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讓我佩服的公益達人就是“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宋朝名臣范仲淹。他最出名的口號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范仲淹有很多頭銜，在政治圈裡，他是軍事家、政治家；在文學圈裡，他是文學家、書法家；其實除了這些大V頭銜，他還有兩個小號：教育家和公益達人，他有很多可愛的粉絲，我們就叫稀飯吧。

他自籌資金建立“正規化義學”和“正規化義莊”，範氏義莊創造了一個奇蹟，在范仲淹的帶領和精神激勵下，正規化義莊一直被後代精心運作，共持續八百多年，經歷多個朝代更迭而不倒。正規化義莊更是中國慈善史上的典範，是中國史料記載的第一個非宗教性民間慈善組織。

看到范仲淹的這些成就，你可能會覺得他很有錢，起碼富甲一方，可是你知道嗎，直到老年他都還沒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還居無定所，在花光所有積蓄，無錢醫治的風雨之夜，在只能暫借的居住之所，他慼慼然離世了。

老範的一生是沒有自我的一生，他沒有私心、不計得失，一心為國為民。

他用他的生命來詮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其實，古往今來，很多名人都是心懷良善之心的，有人高調，有人低調，無論是質疑還是歌頌，能夠一直堅持走下去的，我們都應該敬重，如果真是作秀，那秀一輩子又何妨？

作秀一詞是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所產生的一種市場用詞。這個詞語中所包含的主要是功利意義方面的東西。在大多數語境應用中，多是貶義的。所以，首先一點就己明確，不可用此詞語評論古人。范仲淹生活的時代是以農耕為基礎的封建社會。社會所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也是封建社會專有的。他的名句之所以廣為流傳，被人銘記，正是因為他正確的抒發了一個封建士大夫的胸懷。在封建時代中上合天理，下合人心而己。他不可能也無必要去做什麼假勢。這種情感的自然抒發古今大有人在。但為功利者卻寥寥無幾。反倒是給範下如此定語的這些當今國民有些下作了。

謝謝邀請：范仲淹是宋朝有名的大清官，他寫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直被後世傳頌，湖南嶽陽樓至今留下他的手跡，范仲淹一生兩袖清風，做了那麼多年的官，仍然一貧如洗，一直過著貧困的生活，他對那些京官看不慣，爭名奪利貪官和貪髒王法多有言詞，如近水樓臺多得月是出自范仲淹之手!他一直在外為官，而實現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範件淹既是一位好官，又是一位文學家如詩人，同時又是一位愛民的慈善家，按現在的話說，范仲淹是一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大清官。范仲淹不是作秀，他沒必要作秀，他就是一個大才子，大詩人，大清官也!

這個不必當真：但凡天下具有大愛大賢之人，誰還沒有被人從後面打過黑槍呢？

如：王安石、蘇東波二人被汙和媳婦“扒灰”，北宋亡於王安石變法等。像這些子虛烏有的髒水哪個大愛大賢之人還沒被澆過呢！不過幾盤髒水也淹沒不了他們大愛大賢的氣節！

這是古代中國文人的使命擔當，不可以今天的亂紛紛去判斷過去文人的純粹，當然這也是一種有擔當的文人的社會理想。

如果說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是作秀的話，那麼世界上就只有嬉皮，而沒有莊重，只有對大義的解構，而沒有家國情懷和社會擔當。

那麼，我為什麼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是在作秀呢？這是因為，在范仲淹寫作《岳陽樓記》的過程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對國家、對民族深沉的愛，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他在國家軟弱、民族受到欺凌時那深沉的恨，他的愛國情懷和民族大義，在這篇文章的寫作中，可以說一覽無遺。范仲淹是如何寫成千古名文《岳陽樓記》的呢？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1015年進士及第，從此步入仕途。范仲淹入仕的時候，宋王朝因循苟且，承平日久，導致了“積貧積弱”，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為此，慶曆三年（1043），宋仁宗將范仲淹從陝西前線調回京城，任參知政事（副宰相），要求他拿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對朝政十分熟悉，對國家弊病有自己的看法，對改革有自己的思路，他向宋仁宗提出“明黜陟、抑僥倖、擇官長、精貢舉、均公田、修武備、厚農桑、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措施，宋仁宗讓他按照這些條目，拿出具體措施，推行改革，於是，“慶曆新政”全面鋪開。

這些改革舉措，有的是休養百姓，有的增強軍力，有的改革吏治，大都對症下藥。然而，當改革措施在部分地區逐步實行後，影響了許多王公貴族的利益，反對之聲甚囂塵上，在大家的反對下，宋仁宗也無法堅持，最後改革以失敗告終。

既然失敗了，改革的人自然會遭到排擠。慶曆五年（1045），范仲淹貶到邠州（今陝西彬縣），又貶到鄧州（今河南鄧州）。在鄧州，范仲淹認真梳理了改革前後的經過，非常失望和悲憤，心情十分複雜。

第二年，謫守嶽州（今湖南嶽陽）的好朋友滕子京寄信來，附了一副《洞庭晚秋圖》，請范仲淹為剛剛重修的岳陽樓寫一篇記。范仲淹眼前一亮，感到找到了一片可以抒發內心鬱悶的風景。他想到了自己的求學歲月，想到了自己為了國家而放言無忌、寧死不默的經歷，想到了改革的激濁揚清、豪情萬丈，當然，他更想到了改革的失敗，以及失敗的原因。他終於發現了這個可以釋放心情而又不會授人以柄的機會。

其實，范仲淹一生沒到過岳陽樓，但他憑藉《洞庭晚秋圖》，內心構建了一個與之類似但又能發洩憤怒的天地。我們可以仔細對應一下改革與《岳陽樓記》文章語句的關係：如因為改革的道路充滿坎坷，記中便有“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因為遭到誣陷，記中便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

范仲淹青年時期就樹立了 “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遠大的理想，這兩種人生理想，一為救世，二為救民，都是以憂國憂民為出發點的。所以，記中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但是，范仲淹是立場非常堅定、內心非常強大計程車大夫，無論風雨多麼急驟，他總能堅如磐石，所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至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已經超出了個人小我的榮辱得失，而成為了心懷天下的超時代強音。這種精神，既是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時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和擔當，也是歷史上的寶貴精神遺產，時時激勵著後人，無論多麼嬉皮，總會有時代中堅去擔當，保持民族優秀品格，併發揚光大。

　　看了許多答主的回答，都是正氣凜然。范仲淹確實是古代難得的君子，他為官為民也頗有情懷。不過，范仲淹並非聖人，並非完人，他身上一樣有毛病。並且，在為滕子京寫《岳陽樓記》這件事情上，他確實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

　　許多朋友可能對這段歷史並不清楚，我簡單敘述一下。

　　1、滕子京為何被貶？

　　滕子京，本名滕宗諒，字子京。此人和范仲淹同科考中進士，擔任州縣級地方長官多年，多次被紀檢部門彈劾，可謂官運蹭蹬。那麼，在慶曆四年春，滕子京為什麼被貶到巴陵郡（嶽州）呢？

　　之前，滕子京曾經擔任涇州知州，因防禦西夏入侵有功，升遷為慶州知州。到任不久，紀檢官員就彈劾滕子京在涇州擔任知州之時，濫用公款十六萬貫（約合五千萬元）。朝廷派出專案組前往調查，滕子京提前收到訊息，竟然把有關的財物檔案、人員名單一把火全部燒光，搞得專案組查無可查，無功而返。

　　滕子京這樣做，無疑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紀檢官員更揪住不放。宋仁宗聽到彙報，龍顏大怒，滕子京翫忽職守、藐視國法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就算殺頭也不為過！

　　幸虧擔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和擔任翰林學士（皇帝貼身秘書）的歐陽修一力求情，反覆申辯所謂的十六萬貫公款，其實是當時每月發給涇州駐軍的軍費總數。滕子京在涇州防禦戰勝利之後，為了犒賞有功之臣確實從軍費中挪用了一部分做招待費，但花費不過是三千貫（約九十萬），數額不算很多。至於滕子京燒燬證據，或許是因為滕子京不想牽連到其他人。

　　宋仁宗一貫敬重范仲淹和歐陽修，既然兩位大臣極力求情，宋仁宗也不好太駁兩人的面子。宋仁宗把滕子京降一級呼叫。可紀檢部門認為資料已經被滕子京銷燬，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所說並無實據，僅僅聽一面之詞，一場潑天貪汙巨案只貶官一級了事，實在有損國法威嚴，便宜了滕子京。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滕子京再次降級，來到了嶽州擔任知州。

　　2、滕子京憑什麼就幹一年就“政通人和，百廢俱興”？

　　滕子京在嶽州為官的時間並不長，前後不過三年，之後就再次升官。其重修岳陽樓一是也只是在滕子京到達的第二年（越明年）。那麼，短短一年時間，滕子京到底做了什麼，竟然使得偌大的嶽州“政通人和，百廢俱興”？

　　據時人筆記和嶽州地方誌可以知道，滕子京這一年最主要的功績是修建了嶽州學宮，為地方教育做出了一定貢獻。可是，僅僅是修建學宮，讓人們可以更多的瞭解文化，讓讀書人有了個進身之道，距離“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實在有些遙遠。

　　那麼，為什麼范仲淹會睜著眼睛說瞎話，把修建學宮這一項功勞就誇大成“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的了不起的政績呢？原來，范仲淹本人在寫作《岳陽樓記》之前，並沒有到嶽州進行實地考察。范仲淹對滕子京為政情況的瞭解，大都來自滕子京精心炒作。

　　滕子京在上任之初，面對嶽州幹部，慷慨激昂的描繪了一副美麗的嶽州藍圖。滕知州表示，在未來的幾年，嶽州領導部門將集中力量做好三件事，其一，修建學宮，徹底解決青年學子讀書難的問題；其二，修建岳陽樓，弘揚先賢遺風，讓岳陽樓成為嶽州城的標誌性建築；其三，在洞庭湖畔修建偃虹堤，徹底解決為禍千年的水患問。滕知州的一番話，讓嶽州的幹部百姓熱血沸騰。很快，滕子京被貶嶽州，卻不計私利，一心鋪在百姓身上的偉岸形象就廣為流傳，連身在中央的范仲淹也多有耳聞。

　　3、未經親身考核，范仲淹為何就大加吹捧滕子京？

　　在岳陽樓即將建成的時候，滕子京派人把自己對於修建岳陽樓的種種意義，以及治理嶽州的三步走整體方案告訴范仲淹，邀請老友給岳陽樓寫篇文章。對滕子京被貶，范仲淹心中一直有些歉意，在可能的情況下，范仲淹想幫滕子京一把。紀檢部門對滕子京修建岳陽樓頗有微詞，范仲淹心中也有些疑惑，可是看到滕子京送來的報告，范仲淹放心了。加上范仲淹少年時期在洞庭湖畔生活過一段時間，對嶽州確實有些感情。於是范仲淹遙想洞庭風光，寫下了文詞燦爛的《岳陽樓記》。文中，范仲淹開篇就告訴大家，滕知州修建岳陽樓，並非是虛耗民力搞形象工程，而是在“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的前提下，修建岳陽樓，復興嶽州文化，弘揚儒家精神。

　　老友范仲淹的這篇文章，大大提升了嶽州城的知名度，使得岳陽樓成為中華大地上三大名樓之一，而滕子京本人，也被定位為嶽州史上最優秀的一把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彷彿說的就是他滕子京滕大人。

　　事實上，三件大事中，最為利民的修建堤壩工程，遲遲沒有動工，自然也沒有修成。可是，滕子京卻請出另一位好友歐陽修，也寫了一篇文章吹噓自己。最終，憑著兩位好友的文章，滕子京再度得到重用，很快便調離了嶽州。

1045年正月，身心俱疲的范仲淹被罷離京。他將慶曆新政失敗的苦楚深埋心底。按照他的本意，帝國的強盛不在一朝一夕，必須花數年時間方可平定西陲、威懾契丹，這是持久戰。

但新政一罷，韓琦專心戍邊，富弼治理地方，杜衍閒居直至離世，歐陽修等人寄情山水，所有的持久戰戰略都煙消雲散，只剩下和議帶來的苟且，剩下居安忘危。

再是聖賢，范仲淹也沒有辦法改變現實。這讓他頗有一種壯志未酬、英雄遲暮之感。

1046年，被貶嶽州的好友滕子京重修了岳陽樓，將唐宋前賢有關詩賦刻在上面。范仲淹應邀寫下千古名文《岳陽樓記》，將滿腔情懷注入其中。

人生和仕途都是悲喜交集的歷程，起起落落反而是常態。有一份情懷，就能讓你心有所屬，保持心靈的淡定。心中有祖國山河、天下大任，你就不會孤獨、不會寂寞。

生活可以平淡，思想必求高遠。

從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格言被千古銘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情懷被廣為相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追求被世代膜拜。

1052年，范仲淹辭別人世。

雖然新政功敗垂成、淺嘗輒止，但他九死不悔。他的道德文章無懈可擊，事業功績可與日月同輝，人格魅力堪稱萬世師表。

斯人已去，精神常在。他點燃的火種總會有後來者。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北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教育家，諡號“文正”，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授廣德軍司理參軍，歷任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等職，後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有《范文正公集》傳世。他主持的慶曆新政，後來成為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他對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線邊防穩固了相當長時間；他逐步推進教育變革，為國家選拔了大批實用人才，經他薦拔的一大批學者，為宋代學術鼎盛奠定了基礎；他倡導的“先憂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是中華文明史上流光溢彩的精神財富。

范仲淹

親定《六十一字族規》和《義莊規矩》

范家大院位於四川省德陽市羅江縣御營鎮響石村境內，為北宋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教育家范仲淹後裔居住地，是德陽市境內至今儲存最完整、規模最為宏大的清代民居。清朝雍正年間，范仲淹的第20代孫範養源在“湖廣填四川”時從廣東攜家人入川，後經輾轉，從川東至川西，艱苦創業後在羅江縣御營鎮買下田產，落戶響石板，後由其孫修建范家大院，族人在此繁衍生息。

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成為千古名篇，至今為世人所傳誦，為後世無數立志“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的仁人志士所仰慕和效仿。“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詮釋了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以利民為宗旨，積極進取的思想精髓。

范仲淹治家甚嚴，親定《六十一字族規》和《義莊規矩》，並且專門寫《誡諸子書》教育自家子弟。後代依其訓導整理形成了《范文正公家訓百字銘》，教導兒孫後代做人要正心修身、積德行善，教導族人要和睦共處、相扶相助。

羅江縣範氏族人謹遵祖訓，不斷完善，將范仲淹“先憂後樂”的家國情懷和“謙恭自律”的仁人志士節操融化到族人的日常規範中，並由此制定了《範氏家規》十三條、《新定族規》十條和《範氏傳統家風》八條，其內容涉及子孫教育、婚喪嫁娶、禮義廉恥、產業管理、行善佈施、獎懲考核等方方面面，要求“凡我範氏族人，以上美德務必代代相傳，以保持併發揚我範氏源遠流長的優良作風”。

範氏家規家風特色有四：一是厚人倫，崇尚孝順父母、兄弟恭讓、勤勞儉樸的持家原則；二是明獎懲，凡對家族有貢獻者均以獎勵，反之則進行處罰；三是講公正，對佃戶的管理均公正無私，不亂剋扣，嚴禁中飽私囊；四是惠四鄰，對於困難的族人、鄉親均應“籌款盡善”。

繼父為人耿直，不趨炎附勢

毛澤東同志也曾這樣評價范仲淹：“中國歷史上有些知識分子是文武雙全，不但能夠下筆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戰。范仲淹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是的，范仲淹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那麼，是什麼成就了范仲淹的文韜武略呢？是什麼哺育了范仲淹高尚的精神品格呢？

范仲淹幼年喪父，母親因貧無依，改嫁進士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從其姓，取名朱說。因繼父為人耿直，不趨炎附勢，一生不但沒做多大的官，而且還被調來調去，范仲淹母子也就相隨遊居，顛沛流離。“斷齏畫粥”的典故就記錄了當時的情形：范仲淹讀書心切，他把醴泉寺豐富的藏書借了出來，然後把自己關在山洞裡，足不出戶，潛心閱讀，常常看書通宵達旦。為了解決吃飯問題，他每天晚上用糙米煮好一盆稀飯，等第二天早上凝成凍後，劃成四塊，早上吃兩塊，晚上吃兩塊，沒有菜，就切一些醃菜下飯。就這樣堅持三年，終於讀完了寺院所有的書。范仲淹曾在《齏賦》中如此描述當時的艱苦生活：“陶家甕內，醃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

一生清廉守正，持儉忍窮，樂善好施

1046年，范仲淹應老朋友滕子京的邀請，寫下了《岳陽樓記》，在那篇著名的文章裡，范仲淹憂國憂民的情懷得到了淋漓盡致地抒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成了千古絕唱，這是一個政治家對治國實踐和歷史規律的深刻思考，這也是一個政治家超越時空的浩然正氣。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前面一句講的是做人，後面一句講的是為官之道。有了這兩個部分那麼就把自己應該是怎樣一個人，怎樣為國家、為社會做出貢獻講清楚了。

范仲淹為官38年，幾度沉浮，官職遍歷朝中重臣和地方要員。但他一生清廉守正，持儉忍窮，樂善好施，被稱為“大忠偉節，前不愧古人，後可師來者”。他認為：如果一個官吏能做到“忍窮”，可免一人一家之禍；如果所有官吏都能“忍窮”，則可以免除一國之禍。范仲淹無論是位高權重之時還是權輕言微的時候，他都嚴以律已、勤儉節約、自甘清貧，並把廉儉思想融進了治家育人的始終。（圖源網路）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出自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如果說這是范仲淹的作秀，那真是荒謬之極，無稽之談。

范仲淹諡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唐代以後，文人做官，夢寐以求地想得到一個諡號，那就文正，而作為統治者的皇帝，不會輕易地把這個諡號給人的。范仲淹諡號“文正”，為世人所敬仰。

公元1015年，范仲淹進士及第，走上了仕途。

他出任泰州時，因舊海堤年久失修，多處潰決， 淹沒良田、百姓苦難深重，他主持重修海堤，使當時人民的生活、耕種和產鹽均有了保障，當地人民將所修之堤命名為“范公堤”。

他在蘇州任上，以“修圍、浚河、置閘”為主的治水經畫，不但獲得時輿的讚揚，還澤被後世。

公元1040年，范仲淹奉調西北前線，擔任邊防主帥。 他提出“積極防禦”的守邊方略，加強防禦工事，訓練邊塞軍隊，以達到以守為攻的目的；同時他還建立營田制，解決軍需問題，使軍隊面貌一新；他大力提拔軍隊將領，湧現出狄青、種世衡等名將。范仲淹的這些舉措，使邊境局勢大為改觀。

公元1043年，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提出變革的主張。范仲淹針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現狀，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 “明黜陟、抑僥倖、擇官長、精貢舉、均公田、修武備、厚農桑、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措施。但是由於反對聲愈加激烈，歷時僅一年有餘的新政也逐漸被廢止，改革以失敗告終。

近千年以來，范仲淹獲得了極高的評價。歐陽修贊他：“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為己任。”；王安石譽他：“ 一世之師，由初起終，名節無疵。”；元好問也說道：“ 文正範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概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

我們評價一個人，不僅要看他說了什麼，更重要的是看他做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