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過於將具體的人和事寫進小說，是有著極大的風險的，倒不在於真偽虛實的判斷，因此也許陷入世情糾紛，而是原生事態的限制，它時不時地干預你最初的企圖，使已經發生作用的邏輯影響假設的途徑，尤其是，這途徑還矇蔽在虛無中，摸索著前行。你寄希望於它在自發的生機裡漸漸長成，壯大，脫離對現有存在的依附，現有的存在總是不夠滿足期望，不就是因為此，我們才會從事寫作？無中生有，硬生生造出一個紙上世界。

至今第一次走進那老城區舊宅子的情形。時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寫作的慾望無度膨脹，卻不知寫什麼，於是四處尋找故事，就像在饑饉中搜索吃食。宅子大體上還保持形制的格式，從正門進入，落坐“花廳”。夏日季節，地上點了驅蚊的盤香，依然抵不住蚊子的進攻，就可以想見園子裡草木漫生。就在城市的中心，前後左右擁簇著自建與公建的房屋，不遠處是城隍廟和豫園，香火鼎盛，遊人如織，這一處的荒蕪顯得頗不真實，與其說是歷史感，毋寧說是荒謬。宅子裡的生活且庸常瑣細，彷彿一出市井劇。老先生正與牆外鄰人的蠶食展開防禦，憤怒地追趕入侵的雞群，以獲取物證；老夫人抱著孫子在殘垣斷壁中閒走， 優遊自在，儼然處於兩個維度。

後來，雖不是經常，卻也不間斷地造訪這座宅子。寫作材料虧缺的瓶頸突破了，又來臨， 來臨又突破，已然成為常態，去到宅子的目的模糊了，或者說，放棄了，因相信一切由緣生出，遇而不求。沒有邀請，亦沒有預約，有時順道路過，有時則專門特地，無論何時，都不會撲空，拍響門後，老先生總是應聲出來。只是再沒有見到老夫人和孫子，說是去兒女家住了，也沒有遇見過任何一名子女，似乎，家中人都對這宅子生厭，只餘下老人自己，戀戀不捨，早晚在房前房後踅摸，對來人一遍又一遍講述宅子的來歷，營造的工藝，以及頹敗的程度——它真是頹敗得厲害，不是哪一個部分殘缺坍塌，而是整體性地陷下去，就好像自己將自己埋到地裡面。不期而至始終沒有受到拒斥，甚至於，毫無不悅之色，有一點是因為寫作人身份，寄期望有輿論的支援，喚起政府和民眾的注意；就這樣，每隔一段日子，就要去到宅子裡，隨老人家參觀房屋， 聆聽歷史。在向文博部門訴求的同時，老先生不停歇地另一件事，就是騎著腳踏車往青浦郊區，那裡住著幾位大木匠，專攻清代木結構建築，去看看他們是否安好，身體如何。時間流逝，大木匠一個一個離世，修葺的計劃越來越渺茫，房屋終於爛成一攤，變成瓦礫場，這最後一名留守人，在瓦礫場裡度過餘生，徒留下門前的一座方牌，勒石銘記，標明市級歷史文存，就像一塊墓碑。

後來將小說題作“考工記”，顧名思義，圍繞修葺房屋展開的故事，又以《考工記》官書的身份，反諷小說稗史的性質，同時還因為房屋裡的人——這個人的一生時間，倘若只是奔走修房，未免太托實了，也太簡單，世事往往就是簡單，小說可不是，小說應該有另一種人生，在個體中隱喻著更多數。這個人，在上世紀最為動盪的中國社會，磨礪和修煉自身，使之納入穿越時間的空間，也許算得上一部小小的營造史。

由於種種契機，百多年來，房屋的佔地奇蹟般地遺留下來，寸土未失，大致的輪廓依稀可見，老人生前從風雨和爭奪中捍衛下的木椽板條，堆積在裸土上，野貓出入，倘若要修復， 無疑等於重起一座。產權人的利益經歷激烈的拉鋸，擱置下來。老城廂在新的行政規劃中， 歸併鄰區，隱退匿名。新生活的蓬勃生機形成包圍之勢，閉合起歷史的入口，不期然間，悄然滋生出美學，美學大約總有著頹然的姿態， 作為殘缺生活的補償。而我，不將它作小說看的時候，將它寫成小說，有一點像那句古詞： “眾裡尋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王安憶，原籍福建省同安縣，當代作家、文學家。 1972年，考入徐州文工團工作。1976年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1987年調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1996年發表個人代表作《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2004年《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優秀短篇小說獎。 2013年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現為中國作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 2019年1月22日，所著《考工記》獲得“第十五屆《當代》長篇小說年度佳作”第6名。

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

《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紀實與虛構》《長恨歌》《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桃之夭夭》《遍地梟雄》《啟蒙時代》《天香》《紅豆生南國》《考工記》。

中篇小說：

《向西，向西，向南》

小說集：

《雨，沙沙沙》《黑黑白白》《流逝》《尾聲》《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小鮑莊》《烏托邦詩篇》《荒山之戀》《傷心太平洋》《海上繁華夢》《香港的情與愛》《叔叔的故事》《人世的沉浮》《隱居的時代》《憂傷的年代》《化妝間》《兒女英雄傳》《剃度》《現代生活》《文工團》《月色撩人》《眾聲喧譁》《給孩子的故事》。

散文影視：

《蒲公英》《獨語》《走近世紀初》《旅德的故事》《乘火車旅行》《重建象牙塔》《王安憶散文》《窗外與窗裡》《漂泊的語言》《母女同遊美利堅》（與茹志娟合作）《街燈底下》。

文論集：

非虛構系列（《空間在時間裡流淌》《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波特哈根海岸》）《故事與講故事》《心靈世界》《小說家的十三堂課》《我讀我看》《王安憶說》、

《華麗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王安憶讀書筆記》《王安憶導修報告》《對話〈啟蒙時代〉》（與人合著）、《對話錄》（與人合著）等。

影視話劇：

電影《風月》由王安憶編劇。

長篇小說《長恨歌》除了由香港知名導演關錦鵬拍攝成電影外，還被拍成了電視劇，排演了話劇。

臺灣評價：

臺灣出身的旅美文學評論家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於其小論文《海派文學，又見傳人——王安憶的小說》中，謂王安憶是繼張愛玲後，又一海派文學傳人（見王德威著《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灣麥田出版，頁 383-402 ），並高度評價王安憶在中國當代文壇的地位。

大陸評價：

王安憶的作品有她的優勢，總是讓人期待，但她的寫作還是有些緊張，不夠開闊。比如她的新作《啟蒙時代》就給人這樣的感覺，“一個好的作家，路應該越寫越寬，像托爾斯泰、羅曼·羅蘭那樣達到絢爛的地步，但王安憶還沒有，她在努力地工作，但還沒有完全開啟，似乎處於一種膠滯的狀態。她的視野還不夠寬，其實她可以寫更多的人，把藝術的想象推到更高更遠的地方。”楊揚覺得，出現這樣的狀況，一方面是王安憶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很多評論對王安憶創作的影響：“很多評論家以她的作品為支撐批評的支柱，比如說王安憶開始關注底層了，你們還不寫？把她變成批評家的說辭，這對她的創作、想象是一個約束，她的創作受到的影響太多了。”楊揚說，王安憶的作品其實應該對文藝批評有一種衝擊和掃蕩，帶來啟發性的東西，“不要顧及這些批評，她這樣優秀的作家的創作，應該像流水一樣，不應該被約束在那裡。”

綜上：王安憶是一個優秀的作者，寫的非常好。

我在二十多年前接觸過王安憶的作品，差不多讀過她所有的小說作品。僅從個人所感略談一些感受。

上個世紀80年代初，人性在文學上還只是有限的得到復原一一清心寡慾而已。經過一再的耽延，直到80年代中後期終於打響了這場攻堅戰，：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朱曉平的《福林和他的婆姨》；王安憶的《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谷之戀》；鐵凝的《麥秸垛》、《棉花垛》；劉恆的《伏羲伏羲》共同邁出了這關鍵一步，終於攻佔了封建意識形態在這一領域裡的制高點。

王安憶對於女人命運的理解是積極的。站在城市的制高點，王安憶的本土女性主義書寫了中國上海崛起與信心，也反映了經濟繁榮給女性發展事帶來的機遇和陷阱。

王安憶的被人們稱為“三戀”的三部說小說《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谷之戀》面世之後，被人們公認為是寫“性”的小說，達到驚世駭俗的效果。可以說，王安憶懷著一種體認的感覺去探索觸控女性生命本體，在文字中解構了一個個女性生命個案，對女性性愛世界的重重複雜現象做了深入而細膩的感悟與考察。

如果前兩部小說可以認作是“性戀”，那後一篇則更多倚重於"靈戀"。王安憶曾經說過：“性愛本身就在反映人性”。可見，她是尋求從性的角度來表現人性的，在人所存的本能慾望中，性慾是一種最強烈而且也最難以遏制和把握的本性。

王安憶被認為是海派傳人，是繼張愛玲之後，寫城市生活的高手。實際上，王安憶和張愛玲有很大不同，她不像張愛玲那樣對人性和命運那樣絕望，她熱愛筆下的人物，願意從生活的底層向上，從物質到精神。

在王安憶的諸多作品中，我最喜歡的還是《長恨歌》。據說，這部小說的創作靈感是來自於王安憶無意中所看到的一則新聞。新聞講述的是“美麗”牌香菸封面上的女郎被男青年騷擾，男青年做賊心虛殺害了封面女郎的事件。王安憶就借鑑了這個事件，然後透過藝術創作和構

《長恨歌》一直被認為是王安憶筆下最為動人的一曲輓歌，具有強烈的悲劇意蘊。作者也正是憑藉著一種旁觀者的敘述姿態以及對古典感傷詩詞的借鑑加深了作品的悲劇意蘊。第一次看王安憶的《長恨歌》，就被這個故事所打動。在王安憶的筆下，王琦瑤就是這樣一個樣哀喜情愁抒寫的淋漓盡致的女子。唉，當真是歲月無情，命運茫茫，人生無常，感情無奈......

在女性作家中算是寫得比較好的。

但當代的女作家，寫得更好的是霍達和戴晴。

女性作家的作品，主要特點是溫軟，放在男性作家中看不出來，把女性作家的放一起就看出來了。我當年在《女作家》當編輯，只收女作家的稿，讀多了，彷彿置身於軟體動物的海洋中，太難受了。這個時候，才看出霍達和戴晴的作品的好來，此二女有男性作家的硬氣，作品有骨！這才從眾多女作家中跳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