。徽商不僅在商業史上曾有過如日中天般的輝煌，而且，他們在文化上的建樹亦燦若繁星，這對於明清時代的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至於晉商，雖然也不排除一些人對儒學頗為重視，但‘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這在當時，也成為朝野各界的共識。正因為如此，晉商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要遠遜於徽州商幫。”復旦大學教授王振忠這樣總結到。

封建社會，皇權高於一切，和官府關係的好壞至關重要。徽商以“賈者力生，儒者力學”為基點，竭力發揮“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社會功能，將二者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徽州人讓子弟讀書走科舉之路固然有文化傳統，但更現實的還是子弟當官後作為徽商的後盾。因為徽商有文化，在與官府交往，同顯貴應酬中，便能言語相通，應對自如。歙縣江姓鄉紳江春更領導兩淮鹽業近50年，自乾隆中葉後，兩淮鹽業幾為徽商所壟斷。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是一重要因素，由於晉商無人能在朝廷擔任要職，自然無法“左右”朝廷政策。

4

徽商“用親不用鄉”，晉商“用鄉不用親”

徽商極為重視教育的背後，有出於維繫家族傳承的需要。對於徽商來說，從商可以有錢，但用錢買的官並沒有地位，只有透過科舉考試金榜題名而入仕，才有社會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維繫家族傳統的傳承。在這一點上，徽商和晉商比起來就更多了一些官商色彩。

晉商則以地域關係為紐帶，他們是用鄉不用親。晉商選人主要以同鄉為主，不過條件通常很苛刻，在選拔人才方面顯得更“純粹”。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晉商非常重家鄉，不論他們走多遠，在哪裡做生意，他們的家都安在山西，最後都要回到山西。徽州受中原移民的影響，家鄉觀念相對淡薄，徽商把生意做到哪裡就在哪裡紮根發芽，這也是徽商用親不用鄉的歷史原因。

當然，晉商和徽商的文化上差別，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重點是摒棄其文化上的糟粕，學習其文化上的精華，比如：晉商和徽商都“重誠信、講道義”，雖然成功之道很簡單，而恰恰是因為這些樸素的經商之道，才成就了它們縱橫華夏數百年的商業奇蹟，這點對於那些想做“基業長青”的企業來說，尤其值得深思。

徽商在經營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場行情，實行靈活經營。有一業為主兼營它業的；有根據不同行情、季節變換經營專案的

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三年一歸，新婚離別，習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與封建官僚混為一體，或相互接託。他們除以“急公議敘”、“捐納”和“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外，還以重資結納，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躋身官僚行業，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自己也就成為官商。

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境內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極為方便，山貨土特產品又極為豐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質基礎。同時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贍一，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於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午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扣和茶葉。成化以後，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把商人輸糧邊區，換取食鹽，在一定區域販賣的方法，改為商入在產鹽地區吶糧給鹽，聽其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一一兩淮、兩浙，成為鹽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漸以發展鹽業經營而雄飛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徽商形成了鹽、典、茶、木四大行業。除比，還有布匹、絲綢、糧油、陶瓷、漆器、藥材、徽菜，以及山雜南北貨、京片百貨等多種多樣行業．對徽商來說，只要有利可圖；無業不就。徽商經營方式也靈活多樣，大體有這樣五種：一是走販（長途販運）二是團積(囤積居奇，賤買貴賣)，三是開張(廣設店肆，開展競爭)，四是質劑(經營典當，權子母錢)，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鮮)。也有前店後坊或設廠兼營直接生產的．如鄭天鎮、朱雲治在福建開採鐵礦、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織廠、汪長兮在房村製造麴櫱，都是一面生產，一面販賣，合工商業於一身。

徽商資本，開始雖多由小本經營致富，但也有官僚資本參雜其中。商人家屬已成顯宦，享受特權明清都禁止官吏經商，但官僚家屬不禁止，增殖資本；或由其他官吏委託鉅款，代為營運．分得潤餘。明代以財富稱雄的徽商，往往以錢財珍寶結納權貴。如墨商羅小華，為明代權奸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的入幕之賓。富商吳養晦說：他的大父曾欠納鹽款20餘萬。如不勾結權貴，豈能欠下國家這筆鉅款。

徽商位列古代四大商幫，徽商泛指徽州府籍的商人，據考證徽商始於晉朝直到清末才慢慢衰敗。

徽商相較於別的商幫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推崇文化教育雖然自己經商但從內心希望自己的子女從政。由於推崇文化教育所以徽商另一顯著特點就是特別講究儒雅。並把誠信為本作為商業的秘訣。並貫徹落實，有句他們自己的話叫：無誠無以為商 無信枉稱徽商。

古時徽州土地狹小，不可能每家都耕地過活，所以外出經商的人特別多，也促使了徽商獨特的家鄉觀念。這點跟魯商有點相同，由於崇尚學文從政。以至於有不法商人最早的進行了官商勾結。開始了最早的老鄉文化。徽商代表人物就是胡雪巖。

直到清末社會動盪，朝廷政策變更，資本主義興起。沒有來得及搭上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自身未能及時轉型所以衰落。

但徽商留給世人的誠信為本，卻是當今世人的最基本的做事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