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說】是小說的一大題材型別，它是滿足社會上最廣泛的讀者群需要，適應大眾的興趣愛好、閱讀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創作的一類小說。通俗小說以娛樂價值和消遣性為創作目的，重視情節編排的曲折離奇和引人入勝，人物形象的傳奇性和超凡脫俗，而較少著力於深層社會思想意義和審美價值的挖掘。如，美國小說家米切爾的《飄》就最為典型。 主要分為言情、武俠和歷史通俗小說。

對於文學，按經典的四分法分類，通常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各類中又可細分出許多樣式，而小說只是其中一大類別。對於通俗文學，並沒有統一的分類法，但多數學者對鄭振鐸先生從文體上進行分類的意見是趨於一致的。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將通俗文學分為詩歌、小說、戲曲、講唱文學、遊戲文章等，這種分類法基本與四分法對應，可見通俗小說只是通俗文學中的一大類別而已。顯而易見，用通俗文學代指通俗小說，勢必擴大了通俗小說的內涵，使概念不夠周延，這是一種邏輯錯誤。

“通俗小說”這個術語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創造，早在明朝末年，中國的一位傑出的編輯家和通俗小說作家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序》中已正式使用了“通俗小說”一詞，距今將近360年的歷史。

通俗小說，應是以民間最喜愛的題材，以中國傳統的藝術手法所寫的，目前還不為純文學家和理論家看重的小說。

這只是對鄭振鐸關於通俗文學界說的延伸，延伸過頭又引出幾分通俗小說的自卑和淒涼。

綜合以上所引論的關於通俗小說的種種說法，正說明要比較準確地把握通俗小說，或者給通俗小說下一個比較準確的定義，是很困難的。那麼，是否可以給予一個更接近通俗小說特徵的定義呢？我以為這是有可能的。

通俗小說是個相對概念，若要較為準確地把握通俗小說，不能不與“純文學”小說從整體上作一番比較，有比較才有鑑別。

首先我們應看到，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既判然有別又非水火不容，這種既對峙又相容的態勢，使人們對兩種小說樣式的認識具有一定模糊性。上面所引用的一些觀點，足以說明這一點。

通俗小說與“純文學”小說的區分，可從發展軌跡、創作方法、創作動機、價值取向上看出。從兩種小說的源流看，雖然共同發端於上古神話，通俗小說卻是沿著傳說——口傳歷史——市人小說——說話——話本小說——通俗小說一脈發展而趨於完善的，發展過程中通俗小說的文化積澱主要是世俗民眾的奇趣、俗趣。“純文學”小說是沿著先秦散文——志人、志怪——唐人傳奇——筆記小說、文言小說一脈發展而來，它的文化積澱形式主要表現為文人墨客的雅趣、奇趣。從創作方法上看，“純文學”小說選材具有寬廣性、典型性的特點，通俗小說則偏重於歷史和現實生活中偶見的、特殊的、曲折的、新奇的素材，選材面相對較窄，故而情節和人物多有似曾相識之感。“純文學”小說不屑於程式化，具有較強的創新精神，注重文字的精美，結構的精巧，內涵的深刻，而情節不構成它的本質特徵。也就是說，“純文學”小說不是靠故事情節的起伏跌宕、大起大落來媚悅讀者。通俗小說則往往是遵循傳統模式、情節密集、懸念迭起，富有濃厚的戲劇性色彩，娛樂消遣性表現得更為強烈。為增強傳播效果，通俗小說比較注重語言的通俗性，儘可能用村言俚語、淺近易懂的具有那個時代特徵的語言創作，但語言不構成它的本質特徵。從創作動機看，“純文學”小說追求審美趣味的雅緻，蘊藉含蓄地表達作者對人類、對社會乃至自然界的某些總是獨特而深刻的美學思考，因而“純文學”小說能表現出鮮明的美文學風貌。而通俗小說主要是滿足和適應世俗大眾的精神文化消費需要，並不看重對個人性靈的抒發，故而作者常常為某種實利主義目的驅使，以作坊式的生產方式，編派一些富有傳奇性、趣味性的故事，因此通俗小說表現出厚重的商品屬性。從價值取向上看，“純文學”小說常常流溢位理性的美感，具有塑造人類靈魂、提高民族文化素質的意義。而通俗小說有時能起到人生教科書的作用，但不具有向社會提供啟發性或隱喻性藝術形象的任務，它主要是弘揚以論理道德為中心的通俗文化和民族精神，表現人世間的道德美、人性美、世情美、風俗美。

通俗小說是小說的一大型別，大致說來是有別於新文學創作的一種文學樣式。它是滿足社會最廣泛的讀者群的需要，適合大眾的興趣愛好，閱讀水平和接受心理而創作的一類小說。它以娛樂價值和消遣性為創作目的，重視情節編排的離奇曲折和引人入勝，人物形象的傳奇性和超凡脫俗，而較少著力於深層社會思想意義和審美價值的挖掘。他的主要型別有社會小說、言情小說、武俠小說、歷史小說。另外，風靡當下的網路小說與科幻小說也屬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在新文學產生以前，曾是文學的正宗，他的創作隊伍和作品都相當壯觀。其中，鴛鴦蝴蝶派當屬主力軍，另外，還有海派中的很多作家也為通俗小說的創作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所有的通俗小說創作家中，我認為集大成者當屬張恨水。他一生創作了蔚為壯觀的通俗小說作品，也對通俗小說的創作做了很多的探索，無論是從內容上還是創作手法上，都為後來的作家們提供了很多借鑑。

通俗小說的發展，尤其是現代通俗小說，源於清朝以降的諷刺小說、人情小說、狹邪小說、俠義小說及公案、譴責小說等型別。與新文學創作比較來說，從文學方面看，通俗小說的政治功利性要弱些，商業目的性要強些；從趣味上說，通俗小說更傾向於消遣、娛樂、遊戲；從創作方法上講，通俗小說更具有明顯的中國傳統小說特徵，模式化，程式化的傾向比較突出。這些是通俗小說區別於新文學的主要特徵。

20世紀20年代，新文學的異軍突起使得通俗小說創作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步伐。這期間它主要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剛開始的通俗小說，是言情的時代。“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成了讀者的口頭禪，“畫蝴蝶與羅裙，認鴛鴦於墜瓦”成了作家創作的最佳興奮點。這個階段的主要代表作有徐枕亞的《玉梨魂》、《血鴻淚史》、《餘之妻》、《雙鬟記》，吳雙熱的《孽冤鏡》、《蘭娘哀史》等。以《小說月報》全面革新為標誌，現代通俗小說跨入了二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的發展成熟期。這個時期，通俗小說創作與新文學的  創作並駕齊驅。一九三六年十月《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的簽署，標誌著通俗文學為新文學界所接納和獲得正面評價，文學的雅俗競爭逐步變為雅俗交流。三十年代後，通俗文學與新文學又有了進一步的交流。

對於通俗小說的作用，看法能夠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評論界的說法也是各有千秋。新文學的發端時期，通俗小說遭到了猛烈抨擊。譬如左傾路線對其的評價，他們認為：通俗小說具有大量的封建因素，通俗小說創作家是根據娛樂、遊戲的目的來創作，抹殺了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和審美價值。另外，他們還指出，通俗小說中的言情、武俠作品把人引向墮落，危害極大。對於這些批判，個人認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難免有以偏概全的傾向。在所有的通俗小說中，我們還是能挖掘出大量精品的。譬如金庸的武俠作品，無論是在語言表達上還是在結構編排上都能夠說是堪稱一絕，具有極大的文學審美價值。另外，像張恨水的《啼笑因緣》《金粉世家》等作品，在一定水準上反映了現實生活，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性。

部分通俗小說是具有一定社會意義和審美價值的。雖然，與新文學相比，通俗小說難登大雅之堂，但他的積極意義我們也不能所以忽視。

1、它在一定水準上反映了現實生活，具有一定的理解意義。

3、它豐富了大眾的娛樂生活，符合社會的需要。

所以，通俗小說在一定水準上也是有著它亮點的。以上所談的多為個人對現代通俗小說的一些理解，放眼現在，通俗小說的創作能夠說是與日俱增。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與普及，網路小說持續湧現，網路小說家也層出不窮。這讓我們看到了通俗小說發展的良好勢圖。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其中很多作品實屬庸俗，算不上佳作。即使很多創作者實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依舊有創新不足的缺點。但相信隨著時代的發展與創作者的不懈努力，通俗小說定能表現流光溢彩的局面。

通俗小說是小說的一大題材型別，適應大眾的興趣愛好、閱讀能力和接受心理創作的一類小說。它以娛樂和消遣為創作目的，情節曲折離奇引人入勝，人物形象具有傳奇性和脫俗性，一般較少著力於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和審美價值的挖掘，讀起來輕鬆愉悅。

一、通俗小說定義：

【通俗小說】是小說的一大題材型別，就是寫法比較傳統的、以講述故事和刻畫人物為主要目的的小說。它是滿足社會上最廣泛的讀者群需要，適應大眾的興趣愛好、閱讀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創作的一類小說。通俗小說以娛樂價值和消遣性為創作目的，重視情節編排的曲折離奇和引人入勝，人物形象的傳奇性和超凡脫俗，而較少著力於深層社會思想意義和審美價值的挖掘

中國的通俗小說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話。但是，什麼是中國通俗小說，自古以來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直困擾著中國學術界，包括通俗小說的作者和研究者。

對於文學，按經典的四分法分類，通常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各類中又可細分出許多樣式，而小說只是其中一大類別。對於通俗文學，並沒有統一的分類法，但多數學者對鄭振鐸先生從文體上進行分類的意見是趨於一致的。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將通俗文學分為詩歌、小說、戲曲、講唱文學、遊戲文章等，這種分類法基本與四分法對應，可見通俗小說只是通俗文學中的一大類別而已。顯而易見，用通俗文學代指通俗小說，勢必擴大了通俗小說的內涵，使概念不夠周延，這是一種邏輯錯誤。

“通俗小說”這個術語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創造，早在明朝末年，中國的一位傑出的編輯家和通俗小說作家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序》中已正式使用了“通俗小說”一詞，距今將近360年的歷史。

二、通俗小說的特點：大眾化品格、世俗化表達、娛樂性功能。

1、 大眾化品格強調的是創作精神和價值取向。

2、 世俗化表達強調的是審美品味。

3、 娛樂性功能是通俗小說必須具備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無不由此派生或為此服務。

三、通俗小說的寫作技巧：

1、選題

2、構思與情節

3、寫作基礎

4、文風（小說語言）

5、人物

6、故事：（1）故事邏輯性要合理（2）小說的過程必須至少有一條完成的主線和若干輔線（3）思想也是內涵（4）要有感官的刺激

7、節奏規律和要素。

通俗小說是相對與嚴肅文學而言的命名，最簡單地說，凡是有明顯的壞人，大都是通俗文學；凡是找不到一個明確的壞人，可能是嚴肅文學。當然有特例，比如《奧賽羅》[插圖]就是一部有壞人的、經典的嚴肅作品。但大部分情況下，這個文學閱讀的簡單規律是靠譜的。

新文學登上文壇以後，將清末民初的作家作品稱之為“鴛鴦蝴蝶派”，後來統稱為“通俗文學”，他們作為明確的通俗小說起始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道德傾向明顯

只要簡單翻一翻“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就會發現，做壞事的人一定是道德敗壞者，做好事的人則一定在道德上也是一個君子。所以說，“鴛鴦蝴蝶派”小說也可以稱之為道德小說。

二、市場化的職業作家

他們寫小說的目的不是為了啟蒙眾人的心智，而是靠賣稿子得稿費生存，文學創作一旦作為謀生得手段，其創作就必須服從於市場，不管這些作家心裡是否甘心。比如，清末，“鴛鴦蝴蝶派”作家們對官場的腐敗嬉笑怒罵；民初，“鴛鴦蝴蝶派”作家們反對袁世凱復闢；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說作家們抨擊社會亂象，嘲諷軍閥政府。“鴛鴦蝴蝶派”作家們能夠從各自的文化立場和做人的標準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批評，沒有相對獨立的經濟空間根本不可能。

三、用新聞的手法寫小說，美學上欠佳

比如，李涵秋在《廣陵潮》中有一段話說得很明白，他說寫小說的目的：“不過藉著這通場人物，叫諸君彷彿將這書當一面鏡子，沒有緊要事的時候，走過去照一照，或者悔改得一二，大家齊心竭力，另造成一個世界，這才不負在下著書的微旨。”（第52回）也就是說，作者只是客觀地描寫生活，至於小說能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果，那就靠讀者自己了。“鏡子說”符合新聞寫作的“客觀性”原則，卻有悖於小說創作的“典型性”原則。與“鏡子說”相匹配的還有他們創作中的“新聞採訪法”。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說作家十分關注社會生活，他們把社會生活當作創作的源泉。

這樣的小說曾被“五四”新文學作家斥之為“黑幕小說”和“記賬式小說”，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這些通俗小說作家對小說的美學原則認識不夠。

綜上所述，通俗小說在價值觀、市場化導向和寫作手法上都有其明顯的特徵。

參考書目《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思辨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