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但是目的不對。“澶淵之盟”簽訂後，遼宋之間維持了上百年的和平，雖然宋朝每年需要給遼白銀10萬兩，絹帛20萬匹，然而課本上並不會提起，宋朝人當年簽訂“澶淵之盟”的時候，曾經說:雖每歲贈送，較用兵之費，不及百之一二。

相對於戰爭，歲幣的區區之數對於北宋龐大的財政收入而言，不值一提。契丹人建立的遼，與曾經的突厥、匈奴等完全不同，是擁有自身獨特文字、語言與文化，並且半漢化建立完整國家政權的存在。

契丹人時常侵擾中原，為了並不是單純的搶掠財物，而且想入主中原。平心而論，當時遼與宋勢均力敵，任何一方想輕易吞併另一方，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反倒可能兩敗俱傷，讓第三方趁虛而入。

雖然條約規定宋朝每年給遼大量歲幣，但是兩國之間約定為兄弟之國，宋為兄、遼為弟，遼同時歸還了佔領的宋朝土地。最重要的是，雙方在邊境開榷場互市，這對於生產力要發達於遼百倍的宋來說，實在是天大的便宜，百年的和平，遼國大量的財富透過貿易進入宋朝國庫，而宋朝文化無形中入侵了遼，甚至宋真宗駕崩，遼國上下舉國哀悼。

總體來說，澶淵之盟弊大於利，然而宋錯就錯在，應該趁機休養生息聚集力量，以求真正一統天下。

許多人可能會習慣性地認為，“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條約。然而，從前面我們的講述便可以知道，“澶淵之盟”其實是在宋朝打了勝仗的情況下，願意停兵與遼朝談判，並作了讓步而達成的和議，跟城下之盟的性質並不一樣。“城下之盟”語出《左傳•桓公十二年》：“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是指兵敗後迫於無奈而簽訂的屈辱性條約。而宋朝跟遼朝立盟，並非因為戰敗後，迫於敵人兵鋒而忍辱求和，而是不欲兩國長年征戰，希望達成長遠和平。

今人之所以認定澶淵之盟“喪權辱國”，想來應該是因為盟書約定了宋政府每年要給予遼朝歲幣。這裡我們有必要來探析一下“歲幣”的性質。不管從宋遼談判過程中的說法，還是從兩國誓書的用詞來看，歲幣既不是戰敗國的戰爭賠款（19世紀鴉片戰爭以降，清政府對西方列強支付的銀子，才是屈辱的戰爭賠款），也不是藩屬國的納貢，宋政府對歲幣的交割形式，也盡力避免給人納貢的印象：“更不差使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毋寧說，歲幣實際上就是發達國家對經濟落後國家的資助：“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類似於今天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援助。

而從成本—收益的功利角度來看，每年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的歲幣支出，也是收益遠大於成本的划算買賣。以宋朝龐大的財稅收入，區區二三十萬兩銀的開銷並不構成什麼負擔；而且，由於宋朝對遼朝的貿易長期處於“出超”地位，每年的歲幣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裡，據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的估算，“平均來看，宋透過對遼貿易每年可獲得八十萬貫順差。這其中，政府的官方貿易往來佔到了四十萬到五十萬貫。此順差使宋朝實際上重新賺回了對遼國的歲貢” 。

宋朝人自己也曾做過一番成本—收益計算，結論是“雖每歲贈遺，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 。歲幣支出只相當於戰爭損耗的百分之一。財物的損耗還是小事，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宋遼征戰，勢必有無數的軍人與平民要死於戰火；而澶淵之盟訂立之後，至宋朝與女真秘密訂立海上之盟之前，兩國實現了一百餘年的和平，其間儘管有糾紛、有區域性衝突，有勾心鬥角，但基本上都是透過談判解決問題，並沒有引發戰爭。單說這一點，就非常了不起。

宋代之前的漢朝、唐朝，為締約和平，一般採用“和親”的方式（據學者的研究，西漢至少有16起和親，隋唐有45起和親，宋代以後的和親共計有37起）。宋朝則從無“和親”之舉，遼朝與西夏都曾經向宋朝提出“和親”的要求，但宋政府都婉轉拒絕了，寧願每年多支付點歲幣。今天許多人都能夠接受漢唐的“和親”政策——王昭君與文成公主的故事一直受到歌頌，卻無法接受宋代的歲幣。我感到有點難以理解，因為如果以現代文明價值觀視之，“和親”過程中，至少有一名女性被當成政治犧牲品，顯然更不應該為現代人所接受。

如果說，漢唐的“和親”是中世紀式的和平機制，那麼宋遼開創的“和約”，則可以說是近代化的和平機制。根據“澶淵之盟”的盟書以及後續的系列約定，宋遼兩國達成的重要協議包括：

一、宋遼雙方約為“兄弟之國”，地位平等；

二、宋朝每年給予遼朝歲幣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

三、雙方大致按佔領現狀劃清領土邊界，在國境線立下“石峰”（相當於今天的界碑），“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

四、約定兩國互不單方面增加邊防武裝，“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

五、約定雙邊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類似於罪犯引渡協定；

六、兩國在邊境開設榷場，開展雙邊貿易。

宋朝與遼朝“建交”之後，在長達一百餘年的來往中，還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外交”機制，包括：

一、設立“國信所”，有點像現代國家的外交部，負責選派外交使團、接待外國使節、保管外交文書與禮物；

二、每逢重大節日，譬如元旦，兩國會互派使臣前往慶賀，一國皇帝、太后壽辰，另一國也會遣使祝賀。一國若遇上國喪，另一國也要派人弔慰；

三、一國新君即位，也會派遣使臣通報對方，對方則致函相賀；

四、凡遣使訪問，對方都會給予禮遇，雙方通常也會互贈禮物；

五、一方若要征討第三國，也需要遣使照會對方，以期達成“諒解備忘錄”；

六、兩國若發生利益糾紛與區域性衝突，都透過派遣代表談判解決，不致誘發戰爭。

——近代民族國家謀求建立的國際條約關係，不就是如此麼？

“澶淵之盟”告訴我們：軍事實力固然是談判席上最有力的籌碼（這一點必須承認），但和平談判卻能夠創造出戰爭無法完成的歷久彌新的文明價值。

北宋時期的亞歐大陸

唐朝中後期開始，藩鎮割據勢力逐漸增強，中央政府再也沒有統治全國的能力，中國開始進入又一個大分裂時期——五代十國時期。正在中原地區打得不可開交之時，北方一個民族悄然崛起，它就是契丹族。在後梁貞明二年（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統一契丹八部，建國稱帝，遼國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遊牧民族建立的強大帝國，與之前的匈奴、突厥類似，契丹族也經常南下掠奪北方漢人的財物，但是他們已經有了領地的概念，正是這個概念，讓他們與中原王朝展開了持續數十年的戰爭。

北伐戰爭

宋太宗趙光義

之前文章中，國史君（國史通論）曾經多次講到中原王朝針對契丹的北伐戰爭，其中包括後周世宗柴榮的北伐、宋太祖趙匡胤的北伐以及宋太宗趙光義北伐。雖然目的都是收復燕雲十六州，但前兩位皇帝主要針對的還是土地狹小的割據政權——北漢，從趙光義蕩平北漢之後，便將矛頭直接對準了北漢身後的契丹。趙光義的兩次大規模北伐都以慘敗告終，而雍熙北伐則將宋軍士氣徹底打光，從此宋朝對契丹始終懷有巨大的恐懼。

澶淵之盟

宋真宗趙恆

宋朝怕了，遼國的膽子自然就更大了。在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遼國承天蕭太后帶著遼聖宗耶律隆緒率領二十萬精兵南下，他們一路打到了黃河邊。宋朝舉國震盪，官員紛紛勸皇帝遷都或者逃亡，但宰相寇準堅決反對，在他的逼迫及恐嚇之下，宋真宗最終御駕親征，雙方在澶淵對陣。正在宋朝嚇得哆哆嗦嗦之時，遼國認識到了自己的危險處境——他們孤軍深入，背後有十幾萬宋軍作壁上觀，而且在關鍵時刻遼軍主將蕭撻凜死於北宋八牛弩之下，於是雙方開始議和。議和中出現幾個趣聞，國史君（國史通論）在之前文章中曾經寫過專篇，在此不再贅述。

澶淵之盟

最終雙發達成“澶淵之盟”，規定宋遼從此是“兄弟之國”，真宗年長，便是哥哥，但哥哥每年要給弟弟十萬兩白銀，二十萬匹絹，並規定了兩國停止戰爭的一些條款，最後附加了一條——邊境開設榷場，發展正常貿易。

互利共贏

清明上河圖中的駱駝隊

“澶淵之盟”的條款其實有很多很多項，但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只看重其中“歲幣”這一條，認為這是與滿清末年一樣的喪權辱國，但實際上並不是。首先，宋朝給遼國歲幣，並不是一個屈辱條款，而更像是對欠發展國家的經濟援助，愛面子的宋朝對這一行為解釋得更清楚、更趾高氣揚——“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意思是你們那嘎達太窮了，哥哥給你點零花錢，改善一下生活。

北宋與遼國形勢

其次，歷史上早就有很多學者對宋遼歲幣之事算過賬，對於經濟高度發達的宋朝來說，每年三十萬兩匹實在不算什麼，而透過雙邊貿易，宋朝每年至少能夠淨賺八十萬。另外，“澶淵之盟”簽訂之後，宋遼兩國保持了長達百年的和平，儘管這一百年中，歲幣幾乎從未斷絕，但是“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

金滅遼、北宋線路

所以，“澶淵之盟”雖然規定宋朝每年給遼國大量歲幣，但宋朝不失顏面而且還賺了錢，實在是一樁划算的買賣。只是後來的皇帝昏了頭，與金國簽訂“海上之盟”，出賣了友好相處、互利共贏的盟友，最終宋遼兩國雙雙滅亡。

第一，從簽約時，北宋王朝的國事來說，《澶淵之盟》是值得的。

雖然北宋號稱“富宋”，但《澶淵之盟》落墨前後，特別是澶州戰役拉鋸期間，卻恰恰是宋真宗時代的北宋，國家最舉步維艱的時候。以國防形勢說，由於宋真宗的父親宋太宗，一輩子業餘水平的瞎指揮，兩次伐遼敗光了北宋精銳，以至於遼國轉守為攻，戰爭連年不停，西北的党項也趁機作亂，到了宋真宗年間時，更成了遼國党項“來回鬧”，當時的北宋國防，堪稱兩頭捱打。

同樣嚴重的是，由於宋太宗在位時，對西南地區近乎掠奪的統治政策，西南也爆發了著名的“王小波起義”，整個西南大地打成了一鍋粥。甚至以宰相呂蒙正的吐槽說，別看當時北宋京城繁榮，但農村的經濟狀況，簡直到了慘不忍睹。如此內憂局面，外面還要面對與遼國党項的戰爭，局面可想而知。

所以到了宋真宗在位初時，北宋的經濟軍事，都是一團糟。就連後世無比羨慕的官員俸祿，當時也只有唐朝的三分之一。幾乎每一仗，都是從牙縫裡省出錢來打。這種情況下，以戰爭來促成和平，就成了必須的選擇。

也正是在《澶淵之盟》生效後，宋真宗時代的北宋，開始了經濟高速發展。宋真宗在位時期，先進的農具與稻種推廣全國，北宋戶口增加四百多萬戶，耕地增加到5億畝，人均財富增加三倍，商品經濟紅紅火火。真正開始了“富宋”年代。更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的軍事實力，也一度大大增強。《澶淵之盟》後的宋軍，還一度揮兵西進，痛打作亂的党項部落，取得“三都谷大捷”等勝仗。

以這個意義說，《澶淵之盟》對於北宋的養精蓄銳，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二，從北宋的國運脈絡說，《澶淵之盟》卻是嚴重不值。

在經過了宋真宗時代的勵精圖治後，北宋迎來了宋仁宗時代，但就是從這個時代開始，曾經的宋遼戰爭，卻已經被這一代政治家拋在腦後，自感外無邊患的北宋君臣，“文治”抓的紅紅火火，文官集團地位不斷上升，官僚機構日益冗贅。宋仁宗晚年的官僚隊伍，竟然達到了兩萬人之多。沒有了外患的北宋，反而攤上了人浮於事的“冗政”。

更可怕的是，由於《澶淵之盟》的成功，北宋君臣更習慣了“花錢買和平”。比如西夏扯旗叛亂，疏於訓練的北宋軍隊被打的大敗，最後只是花錢買西夏稱臣。而簽過《澶淵之盟》的遼國呢，卻是趁火打劫，鬧出了“慶曆增幣”的鬧劇，逼得北宋不得不繼續咬牙加歲幣換和平，財政負擔越發重，國家尊嚴更是喪盡。

而與之一道發生的，就是北宋軍備的嚴重廢弛。在宋遼戰爭期間，北宋一大稱雄天下的優勢，就是“戎具精勁”，但到了宋仁宗年間時，各支部隊用的武器，竟是絕大多數不合格，軍隊偷工減料嚴重，訓練也越發廢弛，邊境上的騎兵，能騎馬不摔下來，竟然就是好兵。這樣的軍備水平，來自北宋的腐敗，但同樣的，來自北宋的忘戰。

以這個意義說，正是《澶淵之盟》後，北宋在經過短暫的振作後，卻自中期起，進入了文恬武嬉的節奏。但這能怪《澶淵之盟》？當一個王朝喪失了進取精神，不懂忘戰必危的道理，什麼樣高明的條約，也是沒救。

參考資料：《宋史》

如果以漢唐鼎盛期全力出擊，擊敗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為參照，澶淵之盟當然算是城下之盟。用後來丁謂跟真宗說的話說，就是城下之盟，春秋恥之，確實是不光彩的。甚至現在還有許多人揪著這一點不放，認為北宋給遼國歲幣，是喪權辱國。其實未必。

第一，從當時宋遼雙方的絕對實力對比來說，北宋並沒有能夠徹底擊敗遼國的把握，遼國也沒有徹底擊敗北宋的把握，所以從北宋初期開始，宋遼雙方進行了長期的拉鋸，到澶淵之盟簽訂的時候，戰爭已經持續了40多年，雙方都是疲憊的，都需要休養生息。在這種大體均衡的局面下，達成一個和平協議，減輕一下國家和老百姓的負擔，不算失策。

第二，北宋方面派去出使遼國進行談判的是曹利用，真宗給的底線是一百萬匹兩，但遼國其實也很想趕緊達成協議，早早退兵，所以並不敢要高價，最後是以十萬匹兩達成的協議。這個價錢當然不僅遠遠低於真宗的預期，甚至也低於寇準預期的三十萬。後來雙方經過多次反覆和拉鋸，才穩定在了三十萬匹兩。

第三，雖然按照協議，北宋起初需要每年給遼國十萬匹兩的錢帛，後來又增加到了三十萬匹兩，但以北宋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來說，這點財物只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而且，在達成和平協議之後，雙方開始進行和平貿易，北宋能夠賣給遼國的物資當然比遼國能賣給北宋的要多多了，所以北宋從貿易中獲取的利潤遠遠超過送給遼國的歲幣的數量。

第四，北宋時期的中原地區經過中晚唐到五代的長期戰亂，需要休養生息來恢復和發展，而南方在同一時期卻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發展，比如江西、福建、浙江在晚唐到五代十國時期的開發速度就非常快，所以北宋佔據的都是比較有利於發展的農業區，只要進入和平時期，搞和平競賽，北宋的發展速度會遠遠超過遼國。

第五，雖然從財政上來說，給遼國的歲幣對北宋並不算太重的財政負擔，而且避免了與遼國進行戰爭的鉅額財政支出，但同時不能不承認的是，雖然雙方達成了和平協議，但雙方的互信始終是存在問題的，所以北宋需要在邊境地區囤積大量軍隊，來保證自己的安全。因為沒有燕雲地區的山地地形可資利用，只能搞人海戰術，北宋在河北地區苦心經營多年，才形成了一條代價高昂的防線，軍隊規模最多時達到三十多萬人，這個負擔是非常沉重的。

第六，即使時從短期效應來看，在澶淵之盟達成之後，北宋君臣就長出了一口氣，進入了相對比較和平的環境，雖然一些正直的大臣還一直在勸皇帝要做臥薪嚐膽的準備，以後還是要收復燕雲，但真宗之後就開始搞封禪和祥瑞之類的事情，完全沒有把心思放在正經事情上了。到仁宗時期，經過了三四十年的和平，西夏戰事一起，舉朝震驚，甚至有人乾脆建議放棄潼關以西，或者遷都四川，可見持續的和平對北宋君臣的腐蝕程度。

從長遠來看，《澶淵之盟》的簽訂，對北宋和遼國來說，都是利大於弊的。因為，大家都能在合約中獲得實惠，使得兩國從此再無大的干戈，帶來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

而題目中提到北宋的積貧積弱，其實這並非因為遼夏歲幣支出造成的。因為那點歲幣，對於富裕繁榮的北宋來說，幾乎可以說是不值一提的。

遼夏歲幣總量，不過相當於當時北宋幾個縣的稅賦而已，然而北宋全國可是擁有近兩千個縣。而且，由於盟約的簽訂，宋遼兩國一百多年在於大規模的戰爭，不僅消去了不必要的戰爭開支和損耗，還能讓彼此在和平的環境下發展，使得邊境貿易逐步繁榮起來。對北宋而言，這點歲幣在宋遼邊貿的發展中，其實是可以掙回來的。因此，歲幣並非北宋積貧積弱的原因所在。

事實上，北宋積貧積弱是因為官僚體系過於龐大所造成的。北宋始終推行重文輕武的國策，雖然推動了文化的繁榮，但卻透過科舉產生了大批的文官，形成了臃腫的官僚體系。

比如基層的縣就是個例子。北宋的縣是非常多的，許多很小的縣，本來就不具備設縣的條件，然而宋廷並沒有適當的將之合併，而是繼續保留縣制，養著一群縣衙的官吏。這就使得宋朝的官僚體系十分龐大而臃腫，開支與日俱增，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的負擔。這就是“積貧”！

其次，北宋統治者為了避免五代十國武人亂政局面的再次發生，一直對武將進行打壓。其軍隊制度僵化，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軍隊戰鬥力低下，導致北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這就是“積弱”！

因此，北宋的積貧積弱完全是他們自己造成的，與《澶淵之盟》的簽訂沒有多少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