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同袍戰友最終反目成仇，這就是他們兩個人的關係。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兩個人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嗎！

提到石亨，首先想到的是他是“奪門之變”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正是他和曹吉祥徐有貞的聯合下景泰政權被推翻，使得明英宗能夠復辟。石亨作為主謀之一，他這麼做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能升官發財、飛黃騰達，因為他覺得自己在景泰朝並不能大富大貴。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報復于謙，沒錯，就是報復那麼究竟因為什麼事情讓石亨這麼痛恨于謙欲殺之而後快呢！

本來石亨是靠著于謙的舉薦和任用最終才得以封候拜將的。在朱祁鈺監國之初，為打擊土木之役後的瓦剌南犯，鑑於“北征將士十亡捌玖，械器略盡，京師人心洶洶”之勢，于謙上奏推薦了石亨，朝廷隨即寬宥了他的罪責，並讓他出任五軍大營總兵官，統領大明軍北上作戰。而後于謙出任總指揮，石亨擔任總兵官，兩人相互配合，身先士卒，激戰於京師城下，打退了瓦剌的進攻，保衛了京師。事後石亨被封為武清侯，而於謙僅僅是加銜少保，食一品官祿。

所以呢，當時石亨也是比較內疚吧，想為于謙做點什麼於是就像景泰皇帝舉薦了于謙的兒子于冕做官。景泰帝接奏後下詔，讓于冕來京。于謙知道後立即上言，極力推辭，景泰帝不允。于冕到達京城後，于謙再次上辭，說：“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顯貴，臣豈獨無是心哉？但方國家多事之秋，宜以公義為重，不當顧其私恩。伏念臣才乏寸長，官躋一品，本已乖於清議，豈敢重冒於殊恩？況臣子器非遠大，名位爵祿，非所能勝。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巖穴幽隱，撥一行伍微賤，以裨益於軍國之務，顧乃薦臣之子，於公義安在？況臣叨掌兵政選法，比以軍功妄報者多不準理，所以杜徼倖，革冒濫也，豈宜臣之子而冒官賞乎？仰祈聖鑑，令冕回還原籍，庶不上玷朝廷之名器，下以協輿論之至公，而臣亦免非分之責。”于謙推辭的理由中有一條就是指責石亨的，說石亨作為大將，沒見他為了國家大計，提拔一些默默無聞的行伍之人，卻來推薦我的兒子，這可有違公義啊！景泰帝接奏後依然沒有允准于謙的請辭，隨後便授予于冕為府前衛副千戶。于謙聽到後又數次上奏推辭，但景泰帝鐵了心一般，一定要授官給於謙的兒子。這事傳開後，石亨就此對於謙大為怨恨。

這個其實也是人之常情，這要是換了你你自己也不會高興，我好心好意舉薦你兒子當官你還罵我還壞我名聲。不過如果倆人真是至交好友意氣相投這個事也就是個小事。說白了還是兩人想法不同，于謙是希望可以為國為民多做些事情，不在乎自己的私利，而石亨更多的是希望可以飛黃騰達，大富大貴更多的是為自己著想，也正是因為這件事讓兩個本就不是一路的人越走越遠。

再有一點就是想讓于謙死的人不只有石亨一人，由於于謙本人比較自視清高不願意團結同僚，說白了就是人緣不好不討人喜歡。我個人也是感覺于謙這個人作為一個國家官員那絕對無話可說於國於民都有大功，是個好官忠臣但是要是做朋友的話那就很難了。這也就導致了滿朝文武基本沒幾個人待見他。

這在成化年間已為于謙等人平反的情況下編撰的《明英宗實錄》說得十分明白：“初謙與石亨同事，謙論議斷制，宿將斂伏，而亨不能贊一辭，銜之。至是，亨迎上覆位，誣謙與王文謀立外藩，嗾言官劾之，鞫於廷”；而本質上是由於于謙“恃才自用，矜已傲物，視勳庸國戚若嬰稚，士類無當其意者，是以事機陰發，卒得奇禍。”

這話的意思是說，無論是石亨、徐有貞，還是其他奪門之人，他們都想要于謙死，因為他平時太不注意“團結”朝廷同僚，自視清高，看不起不合自己口味的同撩文臣，又將腐敗無能但掌握軍事大權的功臣勳舊及其子孫視為弱智或小孩。所以奪門之變後，滿朝文武大臣明知這是一起典型的冤假錯案，但就是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于謙喊冤叫屈，因此說于謙“卒得奇禍”，也是難免。

所以說對於于謙之死，一方面是惋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做人呀還是不要太自命清高太孤立自己的好，不求你多麼圓滑世故，但起碼不要整的自己連個朋友都沒有舉世皆敵呀是吧！

明史真的很有趣，如果您也喜歡明史，那麼就請追隨我的文字。

于謙和石亨是明朝英宗和代宗時期的重要官員，一文一武，二人的交集出現兩次事變中，即土木堡之變後的北京保衛戰和景泰八年的奪門之變，可以說于謙是石亨的伯樂，而石亨是于謙的仇人。

先說于謙，杭州人，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土木堡之變後，也先逼進北京，于謙力排眾議，組織了北京保衛戰，任兵部尚書，他重用大將石亨，當時石亨在也先進攻大同時，戰敗逃回，被朝庭降官募兵，立功贖罪，可以說是個戰敗降職的罪人，于謙大膽啟用他，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石亨也因此封為武清侯，所以說于謙是石亨的伯樂、貴人。

再說石亨，明朝將領，官至太子太師，封忠國公。北京保衛戰中表現出色封侯，石亨因此討好於謙，舉他兒子為將，但遭到于謙痛斥，懷恨在心。景泰八年，聯合徐有楨、曹吉祥發動奪門之變，擁英宗復位，以欲行不軌，謀劃迎立襄王罪名處死了于謙，又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史載:天下冤之。可以說石亨是殺于謙的幫兇和仇人。

于謙死後葬於西湖，和岳飛、張煌言稱西湖三傑，清袁枚詩云:賴有嶽於雙少保，人間始得重西湖。

說起于謙和石亨，兩人都為正統、景泰年間的大臣，于謙出身於士大夫，而石亨武將出身，同朝為官，兩人的關係經歷了泛泛之交到同朝為友再到同朝為敵的變化。

人物介紹

于謙 ，1398年－1457年，字廷益，號節庵，浙江杭州府錢塘人，永樂十九年（1421年），于謙考取辛丑科進士，從此踏上仕途，于謙少年時就景仰南宋名臣文天祥，欣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漢青”的民族氣節。他憂國憂民，平素節儉，為官清廉，嘔心瀝血為老百姓辦實事，皇帝也很信任他，但也因性情耿直，為官期間也得罪不少大臣，這為他後來的悲劇埋下伏筆。

石亨，1405年－1460年，明渭南(今屬陝西)人，早年繼承其父官職，任寬河衛指揮僉事，相傳石亨長相奇異，四方臉面，武藝高強，尤其擅長使用大刀，他作戰勇猛，正統年間，屢獲奇功，多次擊退蒙古瓦剌部落的南侵，官先後升遷至都指揮使、都督僉事等，石亨不僅僅是一介武夫，他也曾進言朝廷，希望蒐羅更過將才，史載：“亨以國制搜將才未廣，請仿漢、唐制，設軍謀宏遠、智識絕倫等科，令人得自陳，試驗擢用，不專保舉”，石亨的有勇有謀，後來成為英宗奪門之變的重要參與者。

共同經歷了北京保衛戰，成為戰友

雖然兩人同朝為官，但論起交情恐怕只算是泛泛之交，不過明朝英宗時期的土木堡之變，讓兩人從陌生走向熟悉，同仇敵愾，成為戰友，公元1449年八月，明英宗親率五十萬精銳大軍御駕出征，由於偏聽偏信寵信的太監王振，指揮失誤，在土木堡被瓦剌偷襲，明軍傷亡過半，明英宗朱祁鎮被俘。

英宗朱祁鎮被俘，舉國震驚，瓦剌也先挾持明英宗，於十月率大軍進犯北京，北京告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鈺監國，提拔于謙為兵部尚書，總領北京防衛事宜。于謙在北京城保衛戰當中力排眾議提拔石亨，舉薦他為北京守城大將，十月十三日，于謙、石亨率軍與瓦剌軍戰於德勝門外，瓦剌軍大敗。隨後又轉戰至西直門進攻明軍，也被明軍擊退，此後瓦剌在戰場上接連失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軍退出塞外，北京保衛戰取得勝利。于謙、石亨同時成為大明的功臣。

南宮復辟，成為敵人

取得北京保衛戰後，大明解除了生存危機，此時的大明皇帝是景泰帝朱祁鈺，英宗被遙尊太上皇，被俘一年後，迎回北京，送往南宮居住，被朱祁鈺監禁起來，不得隨意和朝中大臣來往，生活標準被景泰帝一再削減，甚是艱難，只能靜待時機。

時間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鈺突然病重，由於北京保衛戰立下首功，朱祁鈺十分信任大將石亨，將京城防務交給石亨，然而此時的石亨，已起異心，他找到宦官曹吉祥、大臣徐有貞，準備一起密謀，重迎太上皇，擁戴英宗復位，正月十六晚，在一番精心籌措下，兵不血刃的發動政變，成功擁立英宗復位。

南宮復辟成功後，英宗立即把于謙和大學士王文逮捕入獄，此時的石亨因居首功，英宗對其言聽計從，石亨以于謙計劃策劃迎接冊立襄王為由，上書要求判于謙謀反之罪，此時的于謙和石亨已經反目成仇，成為敵人。由於南宮復辟需要師出有名，英宗同意斬殺于謙，臨死前，寫下千古名篇：“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結論

一朝天子一朝臣，于謙擁戴朱祁鈺為帝，景泰帝重用於謙，英宗重登大寶，于謙則成為罪臣，而石亨成為功臣。于謙一生為官清廉，兩袖清風，死後名垂千古，大將石亨雖為南宮復辟功臣，後來卻變得驕橫跋扈，不可一世，朱祁鎮忌憚其位高權重，於天順四年1460年，將石亨下詔入獄，後在獄中病死。

于謙和石亨曾經是並肩作戰生死與共的戰友同袍，可最終成了政治對立、你死我活的對手，並以于謙於皇權鬥爭中慘遭石亨等人誣陷落得含冤被殺的悽慘結局。

于謙是明代一位有名的大臣，是當時難得清明的官。但是，中國古代的清明之官結局都驚奇的雷同。都會被一些不實在的罪名處死。于謙也是如此。

于謙在生前是明明白白，一身清明，但是，他的死卻是不明不白的。他是被小人聯合害死的。在蒙古族瓦剌部進攻時，英宗被俘，受其首領的脅迫，大明朝不得不把朱祁鈺推上皇位，也就是代宗，于謙在代宗上位中有較大的功勞，但是這也成為讓他死的一個原因，因為他備受代宗的重用，但又是嚴正之人，一些善於玩弄權術的人，在他這裡都吃閉門羹，所以在朝中就產生了許多想要擠兌他的小人。石亨、徐有貞等人就是這批小人中的幾個。

有人說，害死於謙的人是徐有貞，其實，不僅僅是徐有貞那麼簡單，他的死也涉及到了石亨等人。石亨是明代的一位武將之臣，他由於曾經抵禦蒙古族失利而不被重用，後來，于謙看他是人才又開始用他，他知道于謙對他有恩，就想報答于謙，就主動舉薦于謙的兒子為官，但是于謙是個清廉之人，知道後就很不高興，還大罵了石亨一頓。石亨覺得這個人不識抬舉，就開始倒戈，記恨在心。

在代宗生病，英宗復位的政變中，石亨、徐有貞等人開始在英宗面前說于謙的是非，而英宗因為考慮各方面的原因，就在石亨等人的策反下，順水推舟的給了于謙一個謀反罪名，將於謙推上了刑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