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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成就非凡都是天時地利人和綜合作用的結果。戰國時期承繼了春秋時期就初露端倪的諸侯角力,開創了百家爭鳴的文化氛圍,諸侯國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也大幅提升。一時間,時局變幻,強國備出,頗有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意味。而戰國七雄中的魏,齊,楚能被稱為傳統強國,自然要從其歷史背景和國家發展上追根溯源。
一,天時:戰國初期的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標誌著周天子王權衰落,諸侯爭霸的開始。
在周王室統治穩固,大權在握時,以下犯上,弒君殺主的行為是不符合當時的禮法的,可以說是大逆不道,絕對為世俗所不容的。但是,隨著周天子王權旁落,三家分晉和陳氏代齊不僅沒有招致打擊報復,還從法理上得到了天下共主的周天子的承認。這不僅僅是對這一行為的一種縱容,還是一個諸侯可以自由發展的訊號,這為各諸侯各憑本事,自由發展開了方便之門。
作為三家分晉的受益方魏國和田氏代齊的田齊從中獲益良多。由於其是透過內部政權分裂實現的政權移交,幾乎可以說是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建國的,這樣不僅使得這兩個國家的統治者順利繼承了原有政權的優質資源,還保全了自己的實力,使其建國後迅速提升成為可能。
與魏齊不同的楚國卻是另一番局面。楚國開國國君熊繹最初和秦國開國國君一樣,不過被周天子封了個子爵,但是由於地處中原邊緣,不被中原諸國所認同。公元前704年,楚君熊通更是單方面自稱為王。這相當於自絕於周王室及其屬國,而周天子放任諸侯角逐,也為楚國開了角逐中原,爭霸天下的機會。大家機會平等,誰也不能再高舉道義,禮法的大旗不允許他人分“中原”這張大餅。
二,地利:相對天時的一時之利,地利的加持相對會更持久,作用更值得深入分析。
魏國西鄰秦韓,南接楚,北通趙,東連齊,地處中央,雖然看起來易攻難守,但是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民族的主要隱患--胡,狄,戎等異族也被這些與魏國同宗共祖的鄰國擋在了魏國門之外,這為魏國建國之初迅速發展提供了緩衝,使得魏國可以互通各國,交通經濟,吸納各華人才,進而使魏文侯最終成為戰國最早推行變法圖強的君主。
《六韜·六守》中記載【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谷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
齊國開國國君在答周文王時就提到了商業是保障國家富足,百姓無憂的一寶,而齊國的地理位置也非常有利於其發展商業。齊國東臨渤海,西接中原諸國,即可以煮鹽墾田,又可以透過海路發展對外貿易。據考察,齊國豐富的絲綢類產品就是當時對外貿易中很受歡迎的商品。《管子》中更是提到,齊國與北韓有生意往來,會從北韓進口他們的“文皮”和“毤服”。
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記載西周初期楚人領袖熊繹:“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
楚國最早封地不過50裡,還遠離中原地帶,雖然導致楚國建國之初國力維艱,諸多不便,歷代楚君壓力山大。但是也讓楚國躲過了早期的諸侯紛爭,只關注於自身發展。到戰國末期,楚國已經是諸侯國中領土最大的國家了。
三,人和:強君良臣各得其所。
作為開國之君的魏武侯不僅高瞻遠矚,早早的就粉碎了趙獻侯分化韓魏的意圖,還為韓趙魏三國的發展給出高屋建瓴的規劃。排除外患後,他用翟璜為相,改革時弊,發展政務;用樂羊,吳起為將,攻掠中山,開疆擴土,大力發展軍事;以李悝為國師,推行變法,依法治國。在其當政期間,任人唯賢,文武兼治,擴充國土。透過魏武侯父子兩代的努力,魏國在建國之初就透過變法等前瞻性舉措達到了強盛並稱雄的國力。
而不同於公元前445年三家分晉才建國的魏國和以子爵之位發展壯大的楚國,齊國是在周武王分封時就很強大的諸侯國。在建國之初,國君姜太公就很明確了國家發展的重點--“大農,大工,大商”,在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的發揚光大下,齊國保持並壯大了強盛的國力。而取而代之的田氏家族為了奪權,也圖謀數代,幾乎代代人才,這對於齊國國力保持持續強盛也是助力頗多。何況齊國發展過程中還有管仲,晏嬰,孫武等稱雄一時的輔弼之臣。
楚國的稱雄一方,其良將能臣自然是功不可沒,但是其歷代君王的野心和夢想卻是其他諸侯國無法睥睨的。自從第一代楚王熊繹以子爵身份發展那50裡地開始,各代國君就霸氣外漏。據傳楚國第二代國君熊艾當政時,周昭王曾經兩度征伐楚國,但都鎩羽而歸。
《史記集解》: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
《史記索隱》:宋衷雲:“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於西翟。”
這不僅是昭示著周王朝的衰敗,也是楚國不懼強周,敢與周王朝抗衡的一個標誌。第六代楚君熊渠更是直接封自己的三個兒子為王,雖然後來取消,但其挑釁周王室之心昭然若揭。熊渠過世後其少子熊執疵弒兄篡位。第十一代楚君去世後,弒兄奪權再次發生。公元前741年,楚武王熊通又殺侄自立,並再次自封為王,從此周楚雙王並立的局面再未改變。公元前672年,楚成王熊惲又弒兄奪位。後來,楚成王又被太子商臣(楚穆王)逼迫自殺。而到楚穆王的孫子楚莊王時,其不僅可以稱霸諸侯國,還試圖問鼎中原。楚國伴隨著王位頻繁更迭,王族手足相殘的而逐步發展壯大起來。各代楚王雖然在位時間短,但他們仍然目標一致的不斷壯大國力,擴充疆土。這也不失為楚國獨特的強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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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底蘊、國家實力角度,分析傳統大國為何是齊楚魏,而不包括秦國 我們都知道在戰國時代,整個中原地區盤踞著七大諸侯國,而這七大諸侯國也幾乎佔據著中原地區的所有勢力,它們之間的爭鬥讓整個戰國時代的歷史變得紛亂複雜,其實在那個時代並非只有這七個諸侯國,還有一些像衛國、宋國、魯國、這樣的小國,因國家發展和實力的原因並沒有被人們納入視野,只有這七大諸侯國因為強大的實力被人們看成了七分天下的物件,史稱戰國七雄。
實際上在這七大諸侯國當中也是有高低之分的,有幾個國家被人們當成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在這幾個國家當中,都不包括最終贏得了戰國時代所有戰爭勝利的秦國。
而同為戰國七雄,這三個國家又為什麼能夠脫穎而出呢?甚至它們在人們的心目當中都能夠超過最終贏得了勝利的秦國呢,而秦國又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而沒有排在此列呢?我們今天就來重點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下什麼是傳統意義上的強國,而齊國、魏國和楚國這三個國家又是憑藉什麼位居此列的呢?我們來分析一下原因。
1.魏國 魏國繼承老牌大諸侯國晉國的衣缽 首先我們來看魏國,魏國雖然建國時間不長,但在之前,它卻是老牌諸侯大國晉國的一個家臣,在晉國具有非常強大的權力,這也就意味著這個家族的執政歷史非常的深遠,雖然並非是自己掌控一個國家,但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它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絕對是舉足輕重的。所以在執政歷史這一方面,它並不遜色於其它的國家。其次,在戰國時期到來之後,魏國是第一個強大起來的國家,同時也是戰國時代第一個進行變法的國家,並且它所實施的變法非常的先進,隸屬於法治變法。李悝和吳起變法成功,讓魏國成為戰國時期第一個超級大國 當時在魏國實行變法的李悝是法家的重要人物,他的變法政策順應歷史的發展潮流,在經濟上、政治上、司法上都有改革,同時在土地上也有先進的地方存在,他將農業民族的土地發展與軍隊的戰爭需求聯絡在了一起,拉近了軍民之間的關係,為魏國後來軍事實力的強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來吳起又在魏國進行了軍事變法,為魏國訓練出了幾乎百戰百勝的魏武卒。於是,魏國一躍成為戰國時代最為強大的諸侯國。
2.齊國齊國立國於西周初年,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 其次,我們來看一下齊國。齊國能夠位居此列其實比較的好理解,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第一,這個國傢俱有深厚的歷史底蘊,雖然在戰國時期的齊國已經不是那個周朝時候分封的姜齊國,但是這個國家的國號並沒有改變,它的國家發展策略也沒有改變,所以人們普遍的將這兩個家族執政時期的齊國,看作是一個完整的齊國。齊國的傳承是由西周立國時期開始的,而它本身的第一任君主也是聲名赫赫的姜子牙,所以無論是在西周建國初期也好,還是在一直以來的發展程序當中也好,這個國家都具有著深厚的發展底蘊;經久不衰的齊國,自然會被人們刮目相看。 齊國曾創造歷史發展巔峰,屬於春秋五霸之一 第二個是這個國家曾經創造過歷史發展巔峰,在春秋時期這個國家曾經稱霸過中原。我們知道齊桓公屬於春秋五霸之一,他帶領著齊國走向了一條輝煌的道路。 第三,它在進入戰國時期之後進行過一場比較完美的變法就是齊威王變法,齊國是戰國時代經濟強國,曾與秦國並稱東西二帝第四,齊國是戰國時代的經濟強國。我們都知道齊國是位居東海之濱的國家,它在經濟發展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尤其是在海上貿易這一塊。有的歷史學家研究表明,在宋朝時期成形的海上絲綢之路,齊國在戰國中期與秦國並稱東西二帝,由此得知它的綜合國力也是非常的強盛的,所以這個國家能夠位居傳統經濟強國之列並不特殊。
3.楚國楚國儘管沒有歷史底蘊,但國傢俱有長遠的發展史 提起楚國,大家都能夠想象得到它當初的強大,同時,絕大部分人也都將其作為一個傳統強國,可是有趣的是楚國首先沒有歷史底蘊,其次,沒有進行過任何的變法,那麼它到底是憑藉著什麼位居傳統強國之列的呢?其實我們說的楚國沒有歷史底蘊只是說它不屬於正統諸侯國,因為它在春秋時期就已經脫離了周天子的掌控而自立為王了,它的做法並沒有遵從周朝的統治,因此它並不屬於那個時候的封建正統,但是這並不代表著這個國家沒有長遠的發展歷史。在歷史方面,它其實並不遜色於其它的國家。楚國儘管沒有進行變法,但國土面積最大,國家實力強大 其次,雖然這個國家並沒有進行變法,但是它的國家發展實力還是非常強大的。在軍事方面,它一直都不遜色於其它的國家,以至於在最終秦國消滅楚國的時候,還是要動用舉國之兵六十萬才敢與之一戰,由此也說明它軍事實力的強大。
所以,這段歷史告訴我們,一直活在別人的印象當中或許並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這像孟子所說的那樣,“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國家如果長時間的安樂,那麼必定離滅亡不再遙遠。 參考文獻:《左傳》、《戰國策》、《資治通鑑》、《漢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