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個題目時，有句話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子裡，那就是“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我記得這是我剛畢業時看過的一篇文章中的話，出自《季氏將伐顓臾》。現在看到這個題目，我就又把那篇文章翻出來看，原來是孔子說的。孔子還說，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那大意是，幹得了就幹，幹不了就辭職。有人遇到了危險卻不知道保護，有人將要跌倒了卻不去攙扶，那還要用那個做相的人幹什麼呢？打個比方說，老虎和犀牛從籠子裡跑出來，龜甲和玉器在匣子裡被毀壞了，你說這是誰的過錯呢？

我真佩服孔子他老人家，大智慧呀。道理深入淺出，淺顯易懂。卻說出了古今哲理。

孔子在批評冉有季路，而我則想到了鄭伯，也不是也擔同樣的責任嗎？正是由於做為國君，他的失職，才招致了弟弟喪命，母親失子，國家不安。所以我們說，

鄭莊公有縱容失職之罪。

在他即位第一年，就把自己的弟弟封在了京。當時非常有名氣有思想的大臣祭仲就勸諫他，你把你弟弟一個庶子封在這麼大的地方，於理不合，於國無益呀。他不聽，言，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言武姜而不言母，顯示出不滿之情，也有縱容之意。這是故事的吧。

後坐視段壯大，襲鄭，這裡一直到自己弟弟有了實際行動，都沒有采取強有力的措施，等到段有了行動了，他才出兵，那就已經把段置於死地了。

我們儘可以說，他有難言之隱，但是，他是國君，這個責任他是推卸不了的。母子三人相殘，到底是個悲劇。

這個故事，也被孔子納入《詩經》當中，其中有一篇《大叔于田》出自《國風 鄭風》就刻畫了一個身手矯健的獵人形象，而實際上是在譏諷鄭莊公是一位不稱職的兄長。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後人孔穎達就說，

叔負才恃眾，必為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鄭莊公有殺弟之嫌？

有人說，鄭莊公在故意養虎為患。這是陷弟弟於不仁不義。為殺其弟製造藉口。我想這是有道理的。他的母親是武姜，他是鄭武公的大兒子。

由於他是寤生的，武姜難產，而自己的弟弟是順生，又由於是小兒子，所以母親喜歡段叔，不喜歡他。看出來母親對小兒子縱容嬌慣。一直到造反了，還幫著呢。就因為這些，讓他產生了嫉妒。但主要是擔心段叔對他政權的威脅。

在武公病重之時，武姜曾提議立段叔為國君，只是武公沒有聽從他的。因為這個原因，才使莊公耿耿於懷。除之而後快。“除惡務盡”。所以才會一再縱容，那就是“欲擒故縱”。

以上第一種說法說有失職之罪，莊公是脫不了干係的，但說他殺段叔固然是事實，但是是否是出於存心呢？於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所收錄的《鄭武夫人規孺子》為人們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新的史料。

由這段史料，人們看出，鄭武公繼位前，鄭國有深厚的貴族民主政治傳統，在武公為衛華人質的三年之間，武姜獨立於支撐了鄭國的政局。而莊公繼位之初，君權虛弱，所以才有了莊公的無奈，讓大國京於段叔。

武姜依靠的是舊貴族集團，鄭莊公依靠的是祭仲為首的少壯派。也就是說，那並不是真的是欲擒故縱，而是現實的無奈。而《左傳》對於這段歷史隱而未寫，讓我們產生了錯覺。

那麼鄭莊公對於弟弟到底是什麼態度呢？應該說是複雜的。

《公羊傳》《穀梁傳》中，寫莊公殺死了段叔，可能不是真的。而鄭莊公也是有仁心的。首先《春秋》《史記》中並沒有提及段叔的最後結果，而後人引證說，

鄭伯於隱十一年猶雲，寡人有一弟，不能和諧，使其糊其口於四方。

這說明段叔真的沒有死。這就可以看出鄭莊公的對弟弟的仁心之愛。所以才會在少壯派祭仲的一次次呼籲下，猶豫再三，他不忍心呀。

而對於母親則更有孝愛。而只是權力的爭奪，使這種愛不是那麼純粹，只是在鬥爭結束時，才回歸到人心和樂中來。

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出，鄭莊公是有仁心的，只是作為君主，他不得不想到自己的君位，而另一方面，

作為母親的武姜也是有責任的。

武姜對共叔段的偏愛和溺愛是這場悲劇的導火索。儒學認為，真正的愛孩子，應該教之有方，弗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也就是說，不能一味的寵愛自己的孩子。過度的寵愛就會心生驕狂，走上邪路。

我們看武姜是怎樣做的呢？

鄭莊公和段叔，都是他的兒子。但是，他就是喜歡小兒子。《史記》說，段生易，夫人愛之。愛你就愛吧，但是不要不分是非呀。後來武公病重，他就要立段為國君，這不是拿國家大事當兒戲嗎？自古講的嫡長子繼承製，國家才不會亂。他怎麼能立段呢？莊公即位後，她硬要莊公把段封在了京，這是大城呀，有違禮法，但是他不管，所以莊公也無可奈何的說，“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拿這樣的母親有什麼辦法呢？後來，段到了京，武姜又和段謀劃謀反，“與其母武姜謀襲鄭”這樣的事她也能做得出來。最後，謀反了，她又做為內應，“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你說，莊公和她不及黃泉不相見，能沒有武姜的原因嗎？

其實這樣的故事也不只一例。衛公子籲十分受莊公的寵愛，喜好兵事。但沒有受莊公的嚴格管教，後來，越發飛揚跋扈。在莊公死後，就將自己的同父異母的衛桓公殺害，自己登上國君之位。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這樁公案中，反映出典型的家庭倫理劇的悲哀。做為兄長，鄭莊公有兄長失教之責，作為母親，武姜有溺愛之過錯。作為弟弟，段叔有不恭之失德。在這種合力之下，悲劇不可避免。當然，我們也可以

從春秋時期大的歷史背景下去考察

鄭莊公即位是公元前744年，是春秋時期。而在春秋以降，周王室衰微，諸侯並起，禮崩樂壞，道德淪喪。西周時期周公制定的禮法，被人們丟到了腦後，為了權利和土地，人們不惜殺兄弒父弒君，弟兄兵戎相見，以至於孔子說，要克已復禮，人人懂得禮法，相敬相愛，恢復到周代的那種秩序當中去。所以，我們說，這是歷史的大背景下的一個縮影。

案件很清晰

母親生了兩個兒子，討厭大兒子，喜歡小兒子。於是事事偏心，還動不動大吹枕邊風，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奈何當時的社會制度不允許，所以討厭的大兒子繼承的家業，於是母親退而求其次，要求分封，左纏右繞之下，大兒子無奈分封給弟弟一塊地方。

可是這個母親和大兒子一點也不知足，滋生了野心，大兒子為了確保家產，使出了欲擒故縱之計，放縱弟弟犯下不可饒恕的罪過，然後以此為由，追殺弟弟這個不安全因素。結果哥哥贏了，贏了之後更生母親的氣，根本不拿自己當兒子啊，於是發誓除非見到黃泉，和母親再不相見。結果後來覺得不妥，因為孝道是言流。於是有個善於揣摩領導意圖的人出了一個主意，挖出一個地道來見到地下水，不就可以實現孝道了。於是，這個大兒子為了名聲，就挖地道和母親相見了。

結局自然是“皆大歡喜”

可是，記載這個事件的史官很聰明，也瞭解權力場上的那些貓膩，有含蓄而帶有主觀意圖的文字，把這件事情記錄了下來。

後面更有無數代無數個人文人添油加醋，大放厥詞。

罵當哥哥的不能勸戒弟弟

罵當弟弟的不能安份守已

結果明明是兄弟兩個人對家產的爭奪戰，被寫成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作者的意圖就是，他們不是兄弟，兄弟哪有這樣的！

這是當時的主流觀點，不得不說，在君臣體制之下，這個觀點是正確的，而當儒家學說佔據華人思維的時候，這個觀點更是正確的。最起碼在表面上是正確的。

他只能是表面上正確，實際上，很多人都知道這個觀點是錯誤的，但是沒有人敢說，因為會被罵死。

案件中的幾個人都有可圈可點之處

首先是父親，明確拒絕了母親的要求，但是並沒有斷絕她的非份之想，我不大相信，做為一個國君，連兩個兒子之間的事情都會不知道。所以，只能是拒絕，卻不能安排，因為一旦安排，等自己身故之後，母親以大義為名，隨時可以要求鄭莊公將小兒子安排回來。更不能在沒有犯錯的前提下，殺掉或囚禁小兒子。因此，只能留給大兒子處理。

這個叫武姜的母親也是一個白痴，政治上的白痴，偏心偏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如果是普通人家的母親還罷了，偏偏是王后級別。豈不知自己越偏心，以後小兒子越難生存麼？從邏輯上看，與其說莊公恨弟弟，不如說是莊公恨母親，因為正是母親的無情才造就了兄弟的不和。但是在孝道為主的時代，沒有人敢說母親的不是，實際上，這個案件的最大凶手不是兩個兒子，而他們的母親。

再說大兒子鄭莊公，他什麼都沒做錯。因為他要為一個國家負責，他首先是一個君主，然後才是武姜的兒子，他最大的責任是維護國家和社會的安全。至於放縱弟弟不法，這其實是一個妙招，不然的話，弟弟始終是一個不安定因素，小錯積累開來，所造成的傷害反而更大，所以不如一次性解決。這是一個合格君主的必備素質。

這個小兒子明顯是一個被慣壞了的熊孩子，狗屁不懂，偏偏自命不凡，就算是造反，也不能讓對方看出來啊，築牆，買糧，造刀劍，樣樣都是違法行為，偏偏還讓所有人都看得見，白痴到這種地步也真是醉了！由此可見，這個白痴手下一個能人也沒有，不失敗沒有天理了！

裡面還有三個人物，都是大臣，一個是祭仲，明察秋毫，用很含蓄的語言來提醒鄭莊公，這是一個賢臣，知道如何和領導打交道，而且從隻言片語中得到了領導的想法，很尿性。另一個是公子呂，這傢伙直來直去，毫不掩飾，是忠臣。還有一個叫潁考叔，善於揣摩領導心理，知其所需，投其所好，算是一個侫臣。

這才是一個君王應當有的班底，賢臣於事，忠臣於人，侫臣於私，全了~

至於後面的黃泉相見，純粹是權宜之計，莊公要君主名聲，母親要生活質量，當然也不擺除母子兩人達成了協議，如果向暗黑系考慮的話。

你給我做出一國之母的樣子來，我就放過我弟弟，而且讓你榮華富貴，否則我安排人端著AK47滅了他，然後.....，

再怎麼著，這個武姜也是大戶人家之女，見多的後院爭鬥，人家是一國之君，把你弄成意外死亡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

“鄭伯克段於鄢”這一公案，本身並不複雜，是鄭國的一次國內政治鬥爭。但是，放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來看，“鄭伯克段於鄢”卻是承前啟後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公元前722年，因為鄭莊公母親偏愛小兒子姬段，便與姬段聯手發起內亂，試圖奪取鄭莊公君位。然而，長期以來隱忍而不發的鄭莊公卻搶先動手，攻佔了姬段的老巢京邑。姬段被迫南下逃亡鄢邑，被鄭莊公包圍。幾番大戰之後，鄢邑被克，姬段身受重傷，逃亡至衛國的共邑。其後不久，姬段就身受重傷而亡。所以，《穀梁傳》和《公羊傳》在解釋“克”字時，都強調一點：“克”極為“殺”，即便姬段不是在鄢邑被鄭莊公殺死，但鄭莊公在攻打鄢邑時，也是抱著必殺姬段的決心而去的。

“鄭伯克段於鄢”最終以鄭莊公的全面勝利而告終，但是這一事件對鄭國的巨大影響才剛剛開始。

姬段逃亡至衛國後不久，衛桓公就為他出頭，派兵攻佔了鄭國北部邊境。衛國之所以要干涉鄭國這場內亂，根本原因就是西周覆滅以來，鄭國從渭河平原渭南華州區東遷至中原過程中，實在是太高調了：先後滅了鄶國、東虢國、鄢國、胡國、祭國等等，對鄭國周邊的傳統諸侯大國衛國、宋國、魯國，都形成了巨大威脅。所以，衛桓公趁鄭國內亂強勢介入，也是為了打壓鄭國的瘋狂擴張勢頭。

鄭莊公對衛國的入侵當然不能接受，隨即對衛國發起了兩次反擊。卻不想，這兩次反擊，卻捅出了一個馬蜂窩！

公元前719年，衛國州籲殺死衛桓公，自立為國君。為了報復鄭國，州籲將鄭國周邊的宋國、陳國、蔡國都聯合起來，前往攻打鄭國。在這年，四國大軍兩次攻打鄭國，其中一次圍攻鄭國國都新鄭東門，整整攻打了五天撤軍！

就此，東周第一次規模性的諸侯大混戰戰終於全面展開，直到公元前710年，宋殤公在內亂中被殺死才算告一段落。

從這一結果來看，“鄭伯克段於鄢”就是東周江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也是春秋數百年諸侯大亂的源頭。因此，《春秋》從這一年開始記事也就有情可原了：“鄭伯克段於鄢”確實是一標誌性的啟後事件。

從另一方面來說，“鄭伯克段於鄢”這一公案又是承前的標誌性事件。

公元前771年，西申國聯合犬戎、鄫國滅西周，從此周平王政權就被周王國諸侯所孤立。為了對抗西申國扶持下的周平王政權，周王國諸侯們在崤山之東擁立幽王弟姬餘臣為王，是為攜王。

為了躲避犬戎入侵渭河平原的巨大災難，在西周覆滅之後的兩年內，鄭桓公與老情人鄶妘勾結，精心策劃出鄶國國君無辜殺戮大臣事件，然後藉機殺死鄶國國君，一舉吞併了鄶國，成功地將鄭國從渭河東遷至中原。鄭國東遷後不久，因為攜王政權的不得人心，鄭國就暗地裡投靠了周平王政權。為了確保平王政權能順利東遷，鄭武公沿著洛陽平原周邊，一路攻城略地，把中原通往洛陽平原的交通要道紛紛佔領。

就在鄭武公動手之際，山西的晉文侯也投靠了平王政權，並在汾水流域消除異己，為平王東遷做準備。公元前762年，晉文侯遠赴西申國，將周平王接到涇河流域的京師，正式擁立他為王。公元前759年，平王正式東遷至洛邑，與攜王政權正面對抗。公元前750年，晉文侯殺死攜王，結束了“二王並立”時期。

此後不久，平王政權就陷入了一個停滯期：公元前746年，晉文侯去世，晉國隨即陷入了長達67年的曲沃與晉侯內亂；公元前744年，鄭武公去世，年僅十三歲的鄭莊公成為國君，也陷入了與母親武姜和弟弟姬段之間的權力鬥爭。

平王政權的兩大支柱國先後陷入內亂，這讓東遷才數年的平王政權陷入了孤掌難鳴的困境：此時，中原諸侯尚未普遍認可平王政權，他們的敵意多餘善意；晉國、鄭國又困於內亂，自顧不暇，哪裡還顧得上平王政權的發展？

直到公元前722年，“鄭伯克段於鄢”事件結束，鄭國才有機會從內亂中解脫出來，繼續為了平王政權而出力。

然而，世異時移，二十二年過去後，平王政權與鄭國的利益已產生了重大分歧。此時，平王政權更迫切的需求是得到天下諸侯的認同；鄭國卻因“鄭伯克段於鄢”所引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與中原諸侯形成了日益尖銳的矛盾。

所以，從承前的角度來說，“鄭伯克段於鄢”又是鄭國與周王室關係走向破裂的標誌性起點。

鄭伯克段於鄢是《春秋》中，第一次重要的歷史事件。對此解析之前，需要先看《詩經》。

《詩經·鄭風》共有詩歌二十一篇。其中二十篇是愛情、性愛之詩。《大叔于田》是唯一的例外。其內容是共叔段隨鄭莊公田獵：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於公所。將叔勿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詩中稱讚共叔段駕馭之術精湛，箭法出眾，甚至徒手製服猛虎。把共叔段的勇武與英姿展現的淋漓盡致。

但在另一部儒家經典《左傳》中，共叔段貪得無厭，欲發動叛亂。最終多行不義必自斃，成為喪家之犬。故一些學者認為，《詩經·大叔于田》與《左傳·隱公元年》的記載相矛盾，可能是共叔段黨羽所作。甚至對《鄭風》大肆批判——“二十首淫詩+ 一首顛倒黑白之詩”。也有一些學者的觀點完全相反，認為共叔段謀反是未然之辭，是被栽贓嫁禍。一時間眾說紛紜。

要捋清共叔段的是是非非。還需在《左傳·隱公元年》的傳文中尋覓答案：

姜氏厭惡長子鄭莊公，偏愛幼子共叔段。曾屢次請鄭武公廢長立幼。鄭莊公即位後，姜氏請莊公封共叔段於虎牢關。莊公雖拒絕了這一請求。但母命難違，還是封其於京。故共叔段又被稱為京城太叔。

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分之一。而京過百雉，國之害也。蔓草猶可不除，況君寵弟乎？”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說明其對弟弟早有提防。

西鄙、北鄙本屬鄭國公室直接管轄。共叔段使其同時聽命於己。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公子呂謂鄭莊公：“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莊公曰：“將自及。”可知莊公胸有成竹。共叔段又獨吞二鄙，其野心已昭然若揭。

太叔繕甲兵，聚卒乘，將襲鄭。夫人則開啟城門，裡應外合。此處傳文曰：“公聞其期。”說明弟弟與母親的一舉一動，皆在莊公掌握之中。莊公即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伐京，京人叛共叔段。敗走入於鄢，莊公伐之，太叔出奔共國。

在老謀深算的鄭莊公面前，共叔段簡直是跳樑小醜。不自知，更不知彼。尚未叛亂，麾下先叛己。這一方面是其不得人心，還有可能是莊公暗中操作。

平定叛亂後，鄭莊公將母親姜氏置於城穎，並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但又“即而悔之。”此四字，值得回味。鄭莊公後悔的不是自己不孝，更不是自己良心發現。而是後悔自己的不孝之名傳遍天下，被世人唾棄。幸虧有機智的穎考叔，使莊公即不違背誓言，又挽回了自己的孝子之名。

在《左傳》的經文中，只書六字“鄭伯克段於鄢”。這是孔子對魯國官方史書所作的筆削。目的是賦予春秋大義：段不弟（通悌），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透過傳文對春秋筆法的解讀可知：為何共叔段會有不悌之行？鄭莊公作為兄長沒有教育好弟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若經文言“出奔”，則專罪共叔段。未言出奔，是為責難鄭莊公——共叔段叛亂，正是莊公的期盼，符合他的意志。

再關聯傳文中的“公聞其期”可知，共叔段的一舉一動，盡在鄭莊公掌握。唯一的可能就是鄭伯在弟弟身邊安插了臥底和細作，並且此人深受共叔段信任。才能得到太叔偷襲鄭都，夫人裡應外合的重要情報。由於鄭伯希望弟弟叛亂，然後除之。從而高枕無憂。他安插的臥底應當挑唆共叔段叛亂，再加上姜氏煽風點火。最終使共叔段鑄成大錯。需要指出的是：“大叔繕甲兵，聚卒乘，”說明叛亂的事實確實已經發生。並非未然之辭。

共叔段身敗名裂由兩大因素造成：一個是自身；另一個是外部，即哥哥的操作與母親的溺愛。

孔子對共叔段叛亂一事的態度是：共叔段固然不悌，應當批判。但最大的責任人是假仁假義，偽孝偽悌的鄭莊公，以及教子無方的姜氏。

至此，我們再回顧《鄭風》中所謂的淫詩。儒家對男歡女愛之事態度很開明：人之大欲，飲食男女。孔子更言：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詳見本人拙文《詩經》札記——雲雨篇）。再結合孔子之言：詩三百，一言蔽之。思無邪！可知孔子對《鄭風》的認可。其既非淫詩，更沒有顛倒是非。

《大叔于田》告訴我們：像共叔段這樣英姿颯爽，英明神武之人。由於母親的溺愛和哥哥的“成全”，最終身敗名裂。假如鄭莊公真心疼愛弟弟，並嚴加管束。母親姜氏能有趙姬（並非嬴政之母，而是重耳之女）一半的深明大義。那共叔段必然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甚至與鄭國賢大夫子良、子產一樣流芳百代，名垂青史。

這才是孔子作《春秋》，修訂《詩經》真正目的——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勸善懲惡。這也孔子將《大叔于田》選入儒家教科書的根本原因——發人深思，啟人良知。

最後再作一個假設：子產若有鄭莊公一樣的哥哥，姜氏一樣的母親。他最後會功成名就，還是身敗名裂呢？！行文至此，我們才能徹底領悟孔子之言的真諦——性相近也，習相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