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們兩個的政治前途不一樣。李白是沒得到重用的，他只有寫寫詩發發牢騷，然後想著及時行樂。而范仲淹就不一樣了，他推行變革，深受重用，為國為民，所以才會有先憂後樂的思想。

及時行樂，是感嘆人生短暫無常，要把握時光珍惜現在，不要辜負自己。要取悅自己。

先憂後樂。則體現了孟子的人本主義，民貴君輕。有一種建立功勳造福人民群眾的奉獻精神。

李白的“及時行樂”在他的《將進酒》中體現得很明顯。“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這與他的性格和經歷有關。李白一生才華橫溢又放浪不羈，他並非從來對國家社會漠不關心，作為才子的他也曾受到唐玄宗的寵信，但是後來遭到小人讒言誹謗，人生之路也頗為坎坷。這便促成了他“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思想和人生態度。

范仲淹與李白不同。先憂後樂出自他的《岳陽樓記》：“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范仲淹一生憂國憂民，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認為一個人不管處在什麼樣的位置，都應該把國家社會放在心上。事實上他也是這麼做的。他的一生政績卓著，秉公直言，做了許多對國家有利的事。

“及時行樂”和“先憂後樂”這兩種思想看似都有道理，卻又相互矛盾。“及時行樂”強調個人的享樂與滿足，而“先憂後樂”強調一個人的社會責任意識。其實我們大可不必糾結誰對誰錯。這就涉及到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社會由人組成，個人也不可能完全脫離社會。所以，一個人不能獨立於社會之外實現個人的“行樂”，而如果一個人只知道憂國憂民而從中體會不到任何的價值或滿足，他也是堅持不下去的。簡單地說，最合適的莫過於在滿足自己和奉獻社會中間找到一個折中的平衡點。當然，如果你是像范仲淹那樣有著家國天下的情懷，從奉獻社會中自己也得到了物質和精神上極大的快樂與滿足，達到“行樂”的目的，自然是再好不過。這也是我們現在價值觀所倡導的，在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中實現價值。

李白“及時行樂”與范仲淹“先憂後樂”兩種思想如何解讀？

其實，這是古代文人的兩種處世態度而已。

一、積極的、向上的處世態度。正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說古仁人之心，不似一般的騷客文人，當身處逆境時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身處順境時，則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者矣。而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亦憂，退亦憂，考慮的不是自己那點蠅頭小事，而是心懷天下，時刻考慮的是國家的安危，黎民的福祇。當國家有難時他們心急如焚，積極的出主意想辦法。當國家安定，人民幸福時，他們才看到眼裡，樂在心裡。這樣的仁人志士本就和范仲淹是同路人。

二、消極的、頑世不恭的處世態度。象李白、陶淵明這樣，本以為滿身的才學，一腔報國的雄心壯志。怎奈，朝庭奸臣當道，官場黑暗，滿腔抱負無以施展，只得辭職回到民間。心中苦悶，無以排解，只得以酒消愁。說是“及時行樂”，心中也高興不到哪兒去，只不過是喝酒麻醉自己罷了。這種心態是大多數失意文人普遍存在的。正如李白自己所寫，“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於事無補。

不管象范仲淹，陸游，辛棄疾等人這樣無論身居廟堂還是處在江湖都胸懷天下的仁人志士，還是象陶淵明，李白這樣的及時行樂的失意文人，他們都在中國的文學史上留下了大量的優秀的文學作品，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財富。

李白自幼勤奮好學，一心報國，可惜命運坎坷，一生漂泊。

他最為得意的一段時光就是天寶元年，在賀知章的舉薦下得到了唐玄宗的賞識，留他在翰林院工作，其職務主要是給皇帝寫詩，可惜受人嫉恨，終被冷落。官丟人去，半生悽苦。

李白官場失意，決定廣交天下詩友，遊山玩水，喝酒吟詩，終究成為了一個偉大的詩人。

李白生性浪漫 ，其詩大氣磅礴，對酒當歌，快意恩仇！他仕途不順，不僅錯投永王，慘遭囹圄。又遇安史之亂，結果被流放夜郎，後貧困而亡。

所以，我個人認為李白之所以提出及時行樂的思想，是與他的人生境遇有關。他滿腹經綸，才思敏捷，本來想做一個大官，渴望做出一番事業。可惜懷才不遇，理想破滅。所以才寄情于山水之間，痛痛快快的喝酒寫詩，提倡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思想。

那麼，范仲淹作為一個官場還算得意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理想之大，格局之深是李白望塵莫及的！

范仲淹身處重文輕武的北宋時期，文人地位空前提高，由他發起的慶曆新政，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項政治改革，旨在懲治官吏，提高效率，減輕徭役，富國強民的目的。可惜，慶曆新政嚴重的影響了官員階級的利益，終遭失敗。

所以，改革失敗，范仲淹被貶出京，卻仍然不懼失敗，矢志不渝，表現了一個政治家的坦蕩胸懷。其所作《岳陽樓記》，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聞名天下。

范仲淹出身貧苦，深知人間疾苦，所以他悲天憫人的情懷，終其一生都沒有改變。他以天下為己任，其人格之高尚，胸懷之坦蕩讓人敬佩不已。

他的慶曆新政雖然失敗，但是卻給後來的王安石做了很好的榜樣。他提出的先憂後樂的思想，影響深遠。其人格之高尚，乃士大夫之典範；其思想之偉大，乃政治家之翹楚！

李白“及時行樂”與范仲淹“先憂後樂”的思想看似是兩極分化的，但想要準確理解，還得結合人物的生平際遇與理想抱負來看。實際上，我認為二者並不矛盾。

“及時行樂”說的是要活在當下，把握現在。要珍惜現在的每一分鐘，盡情享受生命的酸甜苦辣。它是一個非常個人、非常自我的人生態度，強調自身的生命價值。

“先憂後樂”來自於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說的是要心懷天下，把人民的幸福放在首要位置，自己個人的悲歡喜樂都是次要的。這樣的人生態度強調的是人間大愛，格局更加寬廣。

但是僅憑這個我們就能判斷李白的境界不如范仲淹嗎？我認為是有失偏頗的。

古代文人的人生方向，大致可以分為出世與入仕兩個。

入仕很好理解，就是入朝為官。蘇軾、王安石、白居易等等，很多文人都曾經在仕途跋涉，或身居高位、或屢遭貶謫，但他們大多都是心懷天下，期望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的。

范仲淹就是仕途典範，而且他文武兼備，政績斐然。或許就是看多了民間疾苦與邊塞蒼涼，他勵精圖治，將個人理想與家國大義相結合，從而有了“先憂後樂”的名句傳世。

出世與之相反，是要遠離官場，甚至遠離紅塵。比如蔑視禮法的竹林七賢，比如辭官回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

李白其實只能勉強算是出世，因為他年輕時一心想要做官，並得唐玄宗傳召，有“力士脫靴”的典故。只是他一直仕途不暢，最終乾脆寄情山水，聊以慰藉。

所以，在這種理想抱負不得施展的情況下，李白產生“及時行樂”的念頭，也是一種無奈吧。

李白的及時行樂與范仲淹的先憂後樂這兩種觀點都是建立在兩位古人各自所處時代不同所產生的。

李白生活在大唐最繁榮的時期，他與當時社會上的眾多文人墨客一樣，心懷報國大志。李白以其詩詞歌賦上的才華受到唐玄宗賞識，這使得他衣食無憂，但當時官場黑暗，李白不願與當時社會上的官員同流合汙，這使得他四處碰壁，自己的一腔熱血無處施展，於是他辭去官職，四處漂泊，借行樂來發洩自己報國無門的憤悶之情。

范仲淹身處北宋仁宗時期，當時國家積弱積貧，外有西夏和遼國與北宋經常產生摩擦。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守衛邊關的范仲淹，以護國安邦為己任，一生兢兢業業，為國為民。在岳陽樓記中發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感慨，不僅以此種心態來要求自己，更是以此警示後人，自身的行樂永遠要排在國家之後，要以國家為重。

兩者並不相悖。

李白的及時行樂是他的生活態度。

范仲淹的先憂後樂是指政治抱負。

李白同樣憂國憂民，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Murano。他時刻想著保家衛國，建功立業，雖官路坎坷，未改初心。李白61歲高齡時，聽說李光弼東鎮臨淮，立即前往請纓殺敵，希望在垂暮之年，為挽救國家危亡盡力。

飲酒行樂，只是李白鬱郁不得志時排解心中煩惱的外在表象，李白的家國情懷大著呢，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范仲淹文武兼備，勤政愛民，心繫國家安危，但同時也很會生活。君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言蘭一相接，豈特十步香。范仲淹任饒州知州時，看重一小歌妓，後來范仲淹調回京城，就給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詩：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東風乾當來。魏介心領神會，就把小歌妓買來轉送范仲淹。

李白在其詩歌《將進酒》中寫到“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這篇詩歌單從這句看到的李白在創作這首詩歌時應該是處於一個比較得意的時候，但是從李白整個時期來說，李白本身是一個非常驕傲的人，他有讀書人的傲氣，他的才華成就了他，也毀了他，因為他的恃才傲物，導致被朝廷中的官員所排擠，最終不得重用，而《將進酒》的創作背景也剛好是在李白在政治仕途中接連收到打擊後所創作的，在將近酒中能看到李白對於未來政治仕途的消極態度如“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又有對自身才華的自信，或是傲氣比如“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他認為他的被排擠，在官場中的不順利皆是因為自身過於優秀，他對自身的定位是“聖賢”，因此李白在及時行樂時，更多的是對自身仕途不順的發洩，只是聖賢如李白，又豈會不知舉杯消愁愁更愁的道理。

至於範工在《岳陽樓記》中所提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說法，範工在創作《岳陽樓記》這篇文章時的心境與李白的心境的不一樣的，範工的好友滕子京在被派往巴陵郡駐守時屬於降職，但是，在滕子京的治理下，巴陵郡反而要比從前更好，而範工在次年去看望好友時，二人前往岳陽樓，並寫下了岳陽樓記。因此，範工的先憂而樂，雖謹慎，但卻是喜悅後的感慨，對比李白失意後的大氣，我個人而言，還是更為認可日常的謹慎。

李白的及時行樂多是表現自己樂天派，狂傲不羈，是個人的英雄主義，范仲淹則是懷天下蒼生，人民大眾，這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詩詞歌賦是典型的世俗文化，李白做為流傳千古的詩人，是世俗文化的領軍人物弄潮兒，有些類似我們當今的明星人物。

而范仲淹是文人也是重要的官僚，下面有無數的黎民百姓等他懸壺濟世，中國計程車大夫多有憂患意識，范仲淹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樣，因此有些憂患和慈悲。

二者其實對社會一樣重要，都是不可或缺的。

李白和范仲淹不同的性格，人生經歷等說出了不同的話，有的人更贊同李白，有的人覺的范仲淹的話更有理，只能說各有可取之處

屁股決定抱負，眼光確定胸襟。

倘若範文正不是一個官員，或者像韓愈柳宗元蘇東坡那樣被貶得找不到北，恐怕他也會大發牢騷，整日抽菸喝酒辦派對，大肆在詩文中表達“及時行樂”或者“一尊還酹江月”。

假設永王造反成功，李白成了中書侍郎。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來到岳陽樓，自然不可能像杜公一樣吟賦“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到那時也一定會寫詩文來說諸葛亮，說管仲，說謝安，只不過是以另一種角度來詮釋。

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他的思維寬度。

朱無璋在放牛時所想的不過是溫飽，當上將領時也不過想的是別輸得太難看，就算是緩稱王階段也想的是先活下來。群雄爭霸之前，他不會細想什麼治理天下駕馭群臣開創三百年大明江山。

劉邦也是如此，當他是派出所所長的時候，想的不過是多交幾個朋友，多混點銀子，少擔點責任，或者回到家裡找個理由和呂雉說工作太忙了，你先吃吧！就算後來被逼當了反革命頭目，也沒有想過有一天要成為天下之主，掌管整個江山。他當時想的就是幾百弟兄的吃喝，以及如何找一個大樹先傍上再說。頂天是搶糧搶地，以後做一個分封的諸侯？當皇帝，他想都不敢想！

所以，李白的“人生得意須盡歡”並不可恥。範文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也再正常不過。

不見得誰高誰低！

同理，豬肉價格為什麼不降到14元錢一斤和城鎮民生基礎建設分為三步走，不見得誰大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