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國書院制度創立和發展的重要階段和關鍵時期。書院在當時形成了完整的經費制度，其經費主要來源於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撥付、士紳捐輸以及書院自營等途徑。宋代書院經費的多渠道拓展，對當今高校的發展有一定的啟示：高校應在主動爭取財政撥款的前提下，努力拓展高校辦學經費渠道，利用高校自身的科研優勢，吸引民間資本、鼓勵民間捐贈，轉化科研成果、發展校辦產業。

由於唐末五代官學衰落，學校不修，學者求學而又沒有適當的求學之所，因而選擇了建立書院精舍這種教學形式，來滿足世人讀書求學的需要。

原因有很多，比如北宋科舉取士規模日益擴大，而宋初官學卻長期處於低迷不振的狀態。士人求學需求很大，卻苦無其所，在這種情況下，書院應運而生，起到了填補官學空白的作用，為廣大士子提供了讀書求學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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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朝廷崇尚儒術，鼓勵民間辦學。宋初提倡文治，但國家一時又無力大量創辦官學，故朝廷對書院給予多方面的支援。像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都得到朝廷賜書、賜匾額、賜學田和獎勵辦學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援，這些支援無疑是促進宋初書院興盛的直接動因之一。

當然了，印刷術的應用，使書籍的製作與手寫本相比，變得極為便利，是促成宋代書院興旺發展的重要基礎。書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眾都可以擁有的，才有可能使書院擁有豐富的藏書， 並真正成為面向社會的教學研究場所。

作為歷史愛好者，嘗試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書院這類私人教學機構起源很早，可以向前追溯到唐代早期。最早的書院並非來自民間，而是來自政府官方，是一種皇家學術機構，出現時間大約是公元623年，即唐高祖武德六年。而“書院”這個名稱正式出現是在唐玄宗開元年間，當時政府組織文人在乾元殿校勘書籍，乾元殿便改名“麗正修書院”。到了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6年），麗正修書院改名為集賢殿書院。這種書院完全屬於官方學術機構，幫助皇帝瞭解經史典籍、選拔人才等，是皇帝的設定的智囊之一。

由於書院享有很高的聲譽和地位，並且裡面藏書豐富，對於讀書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強的，如果能在集賢院書院擔任過職務或者承擔過相關工作，那可是了不得事情，是作為讀書人的最大榮耀。因此，那些告老還鄉的官員，為了誇耀鄉里，就將自己私人藏書的地方也取名叫某某書院。從此以後，書院的名稱就從官方流傳到了民間。透過三百多年的萌芽，終於在宋代結出了碩果。

在北宋早期，由於趙宋王朝四處征戰，開拓疆土，無暇顧及教育，因此官學很少，且只收官宦子弟入學，平民百姓全部被拒之門外。為了滿足民間教育的需求，隱藏在民間的大儒和能人們便創立私學，不設門檻收納平民子弟。除了私學之外，還有一種非官方的教育機構也興旺發達起來，這就是書院，也帶有私人辦學性質。

書院這個特殊教學機構在北宋初年開始發展壯大，經過八十年的發展，到北宋仁宗年間，已經形成了譽滿天下的六大書院，分別是白鹿洞書院（江西廬山）、應天府書院（河南商丘）、嶽麓書院（湖南長沙）、嵩陽書院（河南登封）、石鼓書院（湖南衡陽）和茅山書院（江蘇句容）。一時間，民間私學大盛，八方學子千里奔波蟻附門廊之下，大儒滿腹經綸講述九經精華。

宋代書院在北宋建立後八十年間逐漸發展起來，這是書院蓬勃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後來北宋實施過三次大的教育改革，第一次就是范仲淹支援的慶曆新政，第二次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第三次是蔡京支援的崇寧變法。這三次變法都對教育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要求各個州郡都要建立學堂，也就是官方辦學，對書院或者改造或者收買，使得很多私人背景的書院最終沒落了下去，時間長達百餘年。

（朱熹）

到了南宋時期，因為官學廢弛，使得書院迎來了第二個春天，加上有朱熹、程頤、程顥、陸九淵等理學宗師們在推波助瀾，使得書院的數量和教學質量達到了歷史上的巔峰。此後元明清三朝雖延續了書院辦學的形式，再也沒有達到宋代的輝煌，到了清末，書院才徹底衰敗。

（陸九淵）

書院起源於唐代，而興於兩宋。

唐代書院是官學系統的一部分，或者跟佛教寺院關係密切。北宋建立後，在士大夫的倡導下，民間書院出現了一個迅速發展的局面，有學者估計，北宋有書院一百所上下，超過唐至五代的書院數量之總和。其中應天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徂徠書院被譽為北宋“八大書院”。

南宋時，民間書院更是獲得空前的繁榮，根據研究中國書院史的鄧洪波先生統計，在兩宋七百多所書院中（絕大多數書院誕生於南宋），民辦書院佔了八成以上，因而鄧先生斷言“宋代是民辦書院主宰天下的時代”。朱熹無疑是推動書院發展的最得力者，在他一生中，建立書院四所，修復書院三所，並在四十七所書院讀書、講學。除了書院數目的增加，南宋書院還形成了以學術研究及講學為核心功能、以學田為獨立財政保障、並且具有學規、章程的學院之制。

因此，說宋朝是書院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沒什麼錯。那麼為什麼宋朝會成為書院發展的黃金時期呢？主要的原因有幾點：1、宋王朝重視文教。2、宋代文化環境比較寬鬆，士大夫可以自由辦學。3、宋朝（特別是南宋）出現了一個致力於地方社會建設的理學家群體，他們在社會構建上有著超乎尋常的自覺：因為看到鄉官職役化、鄉治敗壞，北宋的呂大鈞創設鄉約，以期建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禮俗秩序；因為看到官方救濟體系（常平倉）不盡可靠，南宋的朱熹置社倉，成立民間社會的自我救濟機制；因為看到官學的不足，理學家又投身於建設獨立的書院。

五代時期連年戰亂，社會動盪不安，官辦學校逐漸衰落，書院成了繼承學統、傳遞學術薪火的“獨輪車”。避亂世隱居林泉的鴻學大儒，紛紛依山置田建宅，聚書授徒。嵩陽觀延續了唐代以來的興盛，觀內聚集了一批有遠見、有學問的道人。當時進士龐式和南唐學者舒元、道士楊納等人，在嵩陽觀聚課生徒，為太乙書院在此創辦打下基礎。後周顯德二年（955年）世宗柴榮將位於太室山麓風景秀麗、環境幽清的嵩陽觀改稱太乙書院。

北宋初期科舉取士放開，得中進士後的遠大前程，刺激了宋代士子讀書熱情，但內憂外患使統治者無力興辦官學，採取了重取士而輕養士的政策，這種政策受到不少有識之士的嚴厲批評，卻給書院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遇，這一時期湧現出多所著名的書院。1035年，北宋仁宗敕令重修太乙書院，更名為嵩陽書院，並置院長，賜田百畝，著名的嵩陽書院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理學在由宋一代草創開始，直到南宋末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流，與書院結下了不解之緣，南宋的著名書院幾乎都是理學的重要陣地，而書院也是在南宋真正成熟。

明代建國之初大力興辦官學。在明開國後整整一百年的時間裡，官學發展迅速，書院的發展幾乎處於停頓之中。各地書院只有八十多所，不到元朝的四分之一。一些書院雖然被政府重建，但都是為了祭祀之用，並沒有生徒在內讀書。像嵩陽書院這種唐宋以來的著名書院，大都處於無人管理狀態。書院從明代中期開始逐漸增多，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官學敗壞。

在中國書院教育發展史上，南宋時期書院發展達到了一個鼎盛時期。南宋時期的書院數量大增，規模擴大，制度完備，內容充實，特色鮮明，影響顯著。

　　南宋書院的勃興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

　　書院的產生和發展同理學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北宋是理學的奠基時期，北宋的書院也處於開創階段；南宋時期是理學的成熟時期，南宋的書院也進入相當完備的階段。南宋理學的主要流派差不多都與書院的發展密切相關。理學的學術文化思想成為南宋書院教育的基本內容，書院教育成為理學研究和傳播的主要基地。

　　南宋理學流派繁多，學派林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和張栻等。

　　理學的產生和發展是儒、佛、道長期鬥爭、融和的產物，書院教育也廣泛改造和吸收了佛、道講學的內容和形式。這在南宋書院教育中也表現得極為明顯。

　　南宋書院教育的勃興並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直到南宋理宗朝(公元1225—1264年)才達到高潮。

南宋書院的勃興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概括起來，大概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吏部尚書趙汝愚在一份奏摺中指出：中興以來，朝廷建太學，行貢舉，造成“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學校中“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具文”(《《宋史·選舉志》)。

　　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中也說：“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聞之以德行道藝之實”，學校“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

　　兵部侍郎虞儔〔chou愁〕曾上書指出：“近來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游學，非圖啜[飠甫]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里之自好者，過其門而不入，為教授者，則自以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觀之，若未甚害也，舉天下皆然，則實關事體也。”他激憤地說：“朝廷建一官，蓋欲使之治一職，苟以為迂闊於事，無補於時，曷不一舉而廢之！吏祿學糧，猶可省也。”(《續文獻通考·學校考》)

　　正因為如此，朱熹等人才極興書院，許多人仿效朱熹之所為，大力提倡和建立書院。

　　南宋統治者也從總結北宋發展官學忽視書院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的教訓中，深感支援書院的發展是有利的。一方面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北宋興學運動，提高了官學的社會地位，官學學生，尤其是太學生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北宋末年，太學生論陳時政，已成風氣。至南宋時，太學生伏闕上書，干預朝政的聲勢更強烈，造成相當大的社會影響，給統治集團帶來很大的政治壓力。如：陳東在欽宗和高宗時曾七次上書，並領導了太學生請願運動；光宗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太學生汪安仁等200餘人上書；寧宗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上書；理宗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太學生劉黻〔fu伏〕等六人上書。因此，統治集團感到與其發展官學，不如鼓勵讀書士子在深山寂林創設書院閉門讀書、潛心修養更為可靠，至少可以減少許多麻煩。另一方面還有經濟上的考慮。北宋興辦官學，上自太學，下至州府縣學，一切費用概由官府負擔，需要大批經費，而國家經濟實力又不足以維持數量眾多的學校。南宋時，國家財政更為困難，儘管高宗曾宣稱：“朕不惜百萬之財以養士”，究竟不免因實際困難而發生動搖。朱熹在《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中記敘過州縣學經費困難的窘況：“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圯，齋館荒蕪。”朱熹感嘆道：“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總不能老讓讀書人“歲終裹飯而學於我”吧！因經費困難致使官學時作時輟，難以維持，而自籌經費，置田設學的書院倒有獨特的優勢，遂應運而盛。

　　南宋的書院都標榜反對科舉。朱熹在復興白鹿洞書院時，就反覆勖勉學生不要參加科舉，不要只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祿，應當牢記古代聖賢教人為學之意，講明義理，以修身心，然後推己及人。要像顏淵那樣，居陋巷而不改其樂，鑽研賢聖經傳，只求明誠兩進，德業雙修，道藝並進。朱熹的許多詩句都貫穿這種精神。

　　一首稱：

　　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

　　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

　　彼青紫之勢勞，亦何心於俯拾。

　　(《朱文公文集》卷一)

　　另一首稱：

　　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風光更別傳。

　　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若羨騰騫。

　　(《朱文公文集》卷七)

　　還有一首稱：

　　深源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

　　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朱文公文集》卷七)

　　都是提倡和鼓勵學生向顏淵學習，追求一種“孔顏樂處”的精神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學者創書院講學，讀書士子熱心於求學書院，不同於唐末五代計程車人隱居山林，以避戰亂的消極心態。朱熹等人也並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藝之實”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風世俗。

　　理學的發展和成熟，促進了南宋書院的勃興。南宋的書院多是宣講理學的書院，理學成為南宋書院的基本教育內容；南宋的理學主要透過書院進行傳播，南宋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重要基地。著名學者楊時說：“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若庸也說：“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所謂“道”，即道學之道，也就是理學之道。表明理學與書院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

　　理學奠基於北宋時期。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等人，反對漢唐經學教育只重章句訓詁、箋註，主張為學要講究明心養性，講明義理，認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本源於理，正心、誠意、修身為為學之本，必須以《易》為宗，以《大學》、《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構建起理學的基本體系和框架。朱熹以畢生精力完成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註釋工作，合稱為《四書集註》，並推崇為“經”的權威神聖地位，標誌著理學已進入成熟階段，朱熹也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

　　隨著理學體系的成熟，也就步入傳播階段，以便廣泛擴大理學的影響。書院講學是傳播理學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徑，因為書院具有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書院大都不受或較少受科舉考試的制約，便於自由講授，自由研討。因此，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最理想的場所，成為發展理學的學術教育基地。

　　南宋的理學，形成不同的學派。每一學派都創辦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書院，而每所書院也就成為研討或傳播某一理學派別學術思想的基地。如：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張栻主講嶽麓書院，陸九淵講學於應天山精舍和象山精舍，呂祖謙主講麗澤書院等。他們各以書院為基地傳播自己學派的學術思想，實現自己學派理想的教育目標。特別是他們的弟子門人又各創書院，以擴大影響，造成了書院繁盛的局面。

　　理學大師親自復修書院或新創書院，在書院授徒講學，提高了書院的學術地位，為書院樹立了威信，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北宋的著名學者多在官學任職，南宋的著名學者大都逐步從官學移足書院。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等都是南宋學術界的名流，又是書院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他們的弟子門人也都是積極創辦書院的有名人物，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理學大師在書院講學，吸引了大批讀書士子慕名奔趨，造成了書院空前勃興之勢。

　　中國的印刷術是世界聞名的重大發明，長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印刷術的發明，印刷條件的改善，是書院發展的重要條件。王應麟在其所著《玉海》中解釋書院時稱：“院者，取名於周垣也。”就是說，書院就是指有圍牆院落的藏書、校書、讀書的場所。書院與書籍是不可分的。

　　南宋時期，中國的印刷術又有了新的進步，刻版印刷的發展，大大提高了刊印圖書的效率和質量。除了官方的刊書機構，大量出現私家書坊，為私人藏書提供了方便。書院藏書的條件得到了保障和改善，並且開創了書院刊印圖書的歷史。後世圖書館藏書中的珍本書、善本書，一部分就是“書院本”。如：婺源麗澤書院在理宗紹定三年(公元1230年)重刻司馬光的《切韻指掌圖》二卷；龍溪書院於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刻《陳北溪集》50卷；象山書院於紹定四年(公元1231年)刻袁燮的《家塾書抄》12卷；建安書院於鹹淳元年(公元1265年)刻《朱文公文集》100卷，《續集》10卷，《別集》11卷。

　　圖書的大量刊印，有利於圖書收藏，也為書院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特別是書院刻書業的發展，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提高了書院的社會地位，也方便了書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開展和提高，對書院的勃興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