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一天，河南有位老人在安陽河邊釣魚，可是過了很長時間都沒有魚兒上鉤，正當他準備收起魚竿回家的時候，忽然感覺到有東西掛上了魚鉤。

老人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魚竿拉了上來，卻發現魚鉤上掛著的並不是活魚，而是一隻銅製的王八，背部還插著四支箭。老人覺得這隻特殊的王八很有可能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文物，就立刻帶著它去了當地的博物館。

博物館的專家經過仔細的測量和鑑定，推斷這很有可能是三千多年前，商代作冊般鑄造的青銅黿，而它背上的一段銘文更是印證了專家們的猜想，銘文的大意是：商王曾在洹河附近一箭射中了一隻大黿，其他臣子也補射了三箭，之後這隻大黿就被賞賜給了作冊般。

“作冊”是商周時期的史官名，“般”是一種職位，主要負責 掌管著作簡冊、奉行國王誥命；後來人們又陸續發現了作冊般鼎和作冊般甗等青銅器，上面也都刻有銘文，這表明古代的作冊般，還要負責青銅器製作的工作。

河南安陽河中的這隻青銅黿，珍貴之處還在於它背部的四支箭，這和中國古代六藝之一的“射”有很大的關係，《禮記·射義》中就有記載：“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

這隻青銅黿的發現，不僅豐富了青銅器的種類，還為史學家研究商周時期的射禮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金文是鑄造在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商周時期，鼎為禮器，鍾為樂器，鑄造在鐘鼎上的銘文又叫鐘鼎文。金文的內容是關於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現在認為驚世駭俗的，在商周時期，也許只是稀鬆平常。下面舉三個例子，相對來說，是比較重要的銘文故事。

何尊：最早記載中國二字

我們是華人，我們都為自己是華人而感到驕傲，那麼中國這兩個字最早出現在哪裡？出現在青銅器的銘文中。

陝西出土的青銅器何尊，在銅尊內膽底部發現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銘文，記載了周成王營建洛邑，建築陪都的重要歷史事件，而其中“宅茲中國”（大意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區）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這是我們做為華人應該記住的一件大事。

銘文的大意是：周成王在成周營建都城，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周王於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內容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治天下。武王滅商後則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統治民眾。周王賞賜何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紀念。

利簋：準確記載牧野大戰時間

出土於陝西臨潼，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利簋，腹內底部所鑄4行33字銘文，雖很簡略，卻記錄了一次重大歷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戰”，因此，也有人稱其為“武王徵商簋” 。

銘文明確記載"武王徵商"之役發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歲"星正當中天。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過程中，碳14測年專家用西周初年遺存中出土的炭樣作了測年，給出武王伐紂之役發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範圍;天文學家依據銘中所記"甲子"日"歲"(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參照《國語·周語下》記載的天象記錄，計算出武王伐紂的時間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這一著名的戰役有了一個絕對年代;它為商周兩代的劃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據。一件不大的銅器，以它不多的文字，為破解上古史中一個重要的疑案作出貢獻，足見其彌足珍貴。

大口尊：最早的行賄受賄記載

陝西扶風縣出土的大口尊，銘文記述了距今2891年前的西周晚期，一個奴隸主向“國家司法人員”行賄的經過。

銘文的大意是：貴族琱生因大量開發私田及超額收養奴隸被舉報，司法機關派召伯虎督辦此案，琱生先是給召伯虎的母親送了一件珍貴禮物——青銅壺，讓她為琱生說情，又給召伯虎之父送了一個大玉璋。後來，召伯虎果真放了琱生一馬。為表達謝意，琱生給召伯虎也送去了一些朝覲用的禮器——圭。這個受賄者竟是曾說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西周著名大臣召公。

這事也說明，行賄者都留有一手，都記著帳呢！所以貪官往往是要落馬的。

“兮甲盤”現高11.7釐米，直徑47釐米，敞口淺腹，外附雙耳，上有銘文133字。銘文不但具有極高的金文書法價值，內容十分豐富，價值彌足珍貴。銘文反映了四點內容:一、兮甲跟隨周王北伐匈奴獲勝。較兮甲盤稍晚幾年的另一件青銅盤"虢季子白盤"，同樣記錄北伐之事，是國家博物館鎮館之寶。二、兮甲治理南淮夷，維護了王朝東南邊疆的穩定。三、兮甲監督貢賦，規範商貿，嚴明法律，是治理國家的重臣，開啟了西周中興。四、南淮夷向周的進貢主要是絲織品，線路自黃淮到陝西，是早期的"絲綢之路"。

據史料記載，“兮甲盤”於宋代出土，後被南宋宮廷收藏，南宋滅亡後流散民間，後被元代大書法家鮮于樞重新在其下屬家裡發現。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其圈足已經被人折斷，“兮甲盤”被當作了炊餅的“平底鍋”。經過歷代收藏，到清朝末年以後，“兮甲盤”又不知下落，直到2014年才在國內出現，經多位專家確定為真品。

從兮甲盤中所刻的銘文得知:"在周宣王五年三月，國王親自率兵討伐玁狁，有個叫兮甲的重臣，隨王出征，殺敵執俘，榮立戰功，宣王賞賜給兮甲馬四匹，車一輛。又命令兮甲掌管成周及四方交納糧賦。南淮夷本來就是順從周王朝的貢納之臣，不敢不繳納貢賦，不敢不運送通商貨物，否則將興兵討伐。凡屬南淮夷來的人，必須到指定的地方留住;做買賣的商人，必須到政府管理的市場營業，膽敢不服從周王的命令，則受刑罰處置。周王朝屬下的諸侯、百姓做買賣，膽敢不到市場上去，膽敢擅自接納蠻夷的奸商，也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兮甲盤"的器主"兮甲"即尹吉甫，是西周的軍事家、政治家和大詩人，文武雙全。是《詩經》的主要編纂人，被認作"詩祖"。作為西周宣王時代的輔弼大臣，他的武功文治都建有重大的功業，是對華夏民族發展有突出貢獻的歷史人物。他又是確鑿可信的西周大詩人。《詩·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漢》諸篇都是他的作品。他的多篇政冶抒情詩，或譽或刺，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已相當成熟。

在安徽省懷遠縣圖書館，館藏絕本清嘉慶版《懷遠縣誌》。在縣誌序載：“邑之有志，蓋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封界廣輪，延袤山川，險隘生理，所益植產”等(蓋：虛詞《詩·小雅》謂天蓋高，謂地蓋厚。),翻譯為現代文為：“本邑有縣誌，從古就有延續歷史記載。從周朝以來延續設所，知道懷遠縣境城邑的地域面積、險要關隘、所適合生長的植被”。因此，《懷遠縣誌》的記載，是有歷史延續性的，其中的史料，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價值。

“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這一具有顛覆性的史料，短時期內，對於詩經學者來說可能是無法接受的。歷代以來，只是把尹吉甫歸結為《詩經》的採集者與編撰者，而“詩皇”的冠名，就將尹吉甫從《詩經》的編撰者，確定為《詩經》的主要創作者。其創作的詩量與高度，是古往今來任何詩人所無法企及的，才能稱為“詩皇”，而“詩祖”更偏重於詩經的開創者。而“甫作都於向”更是明確、肯定性地陳述了尹吉甫的所有作品都創作於一地——向國向城，更是讓所有詩經學者與詩經愛好者所無法接受，何種地方能夠承載由一首首詩經作品構築起來的心中仙境？

“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為中華詩經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和研究視角。可以說《懷遠縣誌》的這段註釋，解開了一段中華文明史，其在揭示中華文明發展史中將具有其重要的地位與價值。

“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孤立地看，會讓中國的歷史學家和詩經學家認為是筆者的杜撰、不可置信，但把兮甲盤中的文字記載進行對比解讀，就知此九言註釋字字詳實。兮甲盤中記述尹吉甫主要做的兩件事，一是北方伐戎，二是在成周東治理淮夷、徵收賦稅。而“詩皇甫作都於向”正印證了尹吉甫在北方擊退犬戎後，春風得意，在向城負責徵收淮夷賦稅，加強淮河流域市場管理的經歷。作為西周的軍事家、政治家和大詩人，在建立豐功偉績、告別金戈鐵馬後，長期在向城負責淮夷地區的日常治理工作，閒暇之餘，享受南國溫暖水鄉，詩經創作就成為大詩人的主要愛好與志趣。日積月累，大量的尹吉甫詩經作品問世，就是理所當然事情。因此，“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絕不是空穴來風、憑空杜撰，而是一段淹沒歷史的真實記載。

《懷遠縣誌》與記錄尹吉甫功績的兮甲盤，就如一枚金幣的正反面，兩者互為一體，相互印證、相互註釋，發出耀眼迷人的光芒，展現、揭示了中華文明記的一段輝煌歷史。在《懷遠縣誌》中“詩皇甫作都於向，即此”呈現於世之前，兮甲盤只是記載尹吉甫經歷的歷史文物。而現在兩者交相輝映，發出的耀眼光芒，將冠絕中華文明史。

完整記錄展現尹吉甫經歷功德的兮甲盤，能拍賣出2.1億元的天價，可為個人或單位所有。而揭示尹吉甫詩經地位與創作歷程、地點的《懷遠縣誌》，又價值幾何呢？一億、十億、百億？它為中華文化的解密和對當地文化發掘、發展所體現的價值，又豈是這些有形的價值所能相提並論、衡量的！（作者：趙輝）

其貌不揚的戰國青銅器【商鞅方升】，能見證中國歷史上一系列具有劃時代意義歷史大事件：「商鞅變法」和「秦始皇統一六國」。

這件文物所承載的歷史資訊，與中國歷史傳世文獻的契合程度，真的可以用驚世駭俗來形容。

對【商鞅方升】的研究，分析秦代的計量、官制、地理，是運用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地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互勘互證」典範。

下面，我就來看【商鞅方升】短短几十個金文，隱藏著哪些大歷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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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方升看商鞅變法：

為秦開創霸業的「商鞅變法」和「徙木立信」我們耳熟能詳，這件青銅方升讓兩千多年前的人物觸手可及，說不定當年的商鞅就親手摸過他。

【商鞅方升】左壁銘文：

十八年，齊率卿大夫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臨，重泉

意思是：秦孝公十八年，齊國的使團來到秦，這年的冬天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監製了標準銅量器，容積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

「臨，重泉」是秦代的地名。

我們來看傳世文獻的記載：

《史記•商君列傳》和《史記·秦本紀》記載「商鞅簡史」——在秦國變法到被車裂。

商鞅姓公孫，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孝公卒（二十四年），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史記》記載秦孝公十年，商鞅當上了「大良造」的官職，意思是「為大上造之良者」，是秦孝公時期秦國國內最高官職，握軍政大權。相當於今天的總理兼國防部長。

方升左壁銘文上「十八年（秦孝公）」也即公元前344年，與《史記》記載時間線完全吻合，商鞅這段時間正是擔任國家總理「大良造」。

從方升左壁銘銘文可以看出，秦國「總理」商鞅為了紀念齊國使團來訪的外交活動， 而特意製造的這個方升，在方升上刻銘為證。

這次外交活動的背景是什麼？

商鞅慫恿魏王僭越稱王，引起諸侯不滿。於是，商鞅再連齊、趙抗魏的大背景，所以兩國眉來眼去，暗通款曲。

公元前341年，秦國聯合齊、趙兩國攻打魏國，商鞅詭計多端，假意求和，生擒了魏國的公子卬，被封為列侯。這也是就是所謂的「西鄙之戰」。

除了《史記》《戰國策》，晉代出土的《竹書紀年》也有記載了這件事：

《古本竹書紀年·魏紀》：（魏惠王）二十九年五月，齊田朌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

方升壁上還有「臨、重泉」兩個地名：

「臨」也就是今天河北趙州，銘文上的「重泉」也就是今天陝西浦城，在秦代是一個冶金重鎮，

《史記•秦本記》：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漢書·地理志》：重泉縣屬馮翊，在陝西同州府蒲城，周時為晉邑，秦為重泉縣。

這兩個地方直線距離相隔600多公理，這說明商鞅監製標準器，頒行全國，從商鞅開始，製造標準器的權力在政府手裡：

而商鞅變法之前，秦國的王侯卿大夫都有各自的度量衡，造成稅收不公和國家稅收的流失。

所以，秦國的度量衡統一，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的。正如最早收藏方升的學者龔心銘先生在《浦口湯泉小志·秦鞅量考》一文中所言：

此量十八年詔， 當在秦孝公時商鞅治秦所鑿，後人 只知丞相綰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 商鞅治秦平鬥桶已在前也 。

中國的計量史專家邱光明先生對「商鞅方升」所反映的歷史資訊的評價：

引自：丘光明. (1996). 中國古代度量衡.頁50-51

所以，方升銘文反映了奠定了秦國的霸業商鞅變法：

方升所製造的時間正是商鞅當「秦國總理：大良造」的時候，銘文也顯示當時商鞅連齊、趙滅魏的歷史背景。這也正是秦國一以貫之的「聯合縱橫，遠交近攻，逐個擊破」的基本戰略國策。

商鞅不但行政奇才，軍事能力也是一流，方升製造以後兩年，他率領秦軍打敗魏軍，智擒魏國公子。商鞅因為此軍功被封列侯，如日中天。

但是，幾年以後，秦孝公一死，得罪太多人的商鞅，也就死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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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方升看秦始皇統一中國

商鞅方升底部銘文：

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那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統一度量衡的詔書，叫做「二十六年詔書」。

這與《史記》《漢書》等諸多史書記載完全吻合。

《史記·秦始皇本紀》：

制曰（秦始皇）：“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

在另一些秦國度量衡器具也有這段「二十六年詔書」：

這個加刻了秦二世的詔書：

1964年西安市三橋鎮出土的秦國高奴禾石銅權，也有「二十六年詔書」：

上圖引自：國家計量總局. 《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文物出版社，1984，

在傳世文獻方面，隋朝顏之推所著的《顏氏家訓·書證》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隋朝開皇二年就出土過秦國的衡權，證明《史記》上秦國丞相隗林是抄寫過程中發生的訛誤，應該是「隗狀」：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不 歉疑者，皆明 之。”凡四十字。……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丬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

所以，秦國度量衡器從隋唐以來就有發現，近代以來在全國各地陸續出土，很多器具上都鐫刻有「二十六年詔書」，反應了秦始皇統一中國，統一度量衡的歷史偉業。

收藏商鞅方升上海博物館經上根據實測計算，方升的容積為201——202毫升：

引自：商鞅銅方升，丘光明， 中國質量技術監督 2001年06期

根據各種出土文物顯示，商鞅變法以後，秦代容積標準器全部都是一個標準：200毫升，

王賽. (2017). 戰國記容銘文的整理與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權制段於君則威」，大量的文物顯示，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政策貫徹非常徹底和一慣性。

出土的《睡虎地秦簡·田律》顯示秦代的律法對規定了對度量衡器具的監製、校驗，誤差必須保持在一定範圍內，違反者會處以高額的罰款，甚至追求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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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皆行秦政治，我們今天使用的文字，都是秦人的，秦代奠定中國的基本版圖，在秦代的廢墟上，中國進入了第一帝國時代。

商鞅方升的獨特性在於銘刻濃縮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兩大歷史事件：商鞅變法和秦始皇的統一度量衡。

商鞅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奠定秦國霸業，從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到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商鞅方升銘文資訊與中國歷史文獻記載、其他出土文物資訊，完全嚴絲合縫，令人歎為觀止。甚至連古人抄錯的一個字今天的我們都能知道，這難道不驚世駭俗？我不知道哪一個國家歷史文獻和出土文物，能契合到如此程度。

青銅鑄造是商周手工業的主要部門。由此，夏商周三代被稱為中國的“青銅時代”。商周是青銅時代的繁盛時期，青銅鑄造技藝已相當成熟，不僅數量多，種類齊備，而且工藝精湛。而金文是指鑄造在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銘文，也叫鐘鼎文。金文應用了大約800多年，上自西周早期，下至秦滅六國。關於金文的字數，據容庚《金文編》記載，共計3722個， 其中可以識別的字有2420個，而近數十年間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銅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

金文中的代表作是《毛公鼎》中的銘。毛公鼎為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內壁的銘文有32行，近500字，是現存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銘文的內容可分成七段，大意如下: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興朝政，乃請叔父毛公為其治理國家內外的大小政務，並飭勤公無私，最後頒贈命服厚賜，毛公因而鑄鼎傳示子孫永寶。

此外，頗具代表性的銘文還有《大盂鼎》銘、《散氏盤》銘。大盂鼎，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又稱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鼎的內壁鑄銘文19行291字，記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之事，銘文中，周康王向盂講述文王、武王的立國經驗，告誡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輔佐王室，並賜盂命服、車馬、酒與邦司、人鬲等。這些銘文為史學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與臣屬關係提供了重要史料，一向為史學家所重視。散氏盤(San Family Plate)，西周晚期青銅器，因銘文中有"散氏"字樣而得名。內底鑄有銘文19行357字，內容為土地轉讓，記述夨人付給散氏田地之事，並詳記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後記載舉行盟誓的經過。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200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徵集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青銅器，名叫作冊般青銅黿。先來看看它的造型：

一隻大王八背上插著四支箭，四肢掙扎、頭尾搖晃（看它那小眼睛，簡直讓人心疼啊歪！）。單是這種惡趣味的造型，就讓人驚歎古人的想象力！

黿，就是大王八；青銅黿，就是青銅大王八。

王八在古代有很豐富的寓意：纏上一條蛇那就是玄武，是代表北方的天之四靈；若是放在碗裡，那就是讓人食指大動的美味；更多時候呢，王八也意味著長壽。

不過，作冊般青銅黿這個造型的王八，實不多見！除了造型之外，作冊般青銅黿還隱藏了一件“驚世駭俗”的大事！

在這隻“王八”的背上，刻了4行銘文，共有33個字：

丙申，王過於洹，獲。王一射，復射三，率無廢矢。王令寢馗貺於作冊般，曰：“奏於庸，作毋寶。”

銘文中，作冊般指的是名叫般的作冊官員，寢馗指名叫馗的寢官。

這段銘文翻譯過來就是：

丙申年，周天子帶著幾個臣子從洹水路過，在岸邊忽然發現了一隻大王八。周天子非常高興，為了防止它逃跑，就悄悄地彎弓搭箭射向這隻王八，一箭命中。

王八雖然中了一箭，並立馬死去，而是受疼四處逃竄。周天子見狀，又射了三箭全部命中，沒有一支廢箭。周天子大喜，於是命令身邊的寢馗將這隻王八貺（贈送）給作冊般，並告訴他說：“這隻王八趕緊趁熱吃了吧，別當寶貝一樣供著了。”

銘文中沒有說的是，作冊般得到這隻王八之後，非常高興！不僅把這隻王八連骨頭帶湯全部吃了，還特意製作了這件青銅器。

在這件青銅器上，為了表達周天子的英明神武、箭法精準有力，作冊般特意用了“王一射，復射三”，為何如此處理呢？第一箭射過去，王八是趴著不動的固定目標；後面再射的時候，王八成了移動目標，射擊難度更大！然而，周天子全都射中了。這四支箭全都力透王八，只露個箭尾在外面。（這馬屁拍的，一般人真拍不出來。）

這隻可憐的大王八，不過是趴在岸邊曬個太陽，就天降橫禍死於非命。

作冊般，也因為這隻王八，成就了自己馬屁之王的封號。

這件巴掌大的青銅器，以及器身上刻著的33個銘文，究竟有著怎樣驚世駭俗的事情呢？

作冊，是商周時期的官名，負責掌管簡冊、宣讀誥命。在周朝，作冊官是非常稀缺的資源，每一位作冊官都是王的近臣。

黿除了是一道美味，也是一種靈獸。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很多都以它們的殼作為載體，刻畫“溝通天地”的銘文，向神靈占卜問事。當然了，在王八殼上刻畫文字，就是作冊般的本職工作。

文中的“奏”，有一種解釋為：取血祭祀。而“奏於庸”，則是商周時期的一種祭祀方式，即釁鐘（古代殺牲以血塗鐘行祭）。

把歌功頌德的“馬屁”，刻在溝通天地的王八殼上，已經有了占卜的意思。王八殼上的箭矢，更像是占卜時鑽在龜背上的燒火棍。

如此一來，這件青銅器描述的模樣，更像是占卜祭祀現場，而這份工作應該是神官來做才對，為何會讓作冊官來主持呢？

情況很有可能是作冊般掌握了周天子的讀寫誥命、祭祀神靈的權力，而先秦時期，祭祀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兩件事之一。

作冊般為了炫耀自己的權力，特意下令匠人制作了這隻青銅王八，並在上面刻上矇蔽周天子的“馬屁”。至於作冊般想幹什麼，就無從知曉了，或許野心暴露被“釁鐘”了吧。

PS：國博還有一件文物，叫作冊般甗。

我也答一下。

青銅瑰寶–㝬簋

㝬簋，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第二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西周厲王時期青銅器，是中國目前發現的商周時期青銅簋中最大的，有簋王之稱。還因是周厲王的自做器，又被稱作王簋。內底有銘文十二行一百二十四字，是西周厲王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詞。寶物上圓下方，象徵“天圓地方”。上面像石鼓，下面若平臺，周身佈滿豎稜，如虎皮身上的斑紋。兩耳飛揚跋扈，簡潔中露出大方，神秘中露出猙獰。現存於寶雞市青銅器博物院。

簋內銘文

這件㝬簋內部有銘文12行124字，如下 王曰：“有（舊）餘隹（雖）小子，餘亡康晝夜, 坙（經）雝（擁）先王，用配皇天。簧（橫）黹（致）朕心，墜（施）於亖（四）方。肆餘以（義）士獻民，爯（稱）盩先王宗室。”[害夫]（胡）乍（作）將〈從鼎〉彝寶簋，用康惠朕皇文剌（烈）且（祖）考，其各（格）歬（前）文人,其瀕才（在）帝廷陟降，（緟）貈（愙）皇帝大魯令（命），用[素令]（令）保我家、朕立（位）、[害夫]（胡）身.阤阤降餘多福,憲（宣）（導）宇（訏）慕（謨）遠猷。[害夫]（胡）其萬年，將〈從鼎〉實朕多御,用賁（祈）壽，匃永令（命），畯才（在）立（位），乍疐才（在）下。隹（唯）王十又二祀。

大意為我晝夜盡心經營先王事業，以配皇天，我任用義土獻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將彝寶簋，安惠幹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賜降多福、長壽和智慧。

簋中銘文引爭議

在史書中記載周厲王是一位暴君。在《史記·周本紀》、《國語·周語上》均有記載。

西周末年，社會局勢動盪，特別是周厲王時期內憂外患，政令不通，諸侯不朝，長期的世卿制度導致了貴族勢力不斷強大，他們大肆兼併土地，發展到與周天子分庭抗禮的地步。加上週王室的對外不斷征戰耗費了國家的財力、物力，使國庫一度空虛。為了振興周王朝，周厲王進行了一系列大膽改革，他廢除了貴族世襲制度，使貴族失去了顯赫的政治地位，根深蒂固的西周宗法制遭到嚴重的打擊。同時，他還積極整頓國家財政，將華人佔有的山川林澤收回，歸王室所有，實行專管專營。這些改革措施鞏固了西周王權，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周王室財力枯竭的局面。但是周厲王的改革觸犯了華人的利益，公元前841年，爆發了“華人暴動”，周厲王倉皇逃跑到彘(zhi)地(今山西霍縣)，最後鬱鬱寡歡，客死他鄉，他的改革也因此以失敗告終。

我們從這篇銘文中卻看到了一位勞苦用心，勵精圖治，富有開拓精神的改革者。究竟他是如史書所記載的一位“暴君”？歷史的真相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去還原和體會。

19.05.10晚間整理。

首先，將鼎當作簋名是錯誤的！利簋應算克鼎類的一品！鼎作權象，是由釜變化而來，湯作簋盤，簋為竹字頭，原是一種盤類，形似以前農村用的箥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