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透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的變法運動。這場運動的主要就是改革政府機構，裁撤一些不必要的官員，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任用具有新思想的維新人士。

由於這個變法嚴重損害到以慈禧為代表的保守派的利益，最終只歷時103天就被強行鎮壓下去，這件事情的結局就是光緒被囚，康有為、梁啟超逃亡國外，康廣仁、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被砍頭的時候，身為湖廣總督的老爸譚繼洵不是不想救，而是根本沒有能力去救自己的兒子。因為他知道，自己去求情不但沒辦法救回自己的兒子，還有可能引起慈禧太后的怒火，到時候一家老小的性命都難保，所以這時候為了整個家族的安危，也只能犧牲自己的兒子。即便如此，譚繼洵最後也落得罷官還鄉，並在當地管束監視下憂懼而亡的下場。

?其實在被捕之前，譚嗣同原本是有機會逃往國外，但他卻主動放棄。一方面是為了以死明志，喚醒華人的意；另外一方面也是為了自己的家族考慮。畢竟譚嗣同不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他的父親當時還是湖廣總督，朝廷裡的一個封疆大吏。一旦譚嗣同逃往國外就會成為亂黨分子，抓不到他本人的慈禧一定會將怒火發洩到他的父親和家族身上，這時候譚家會因為他遭受滅頂之災，只有他死了才能平息慈禧太后的怒火，保全家人的姓名。

在戊戌六君子當中，無論是家世地位比他厲害的也有，但他們都免不了一死。比如戊戌六君子中的楊銳就是張之洞的得意門生，他曾將楊銳與其兄楊聰比做當代的蘇軾和蘇轍，由此可以看出楊銳在他心中的分量。據說張之洞很多送給朝廷的奏疏與重要文獻，都出自楊銳之手。曾代張之洞草擬了《廣軍援桂奏稿》，算是近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獻。

當張之洞得知自己的得意門生楊銳被抓起來的時候，曾四處找關係，委託過盛宣懷、榮祿、剛毅等人，但凡能在慈禧面前說得上話的人都找了。即便是自己親自擔保都沒用，楊銳最終還是被斬了。眾所周知，張之洞當時無論是地位還是能力都要比張之洞強的多，他連自己的學生都保不住，身為湖廣總督的譚繼洵又怎麼可能保得住自己的兒子呢。除此之外，林旭作為晚清重臣沈葆楨的孫女婿，同樣沒能保全自己的性命。畢竟這時候真正做主的是慈禧太后，即便是李鴻章或者曾國藩這樣深受寵幸的人都不一定能改變她的做法。

譚嗣同，湖南瀏陽人，字復生，號壯飛，近代思想家，政治家，詩人。

譚嗣同，年少時博覽群書，胸懷大志，為人慷慨仗義，甲午戰爭後，思想受到衝擊，留意“西學”，後來參與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變法以失敗告終，譚嗣同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機會譚嗣同在變法過程中，有多次機會可以保全性命。

譚嗣同的父親作為湖北巡撫，對局勢洞若觀火，多次勸譚嗣同退出變法，譚嗣同為了強國的夢想毫無妥協，堅持變法。

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勸譚嗣同一起去日本，譚嗣同也堅決拒絕了，他對梁啟超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詩中的“去留肝膽兩崑崙”）。

梁啟超跑到日本後，日本使館方面表示可以為譚嗣同提供保護，也被譚嗣同拒絕了，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以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比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刑場上的譚嗣同“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嗣三次拒絕了逃跑求生的機會，表達了對國家變法強盛的強烈願望，希望用自己的鮮血喚醒沉睡的雄獅。

譚嗣同大丈夫，真男兒！

戊戌政變爆發之後，譚嗣同不走不避，泰然赴死。對此，後世多有揣測與詮釋。我以為最可信的說法，出自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勳。據其回憶，譚嗣同在日本使館與梁啟超訣別，列舉了四點寧死不逃的理由：

“一、大概往後十年八年，國內沒有我們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話，我既不會講英語，又不會講粵語，而華僑多是廣東人，我的一切活動能力都會消失，成為廢料。二、我父親在官，我跑了，一定株連家屬。三，我有肺病，壽命不會很長了。四、世界史先例，政體轉變，無不流血，讓我來做個領頭人吧。你該逃生，我則待死。”

這番話，應是梁啟超轉述，可視為準一手史料，其價值，不僅在全面（我們論譚嗣同之死，往往糾結於某一個原因，實則完全可以有好幾個原因），而且合乎情理。

此前我們往往忽略了譚嗣同的個人尤其身體因素。他好任俠，善劍術，不過體質不佳，幼時重病（白喉病），“短死三日，仍更蘇”，由此得字“復生”。前面提到，他應徵北上之時，曾在武漢大病一場，“晦氣滿面，又內傷症已見，乾咳不能寐，肝氣橫烈”，不得不在父親的巡撫衙門休養十餘日，後因光緒電旨催促，只能不顧病體，毅然北行。抵京之後，病情加劇，畢永年《詭謀直紀》寫八月初一日（9月16日）見譚嗣同，有“譚又病劇，不能久談而出”之語，譚嗣同致畢永年信，亦有“因病不及送，見面徒增傷感”之語。從這些細節可知戊戌政變前後，譚嗣同猶在病中。他的病，據說是肺結核，這在當時是不治之症。故而他選擇一死，應有身體考量。

梁啟勳說的第二點，可謂家庭考量。譚嗣同死後，其師劉人熙曾有哀詩云：“譚生意氣橫天下，不忍逋逃累老親。他日千秋傳世筆，董狐良史要分明。”意在提醒後人，譚嗣同之所以不逃，原因是不願連累其父譚繼洵。其實哪怕譚嗣同不逃，依然可能危及老父及家族，謀反畢竟是古代第一大罪，株連甚廣。是以譚嗣同在被捕之前，曾特地偽造家書，一說他模仿譚繼洵筆跡，趕製了七封父親痛斥兒子大逆不道的書信，一說“被捕時，正在作家書答其父譚繼洵，蓋為開脫其父罪責……”，竊以為後者更可信。另據劉善涵《譚壯飛獄中題壁詩》，譚嗣同在被捕前夕，把友朋書札統統焚燒，只留下譚繼洵督責一書，置於箱篋，被逮捕他的人搜走，呈給慈禧太后，慈禧讀後，怒氣稍平，對大臣們說：“湖北巡撫譚繼洵，原非平日不訓飭兒子者。”——這正是譚嗣同追求的效果。

梁啟勳說的第四點，則是核心。這裡需要引出梁啟超《譚嗣同傳》中的兩個經典論斷。一是譚嗣同向梁啟超解釋何以寧死不逃：“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二是譚嗣同向日本志士解釋何以流血犧牲：“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必須指出，梁啟超所記載的譚嗣同之言，有傳聞和想象的成分，反映的是他的價值觀，未必是譚嗣同的價值觀。他說“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聖主即光緒，暗示譚嗣同為報答光緒的知遇之恩而死，從而為保皇大業加持。這則引起極大爭議。因為譚嗣同《仁學》曾談及古代的死節，言之鑿鑿：“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一個激烈反對君主專制的人，一個吶喊“一姓之興亡，渺渺乎小哉”的人，怎麼會為聖主效死呢？

相比梁啟超的記載，還有一種修正的聲音。民國初年，黃鴻壽編《清史紀事本末》，寫譚嗣同寧死不逃一節，大抵襲自梁啟超，不過那句話被記作“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譚嗣同的孫女譚吟瑞《記祖父嗣同公二三事》一文記作“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啟”。“後起”與“後啟”，似可通假，替代“酬聖主”，立意則為之一變，更契合譚嗣同的思想與情懷。而且要注意，這句話講究對仗，與“圖將來”相對，“召後起”明顯勝於“酬聖主”。

再說梁啟超的第二個論斷，強調譚嗣同為變法流血。這也未必是譚嗣同的本意。據《許姬傳七十年聞見錄》（許姬傳是徐致靖的外孫），譚嗣同被捕前一天，到徐致靖家吃飯，徐致靖問他作何打算，他用筷子在頭上敲了一下道：“小侄已經預備好這個了。變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國就從譚某開始。”如其所述，譚嗣同的流血，不僅為變法，還可能為革命。另如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勳記載，譚嗣同說“世界史先例，政體轉變，無不流血……”所謂政體轉變的方式，亦非變法一種。

由此再說譚嗣同死事。這個事，到底是什麼事業，什麼理念，什麼信仰？此刻我們反觀那句“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他期望的後起，指向改革還是革命呢？我傾向於後者。可以說他為改革而死，這是對失敗的一個總結，對過往的一個交代；然而他所試圖召喚的東西，則是革命。須知他的內心，本來嚮往革命，只是出於權變與妥協，並未把這條路堅持到底，因此他的一死，正有些懺悔與自證的意思。關於這段心史，最精彩的發掘，應是李敖小說《北京法源寺》，在書中，譚嗣同告誡從南方而來勸他逃亡的革命黨人，他願用一死提醒後人，改革當死，革命當生。

這正是為什麼，我們要說譚嗣同的死既是葬禮，也是生機，既是終結，也是開端。在他求仁得仁、快哉快哉的那一刻，改革的時代結束了，革命的時代開始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譚嗣同的理想主義和一廂情願。

譚嗣同是個空有一腔愛國熱情，但是毫無政治經驗的人。為了營救光緒，譚嗣同拿著矯詔去找袁世凱，讓他帶兵圍頤和園，控制慈禧。這一想法太幼稚。先不說袁世凱會不會這麼做，光憑袁世凱的軍事實力就完全做不到這點。袁世凱的部隊只有七千人，但是北京城的駐軍有十幾萬。這七千人，既要圍困頤和園，又要控制北京城，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從這點來說，譚嗣同空有一腔報國之心，但完全沒有政治經驗。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紛紛化妝在外華人的協助下逃跑，但譚嗣同沒有這樣做。按照歷史中的說法，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這意思就是說，要用自己的頸中鮮血去喚醒華人的意識，從而推動變法，推動國家的改革。

我只能說：太過迂腐。魯迅先生的小說寫得非常好，革命者的鮮血根本就不會喚醒民眾的覺醒，只能拿去做人血饅頭治病。所以，譚嗣同的死就是空留一腔熱忱，而死得毫無意義。

在戊戍變法中，光緒皇帝和一些維新人士一起參與變法 其中譚嗣同就是其中一個成員，但是由於變法失敗，慈禧太后軟禁了光緒皇帝，並且下令要把維新派斬草除根，其中的參與者康有為逃出北京，梁啟超當時要求譚嗣同和他一起逃亡日本，可是譚嗣同拒絕了。其中有幾下原因

1.當時的譚嗣同是為變法是嘔心瀝血，為了讓清朝再次走向正軌，為喚醒國民，為幫助光緒皇帝。（當時的譚嗣同對梁啟超說，我想救皇帝、救清朝，但是看來我救不了了！想去救康有為也是用不著了！(當時的康有為已經跑了)我現在還能做什麼？只有慷慨赴死！）

2.當時譚嗣同的父親在大清朝做官，一旦譚嗣同逃了！就會連累家裡，連累父親，最後家裡會滿門抄斬。

3.認為變法失敗，清朝前途又變的無比黑暗，心中的希望之火被澆滅，現實狠狠的打了他一巴掌，看不到未來。不如為皇帝盡最後一次忠。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這首譚嗣同的《獄中題壁》很好地表達了當時譚嗣同在獄中的心境。

張儉，東漢名士，江夏八俊。因彈劾宦官侯覽而受迫害，望門投止，許多人為收留他而慘遭連累。杜根，東漢名臣，因上書還政安帝，而被鄧太后庭杖，差點當場死去。譚嗣同希望出逃的康梁二人，能夠像張儉一樣獲得收留，變法的同志能夠像杜根一樣，堅持信念，完成使命。而自己則橫刀大笑，慷慨赴死，和崑崙山一樣氣魄雄偉。

可見，譚嗣同在牢獄之中，臨死之時，仍然想著抗康有為梁啟超等變法同志，仍然想著變法的成敗，仍然想著未竟的任務，這樣的高尚思維又怎麼會考慮自身的境況呢？

偉大的變法總會遭遇巨大的阻礙，而變法的成功必定有流血犧牲，譚嗣同認為自己已然落入獄中，如果此時再聯絡密友冒死相救，萬一不成恐怕會再讓變法志士有所損失，寧願已一己性命換取變法的延續。

志士，英雄，深感佩服！譚嗣同沒有康有為的名氣，也沒有梁啟超的才學，但是，我卻認為他才是變法第一人，也是變法真正的主導者。

譚嗣同，是一位站在時代前列的熱衷於改革不計個人得失的政治家，他臨危不懼，崐視死如歸，千方百計關懷同志，認識到變法必須流血，超越了歷史上主張革新崐的政治家的認識。

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

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絡，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嗣同面對死亡之所以不跑，本人認為，那就是譚嗣同的那顆愛國之心了吧。譚嗣同從小就飽受書籍薰陶，看到中國岌岌可危，被列強欺壓，譚嗣同於心不忍，他想為國家做點事情，他想讓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好。正如他在被處死時高喊的：“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更是表達出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理想的一種無奈。

確實，譚嗣同是一個壯士，他甘願為國家獻出自己的生命；同時他也是一個對家人、對朋友十分負責的人。總之他這個人有度量、有責任心、還有能力。想想我們今天祖國昌盛，我們卻不能忘記這些先輩們的愛國情懷啊。我們要銘記歷史，銘記他們的情懷，以一顆赤子之心去報答我們的祖國。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壯哉！

譚嗣同（1865年——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一，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留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壯麗詩句。戊戌變法中的領導人，看到西方列強踐踏中國，百姓生活水生火熱，民不聊生，內心感觸頗深，希望透過維新變法拯救中國。由於變法觸動慈禧太后為首的利益集團，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了，維新變法失敗了。但是譚嗣同維新的決心還在，精神還在。他說，古往變法哪次沒有流血犧牲才能成功，今天變法失敗了，我做第一個人，希望透過此舉，激勵後面的人繼續變法圖強救中國。當死亡來臨時，留下了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豪言壯語。希望後面有千千萬萬的這樣的人來救中國。

自古以來各國變法，無不有流血犧牲者，中國之變法流血者，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在個人理想與生命衝突的時候，絲毫沒有顧及自己，而是選擇了以生命為代價來喚醒民眾。其心，其行，其人遠超其他戊戌君子。

在歷史上，總有一些人的行為，他人並不能理解，他們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我們稱他們為有理想的人。

人生在世，什麼都能丟，但要記得自己最初的理想！

譚嗣同雖然是浩瀚歷史中的一粒沙粒，但歷史正是這些堅定的理想主義者所造就的。這個世界是由衝動和感情創造的，但是由理性和感情來維持的。

譚嗣同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在他心中，改變中國積弱的局面，遠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毛筍應邀答題:

簡述[戊戌變法]又稱"戊戍維新"。1898年(戊戌年)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日本。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康有為在北京發動各省會試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聯名向光緒帝上書，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丶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光緒帝接受維新派的改革方案，於6月11日毅然下"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維新，起用譚嗣同、劉光第、林旭、楊銳等實施變法事宜。此四人史稱"四京卿""小軍機"。歷時一百零三天。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改主要包括:經濟方面設立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設立礦務總局，修築鐵路，開採礦產產;設立全國郵政局，裁撤驛站;改革財政。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機。廢八股，設立學堂，提倡西學。等等(以下略)。維新運動的發展，衝破了清朝的禁例，爭得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權利

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後黨不能容忍光緒帝的"胡作非為"，宣稱"寧可亡國，不可變法"，採取各種手段破壞和鎮壓維新運動，後黨先從人事上剪除光緒帝的羽翼，黜退翁同龢(其實是保全他)，命榮祿署直隸總督，統率董福祥(甘軍)聶士成(武威軍)袁世凱(新軍)，掌握軍政實權。後黨從容佈置，伺機反撲。光緒帝見勢不妙，企圖拉攏袁世凱，擬借兵包圍慈禧駐驊的頤和園，殺榮祿。袁世凱遂向榮祿告密，出賣了光緒帝。9月21日，慈禧發動了政變，康有為、梁啟超出逃，28日譚嗣同、劉光第、林旭、楊銳、楊深秀、康廣仁遇難。變法失敗。慈禧再度復出訓政。

六君子簡介:

譚嗣同:(1835一1898)湖南瀏陽人，字復生，號壯飛。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為了不連累父親，他偽造了一封其父寫給他的家書，要他安份忠君，忠老佛爺。變法失敗後，大刀王五勸他快逃，他說“變法總要流血死人，我從容赴死，為千古第一人也"臨刑絕命詩"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著作有《譚嗣同全集》。

[劉光第](1859一1898)四川富順人。字裴村。光緒進士。授刑部主事。28日，牢頭通知六人去過堂，出獄門，竟將六人引向西出，劉見狀，大驚失色，問牢頭:"怎麼向西"牢頭說:"搞錯了，遂引六人向東出。劉任過刑部主事，凡犯人處決都是從獄門西出。路上劉對譚說:"大限恐怕就在今天"臨刑時痛斥清廷末審而誅，嘆曰:"吾屬死，正氣盡″著有《介白堂詩集》《衷聖齋文集》

[楊銳](1857一1898)四川綿竹人。字叔嶠，又字純叔。舉人出身，戊戌六君子之一。與譚嗣同同時被害。著有《說經堂詩草》

[楊深秀](1849一1898)山西聞喜人。原名毓秀，字漪村，光緒進士，任刑部主事，郎中，監察御史。變法失敗，慈禧復出訓政，楊深秀頂風上折，請慈禧撤簾歸政，慈禧大怒，遂被捕。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楊漪村侍御奏稿》《雪虛聲堂詩抄》等

[康廣仁](1867一1898)廣東南海人，名有溥，字廣仁。康有為弟。康有為外逃，慈禧遷怒於其弟康廣仁。將他捕獲。康廣仁頂兄罪，寃枉也！著有《康幼博茂才遺稿》

1898年9月28日，六君子綁赴菜市口，從容引頸授首。

1898年9月21日戊戌變法失敗後，大部分的維新派人士都逃走了，只有譚嗣同“競日不出門，以待捕者”。很多人都勸他去外面避一避，都被他嚴詞拒絕了。梁啟超在《譚嗣同傳》曾記載了這一幕：“被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

譚嗣同不肯離去，我想肯定有他的深刻考慮，但是我們作為後人，我們可以根據當時的情況進行比較客觀的分析一下：

第一：首先我想說這首先是信仰的力量。如果一個人對一個信念有了足夠了的信仰的話，就會全力以赴的去維護這個信仰，併為之付出努力！譚嗣同是努力嘗試改革的，對為變法的失敗，對他來說，肯定是一種莫大的失敗和恥辱。所以說他是要決心留下來的。

第二：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不想連累家人。譚嗣同當時是高幹子弟，他的父親譚繼洵可是標準的地方大員，當時的湖北巡撫。如果此時譚嗣同逃跑，極有可能會連累其父親，根據慈禧太后的性格和手段，他的父親很有可能是在劫難逃。其老師劉人熙在他的《蔚廬亥子集》中也曾說過說：“譚生才氣橫天下，不忍逋逃累老親。”

第三：譚嗣同留下來更是對康有為、梁啟超等逃跑主義者的不滿。這些人想當年剛開始變法的時候是何等的慷慨陳詞，力鼎改革，沒想到遇到挫折了就逃跑。他就是想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喚起民眾對國家改革的贊同的支援，讓中華民族重新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