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最欣賞兩個封建帝王，他在讀馮夢龍的《智囊》捲上寫下批語：“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唐太宗是在唐朝建國後第九個年頭即位稱帝的。長期的戰爭與動亂，使民不聊生，社會經濟千瘡百孔。因此，結束戰亂，醫治戰爭創傷，恢復與發展生產，便成為廣大民眾的迫切要求。因而，當他即位之後，即在朝臣中開展治國方略的大討論，把求賢致治作為基本方針。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對右僕射封德彝說：“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貞觀十三年(639年)他又對身邊侍臣講：“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在唐太宗看來，人作為社會的主體，其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國力的強弱——特別是國家官員的素質。他認為，官不在多而在精，在賢，在有才能，在有幹勁。他在貞觀元年(627年)即指出：

致治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

為了讓群臣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唐太宗以歷代王朝的興亡治亂的歷史經驗來為他的人才觀作證。他說劉邦“田舍翁耳”，其所以能取天下、定天下，“蓋任得賢臣所致”。他認為，“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不可得也”。他由此總結道：“得士則昌，失人則亡。”“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也。”

唐太宗復原圖片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十分講究原則和策略，體現出了封建君主的博大胸襟和超前眼光。可以說，在這一點上，歷代君王中無出其右者。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之道”，有幾個突出的特點：

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對身邊侍臣講：“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又說：“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他明確提出要把“才行兼備”作為國家各級官員的必備條件，並且按照這個標準來任用官員。 在他看來，有德乏才、有才乏德，均為弊端，不宜重用。但若德才兼備，則難能可貴，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

魏徵早年參加過瓦崗寨農民起義軍，後歸唐做太子李建成的洗馬，是李建成的主要謀士，曾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追查李建成的親信，抓住了魏徵。唐太宗問：“你為什麼要為李建成出謀劃策，與我作對?”魏徵正言道：“人各為其主，可惜李建成不聽我的勸 告，否則今日勝負成敗也尚未可知呢！”太宗見魏徵機警剛直，便不計前嫌，任命魏徵為諫議大夫。魏徵盡職盡責，向唐太宗提出許多建議和尖銳批評，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名臣。

長孫無忌是太宗長孫皇后的哥哥，也是唐太宗早年的朋友，在建立唐朝的鬥爭中立功不小。貞觀七年(633年)，唐太宗任命長孫無忌為司空兼掌門下省、尚書省。高士廉勸阻說：“以外戚立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治家。”太宗不以為然，說：“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唐太宗所說的襄邑王李神符，是太宗的叔父，雖有過功勞，但缺乏管理才能，而且腿腳有毛病，行動不便，所以太宗沒有重用他。太宗接著又說，如果因為長孫無忌是皇后的哥哥而照顧他，多給他一些金銀玉帛就行了。現在之所以託與大任，是因為他文武兼備。長孫無忌知道此事後，也害怕別人說皇帝有私心，推辭不就。太宗則是堅決地說：“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長孫無忌只好接受了任命，後來果然在“貞觀之治”中起了重要作用。

隋文帝時雖然明令廢除了九品中正制，但唐初士族(即氏族或世族)仍有不小的勢力。唐太宗也清醒地認識到，士族勢力可能在 一定條件下膨脹發展。貞觀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下令修改《氏族志》，吏部尚書高士廉等人竟不顧當時已是李氏王朝的天下，而把崔姓列為第一等。唐太宗對此大為不滿，遂提出“尚官”原則，即不論各家族歷史上如何，要憑現在的功勞和官爵重新評定，“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這樣，李姓便被排於 《氏族志》第一，從而極大地壓抑了魏晉以來山東、江南等大族世家。原來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但對唐王朝有功的人也被提升到顯赫地位。

唐太宗雖然把皇族李姓列為第一，但他從一開始就注意限制皇族勢力，不許他們有過多的特權。唐高祖李淵曾沿襲舊制，將皇族子孫乃至童孺都封為王。唐太宗則不然，他在貞觀元年(627年)即對群臣講：“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他下令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只留幾個確有功勞的不降，他對皇室成員同樣實行論功封賞的政策。

唐太宗壓制士族的目的是廣開才路，讓中小地主以及庶民中的優秀分子有升遷和從事政務的機會。據統計，太宗當朝23年，共用相28人，其中魏徵、馬周、戴胄出身寒微，張亮的出身則是普通農夫。唐太宗還指令國學中四門學所招1300人中，必須有800人是“庶人之俊異者”，即招收無官無祿的百姓子弟。加之國學所招官員子弟中有大批人不是士族，這樣，普通地主和普通官吏的子弟進身的機會就大大增加了。

唐太宗壓抑士族的舉措，表現出他不拘等級、門第、資歷而廣選人才的氣魄。他認為，國家是大有人才的，關鍵是眼界要開闊，要善於發現並及時給以恰當的任用。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命令右僕射封德彝推薦人才，但封德彝好長時間也未能推薦一人，他對唐太宗說：“不是我不盡心，只是至今沒有發現有傑出才能的人。”唐太宗批評他說：“以前的聖明君主，他們用人好比使用器物，都是取用當時的人才，不可能去向別的朝代借取的。因此，你只能說自己無知人之明，不會發現人才罷！怎能誣衊這一代沒有人才呢?”

唐太宗一改魏晉南北朝以來以門閥士族地主為政權支柱、實行少數人參政的人才政策。他將政權建築在包括廣大中小地主階級的整個地主階級的基礎上，並偏重於依靠中小地主和一般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人才，不僅擴大了李唐王朝的統治基礎，而且還使李唐王朝建立伊始，便呈現出勃勃生機的景象。李唐王朝的第一個盛世——“貞觀之治”，便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

唐太宗認為，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長。”他在《帝範·審官》中說，作為明君，其用人，猶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輪，長者以為棟樑，短者以為拱角，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 並具體地分析說，“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怯者取其慎，無愚智勇怯，兼而用之”。

在實踐中，唐太宗也正是這樣針對其人所長而用其才的。如房玄齡善於運籌謀略，杜如晦長於決斷。唐太宗每與房玄齡謀事時，總是說“非如晦不能決”；待到杜如晦表態首肯後，再用玄齡之策……在“玄武門之變”前夕，太宗就曾急召房玄齡、杜如晦入秦王府密謀，聽取他倆的意見。貞觀三年(629年)，太宗任房玄齡、杜如晦為尚書左右僕射。二人共同輔佐太宗，猶如太宗的左右二膀，時人將他倆並稱為“房杜”，這還為後世衍生出“房謀杜斷”的成語。他們在貞觀時期以賢相著稱，固然是因於他們的德行、才能所致，也與唐太宗知人善任、取長舍短是分不開的。

劇照：唐太宗與房玄齡、杜如晦研究朝政

又如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唐太宗據此將戴由兵部郎中擢為大理少卿，使其才能得到更好的發揮。史載戴胄任大理少卿之後，“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蕭瑀“忠直居多”，人品亦好，但是性情猖介，與同僚多不合，往往發表錯誤意見。唐太宗瞭解這一點，不以“讒人罪之”，一直重用。馬周出身貧賤，從小失去父母，卻生性曠達不羈，鄉人看不起他。後來他幾經曲折到了長安，在中郎將常何家當門客。貞觀五年 (631年)，唐太宗要文武百官都上書言皇帝得失，提批評建議。常何是個武將，沒有文才就讓馬周代寫，當常何把馬周寫的20餘條意見呈給太宗時，太宗拍手叫好。他知道常何寫不出來，就追問是誰的手筆。常何承認說：“這不是臣的主意，是臣家中的客人馬周寫的。”太宗馬上召馬週上殿，竟接連派了四批使者去催。馬周來後，太宗與他大談國家大事，馬周講了自己的見解，馬周的上疏，與唐太宗平日所思所想一拍即合，唐太宗認為馬周識察事物的能力極強，處理事情敏捷果斷，機智善辯，善於疏奏，就讓他在門下省值班，授監察御史的職務。貞觀十八年(644年)，馬周又升遷為中書令。

在中國古代史上，像唐太宗這樣將“知人善任”的用人藝術運用得如此嫻熟圓潤、如此爐火純青的帝王並不多見，而唐太宗之所以善任群賢，使他們能夠心情舒暢地各盡其才，乃得力於他的知人，得力於他對群賢優缺點、長短處的細緻、全面、正確的瞭解。 這樣，他便能夠在任使上揚長避短，讓大家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

唐太宗認為，人才是國家的棟樑，因此不僅要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予以隨才任使，充分尊重、充分信任，而且在平時日常生活中也要給以充分關懷和照顧。

貞觀三年(629年)，太子的老師李綱患有腳疾，不能穿鞋走路，太宗就送給他一乘轎子，令東宮侍衛抬他進東宮，並要求太子親自引導李綱上殿，太宗親自迎接見他。唐太宗聽說開國大將、兵部尚書兼知政事李勣得了急病，藥方上講把鬍鬚燒成灰做“藥引子”可治此疾，於是便剪去自己的鬍鬚給李勣配藥。李勣感動得叩頭至流血，泣不成聲。太宗卻說：“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唐太宗還注意對正直剛烈的賢士們的政治保護。這些賢士因正直剛烈的特點，所以最容易受到傷害，特別是小人的讒害。魏徵剛諫是中國歷史上出了名的，而唐太宗容忍魏徵、保護魏徵也是中國歷史上頗為著名的納諫例子。各種唐史資料都記載說，魏徵作為諫議大夫而堅守職責，剛直不阿，往往用最尖銳的批評弄得唐太宗面紅耳赤，下不了臺。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讓長孫皇后將鄭(仁基)家年方二八的女兒招來為妃。魏徵知道後，就氣沖沖地對他說：你住在宮殿樓臺，應該想到百姓有沒有茅草房安身；你身穿錦繡，應該想到百姓有沒有麻布蔽體；你妻妾成群，應該想到天下男子是不是都有了妻室。你要娶的姑娘早已許有婆家；你奪人之妻，難道是國君為民父母的行為嗎？太宗聽了大吃一驚，聽從了魏徵的勸諫。魏徵的敢於直言以諫，使唐太宗對他也有些害怕。唐太宗喜歡鷂子，一次，他正在後花園裡玩鷂子，聽見魏徵的說話聲，趕忙把鷂子藏在衣袖裡。魏徵裝著沒看見，同他議論國家大事，大談皇帝玩物喪志的歷史教訓。太宗心裡發急，但魏徵則滔滔不絕。等到魏徵離開時，鷂子已經悶死。太宗常常表揚魏徵直諫，他把自己比作礦石中的金，把魏徵比作將金從礦石中提煉出來並鍛造成器的能工巧匠，他說：“金之在礦，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

美術作品：唐太宗與魏徵

當然，唐太宗也是一個有性子的人，他對魏徵的批評也有忍無可忍的時候。一次魏徵在朝廷當眾頂撞了太宗，太宗回宮後怒氣未消，對長孫皇后說：“恨不得殺了那個鄉巴佬，使我下不了臺!”長孫皇后聽罷，馬上穿上朝服，向太宗稱賀。她說：“我和陛下是夫妻，講話都還要看你顏色，謹慎行事。而大臣都可以當面批評你，頂撞你，說明這些人都是公而無私的忠臣。像魏徵這樣的人批評你，你沒有處罰他，說明你有開明納諫的胸懷。有你這樣的明君和魏徵那樣的良臣，天下還有什麼不安定的呢?”聽了皇后的勸解，唐太宗又轉怒為喜。魏徵也曾說過：“是陛下引導我們批評建議，我們臣下才敢言的。否則我們哪敢批評？”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徵因病不治而逝，唐太宗親往魏徵府上吊唁，放聲大哭，還為這位忠臣諍友親書碑文。過後，他懷念魏徵的好處，對侍臣說：

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唐太宗虛心納諫的胸懷，吸引了不少有遠見卓識的人為他陳述利弊得失，形成了一個以魏徵、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為首的智囊團，使他在制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政策時，能儘量注意切合實際，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而其虛心納諫的本身，除了表明他對人才的保護之外，也是對人才和知識的尊重。

“貞觀之治”，正是在這種君臣上下、社會上下比較一致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人本主義的和諧氣氛中發生與發展起來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愧為中國古代封建帝王中，最偉大的君主。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為賢明的皇帝之一,他的很多治國之道久為後世所推崇,即便放在今天仍值得我們認真借鑑學習。而在他的所有治國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更為重要，那麼他有哪些用人之道？

一、惟才是舉，不拘一格；

二、知人善任，洞人不疑；

三、科舉取士，廣納人才；

四、嚴於律己，虛心納諫；

李世民能做到一代明君，與他的用人之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古來治天下，良臣比忠臣要重要。

李世民能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不像現在的一些領導幹部，只用近的，不用對的。

我認為這與李世民的家族和經歷有關，

首先，太宗本人出身於關隴集團這個逆天的政治群體。有多逆天呢？裡面的八柱國、十二將軍個個都是入則為相、出則為將的人物，不僅能治國，還特麼特能打！這其中包括了隋朝楊氏一系以及唐朝李氏一系。所以太宗可以說一出生身邊就圍繞著當時全天下最精英的一群人，更要命的，是他本身也是個不世出的軍事天才（毛澤東評為“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

論家世，先祖曾位列關隴集團十二將軍（李虎）到了李淵一代已成一方諸侯；

論能力，李世民十五歲隨我爹去爭雄天下，二十出頭便一戰成名消滅西秦霸王薛氏，接著僅憑手中幾千玄甲精騎便一次性消滅了中原兩大勢力（竇建德、王世充），替李世民的父親掃蕩天下之餘還獲得了“天策上將”的名稱，就這份經歷有幾個人能比！！

所以這樣的背景+這樣的才幹，形成了他識人用人的風格 — 只要是聰明人你就來，憑李世民的手腕，也不會怕鎮不住的！而僅憑上述兩點，有才華的人誰不願意去跟隨他呢？

當仍是秦王的李世民手下早已聚集了一堆能力超群的文人武將（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大多出自於他此時的班底），可以說他根本不用像平常的領導一樣，去擔心底下的聰明人會反他，而相反，當聰明人遇見這樣的天之驕子時，那是比他還要害怕啊！！

因為無論憑功業還是能力，太宗都是第一流的人才和第一流的領導，聰明人喜歡和聰明人呆一塊的這個道理古今皆通，只要你是個有才華的人，就要千方百計把你弄到手下，如果你不願意，要麼便用才華和魅力去征服你！要麼，就殺！就問你服不服，服不服！！！（魏徵、李靖、秦叔寶等這些厲害角色就是在其征戰、稱帝過程中逐漸收服的）

這個觀點不敢苟同，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之道在歷代皇帝中無人比肩？怎麼可能。如果說重用太子的謀臣魏徵的話，那他不如齊桓公，姜小白不記殺身之仇重用管仲成就霸業。別的用人方式也不見得比秦穆公用百里奚，秦孝公用商鞅，也不一定會比的上劉邦用蕭何、張良、韓信。。。

但總的來說，唐太宗李世民非常重視人才，“為政之要，惟在得人。”“雖照車十二，黃金累千，豈如多士之隆、一賢之重,此求人之貴也。”這都是他重視人才思想的體現。

李世民對人才的策略值得學習。他的用人之道主要體現在如下幾點：

1）天下訪賢。唐太宗即位後，多次公開頒佈求賢的詔書，在全國範圍內求賢。要求身居要職的宰相也把主要精力用於選拔人才。

2）唯才是舉。李世民對他們不講門戶，不分親疏，不避仇嫌，不論前後，甚至昔日仇敵也是量能授官，任人唯賢。

3）知人善用。深入瞭解每個人的特點，充分發揮各人所長。他說：“明君無棄士。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暇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所有。”太宗還把多謀但不善斷的房玄齡和少謀但善斷的杜如晦搭配起來，成為“房謀杜斷”的佳話。

4）尊敬人才。重視人才價值感的體現。貞觀十二年，他頒發田令，命將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24位開國功臣畫像於凌煙閣，以表彰他們的勳德，使之“永貽於後昆”，以為人臣榮耀之最。此後，凌煙閣成為唐代豪傑功成名就的標誌。

5）完善科舉。將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發揚光大，給庶人晉升通道，徹底結束了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士族地主壟斷官場的局面。由於實施科舉考試，大批英才湧現出來，太宗對此欣喜不已，曾自豪說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確實值得後人學習，由於他的格局宏大，開創了唐帝國的盛世局面。

無人比肩這樣的說法有點誇張，歷代英明的帝王都在伯仲之間。劉邦、朱元璋這些開國君王自不會差過唐太宗，就是嘉靖帝都不比太宗差。

太宗用人有兩點。

第一、英雄不問出處。

自魏晉南北朝至隋，官員絕大部分是從士族中選拔的，所謂“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雖然講究出身和門第是選拔人才過程中的嚴重弊端，但是士族門閥控制的社會是沒人願意去改變的！

唐太宗採取士庶並舉的方針，不但用士族中的長孫無忌、高士廉等人，也重用馬周等貧民出身的人。這很不容易，你想想你自己願不願意和低你幾個身份等級的人一起共事。

第二、人盡其才。

用現代話說，就是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房謀杜斷不是說房玄齡不能做判斷，杜如晦不能出點子，而是房玄齡的點子比杜如晦出彩，杜如晦的分析判斷力比房玄齡強。

唐太宗知人善用，房玄齡中書令、長孫無忌吏部、劉政會戶部、李道宗禮部、杜如晦兵部、張亮刑部，你如果瞭解這些人的故事，你會品味出太宗用人用專長的韻味，以及那種微妙的平衡和恰到好處。

李世民出身的李家，祖上從北魏到隋朝，都是高官顯貴，為歷世豪族，標準門閥家庭。這些家庭出生的子女，雖說衣食無憂，但是家族資源更多的是偏向於嫡長子，外部的邦交士族也更願意結交支援對方家族中的嫡系子孫

作為回報，自己的嫡長子也會把關注點聚焦在對方長子頭上，假如聚焦旁子，可能就會失去長子支援，從而事倍功半。可能旁子更優秀，但出生已決定立場，都不傻

資源偏向於嫡長子，所以門中其餘子女，想成就一番事業，較之嫡長，要做的更多

李世民正是這種情況

大家都知道，他是李老二，上面還有大哥李建成。李建成的老婆鄭觀音，出身滎陽鄭氏，父親鄭繼伯襲爵吳山郡公；李世民呢，老婆觀音婢，雖也是大族出身，但連同哥哥母親打小就被長兄趕出家門……觀音婢要是嫁給李建成，只能做妾

李世民想成就一番基業，就別想和大哥爭奪大戶嫡系資源，他只有另闢蹊徑。事實也是如此，早期部下房玄齡、杜如晦等，都是地方小官，程咬金、秦瓊、徐世績等，都為瓦崗降將……

靠著小人物幹掉大哥取得天下，李世民當家做主之後，開科取士乾的風生水起。當然，李世民畢竟大戶出身，對於大戶子弟，也沒有虧待

唐太宗是中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 ①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訓，認識到皇帝要勤於政事，大臣要廉潔奉公，政府要輕徭薄賦、發展生產，統治才能鞏固。 ②他善於用人和重視納諫，貞觀時期，名相名將輩出，如“房謀杜斷”的房玄齡和杜如晦，敢於直言的魏徵等。 ③沿用和完善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增加宰相人數，避免宰相專權。 ④合併州縣，革除唐初“民少吏多”的弊政，減輕人民負擔。 ⑤重視文化教育，完善科舉制，增加了考試科目，以進士科最為重要；中央設國子學、太學等，學校還有了專業分科，如醫學、算學、天文學等。 ⑥唐太宗以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贏得各民族的擁戴，北方各族尊稱他為“天可汗”。唐太宗還設立安西都護符作為管轄西域的最高行政和軍事機構。 ⑦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給吐蕃贊普松贊干布，加強了唐蕃友好關係，促進了吐蕃經濟文化發展 ⑧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學習熬製砂糖的技術。 唐太宗實行一些比較開明的政策，既維護了統治，又使百姓安居樂業，經濟發展，國力強盛，為唐朝進入全盛時期奠定了基礎，不愧為中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

皇帝作為中國古代的最高統治者，各有自己的管理手段。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權、術、法。

一、確立並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

二、廣泛召集天下人才，為己所用；

三、治理國家，確保江山社稷之穩固。

歷史上有作為的帝王，除了文治武功卓然超群以外，御人術也都運用的爐火純青，否則怎麼能有效調動手下更好的為我所用呢？所謂的用人之道，說白了就是皇帝的御臣之術。

具體做法可以概括為陽儒陰法，或者說外儒內法。也就是說，中國帝王表面上遵從儒術，內在的實質卻在使用法家之術。

所謂的法，乃是韓非子的法。為什麼韓非子這麼受到推崇，因為韓非子的法術，撓到了皇帝的最癢處。術是什麼？韓非子有兩個層次的答案：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

“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韓非子·難三》

這裡明確說了，兩層意思合二為一，術就是指帝王駕御群臣的秘密之術！這個術的本質，就是要讓大臣們感到天威難測，才能發揮其巨大的威懾力。

但在顯示出Regal的同時，還要不時地給予必要的恩典，做到“剛柔相濟”，才能夠使整個團隊發揮出最大效能。

唐朝的明君李世民，之所以能帶領他的團隊，取得貞觀之治的巨大成就，其中一條就是爐火純青的運用了這種御人術。

第一部分：駕馭武將的所用的招數

（一）李靖的冰火兩重天

公元630年春天，李靖帶隊一鼓作氣平滅了東突厥部落，為大唐的開疆拓土立下了不世之功。打了勝仗，大軍班師回朝。

李靖悻悻的回府後才知道，他被御史大夫溫彥博狠狠的參了一本。彈劾的理由是說，李靖管理部隊不力，軍紀鬆弛，致使胡虜宮中的珍奇異寶，讓士兵貪為己有。 主帥縱容部屬趁機擄掠、中飽私囊，這個罪名可就大了，不但勞而無功，弄不好還可能為此鋃鐺入獄。

次日在朝堂覲見皇上，只見一頓訓斥像狂風暴雨一樣傾瀉而來，李靖頓時就暈頭轉向了。不敢辯解、不敢邀功，所能做的只能是頻頻叩首謝罪。等退出朝堂以後，李靖還沒有尋思過味來。

被勒令回家反省的李靖，真有些寢食難安，食不知味。時刻擔心會被皇帝找個理由滅了。忽然有一天，太宗忽然又傳召他進宮。李靖此刻很是惶恐，這次進宮是禍呢還是福呢？心裡一點都不託底。

這次的君臣對話，出乎李靖的意料，皇上的語氣和上次截然相反：“從前隋朝的將領史萬歲擊敗西突厥的達頭可汗，回朝後卻有功不賞，被隨便安了一個罪名就殺了。這些事情相信你也很清楚，不過你放心，朕是不會幹這種殺戮功臣的事情的。朕想好了，決定赦免你的罪行，獎勵你的功勳！”

聽完這一席話，李靖頓時覺得撥雲見日，連日來憂愁和恐懼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喜獲重生的慶幸和感恩。

李世民接著說道：“前些日子有人進讒言，說了一些對你不利的話。朕現在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了，你可千萬不要為此介懷啊！”

這種關心，這種信任！任誰聽了不覺得心裡頭暖呼呼的。“皇上萬歲。”聽到這話，李靖頓時老淚縱橫，差一點就喊出這句口號來。

論功行賞，李靖被拜為尚書右僕射，賜絹2000匹。那一刻，李靖真的有一種冰火兩重天之感。

公元635年李靖再度帶兵大破吐谷渾，這次班師回朝，他低調多了。後來又遭人誣告謀反，他就汲取了上次的教訓，趕緊閉門謝客、低調做人。從此“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

(《舊唐書·李靖傳》後晉·劉昫等)

（二）李勣受到的龍恩

凌煙閣另一個功臣李勣曾患上急病，李世民前去探望，聽說大夫開的藥方中要用鬍鬚燒的灰做藥引子，太宗毫不猶豫的剪下自己鬍鬚，讓他熬藥，把李勣感動的是“頓首見血，泣以懇謝”。

李世民並不承情，話頭一轉寬慰他道：“這是為了社稷江山考慮，並非為你個人，有什麼可謝的？”

《孝經·開宗明義章》裡說得很明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古人把頭髮、鬍鬚看得比命還重。

皇上能拋卻了自己的形象和身份，剪鬍鬚為愛將治病，這可不是一般的舉動。要知道，那可不是普通人的鬍鬚，那可是“龍鬚”，這一大碗“龍鬚湯”，充分體現出了皇帝的皇恩浩蕩來。難怪李勣叩頭哭謝，把頭都磕出了血來。試想，有了這樣關心體恤下屬的皇帝，為臣子的還能不死心塌地，死而後已為其效命嗎？

還有一次，是李世民設宴，席間對李勣說：“朕準備把年幼的太子託付給大臣，想來想去沒有比卿更適合的人。你過去不負於李密，現在難道會有負於朕嗎？”看到皇上這麼看重自己，李勣拭淚辭謝，咬破指頭，沾血為誓。

李勣這一激動可毀了，一會兒便喝得酩酊大醉。面對李勣這種失態狀態，李世民沒有說話，只是解下自己衣服親自給他披上。

第二部分：控制文臣使用的辦法

（一）對於位高權重的文臣大員

在李世民的團隊中，房玄齡是一位兢兢業業、一心為公的宰輔重臣，他應該是最能領會聖意的心腹大臣之一。但依然會時刻感受到李世民的天威難測。

史載房玄齡在貞觀年間至少曾經被停職過三次。

第一次是發生在公元636年，被勒令回家停職反省。長孫皇后特意為此事勸諫。最後皇上有了臺階，同時也給了皇后一個面子，於是君臣在握手言和，一切都歸於自然。

房玄齡二次觸犯龍顏，黃門侍郎禇遂良連忙上疏求情，房玄齡又被召回了朝廷。

但最後一次停職，更體現了一種君臣之間的默契。這一次把房玄齡“譴歸”後，一連過了好幾天，始終沒人來勸諫。

朝中政務繁冗，絕不允許他把房玄齡晾太久。但沒有人求情，皇上沒有臺階可下，這回可真有點坐蠟了。

李世民思謀半天，腦子突然靈光一閃，很快就有了辦法。

於是他告訴侍臣，說明天要去芙蓉園遊玩。芙蓉園位於長安城的東南角，要去那裡必然要經過房玄齡的宅邸。

房玄齡得知訊息後，立刻命子弟灑掃門庭。子弟問其故，房玄齡笑著說：“皇上隨時會駕到！”

房玄齡猜測的果然不錯，皇上剛遊玩了一會，就吩咐起駕回宮。在回宮的路上，“順道”到丞相府坐坐，最後又“順便”把房玄齡接回了皇宮。對深解聖意的睿智大臣，不用多說，一切盡在不言中就可以了。說破了聖上難堪，大臣尷尬。

李世民作為皇上，時不時給房玄齡上上“緊箍咒”，這麼做的目的有三：

一、檢驗自己對權力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大的“權臣”架空；

二、藉此顯示皇權的威嚴，讓房玄齡知道，君與臣之間有一道永遠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對雙方都有好處；

三、提醒房玄齡：雖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朝廷離了你就不轉了，你應該始終保持戒驕戒躁、謙虛謹慎的態度，永遠不能驕傲自大、忘乎所以。

作為房玄齡而言，或許一開始一被批評就嚇得惶惶不可終日，可他後來就逐漸明白了——皇帝手中的那把“鍾馗利劍”儘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只是起一種威嚇作用的；只要你忠心不改、恪盡職守，那把劍就不會真的往你身上招呼。

所以他自此後就有了應對措施。

一方面，他雖然仍舊對他的本職工作兢兢業業，但卻時刻有著被皇帝“譴歸私第”的心理準備。他不但再也不會被皇帝的批評嚇得寢食難安，而且就算被停職，也權當是度假。因為他知道皇帝離不開他、朝廷離不開他，所以不管怎麼“譴歸”他都能很快官復原職，一點也不用擔心。

可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榮寵和恩澤都是皇上的賜予，假如稍有不慎，隨時有可能被天子全盤收回。所以，必須時刻保持臨深履薄、戒慎恐懼之心，越是皇恩浩蕩，越要謙遜辭讓。總而言之一句話：為官要盡職，做人要低調。

當房玄齡晚年病重時，唐太宗為了探視方便，竟命令將皇宮圍牆鑿開，以便直達房玄齡家。他每天派遣使臣前去問候，並派名醫去治療；聽到病情有所減輕，便喜形於色，一聽說加重，便滿面愁雲。房玄齡彌留之際，又親自來到病榻前與之握手訣別。

（二）對於耿介的諍臣

遇到耿直的諍臣，李世民知道，他們都是直線思維型的，不和你繞彎子。所以，什麼手腕都不用使了。有一說一，有二說二。

但有時在諍臣那裡還倒吃些小虧，比如在魏徵那裡。

有臣下給李世民送來一隻形態俊異、毛色漂亮的鷂鳥，李世民看了，非常喜歡，便放在手掌中賞玩不已。這時魏徵從遠處走來，李世民已無處躲避——哪有君躲臣的道理？傳出去也不好聽呀。只好急忙把鷂藏在了懷裡。

魏徵早在就發覺了，佯作不知。上前來向他稟告事情，稟告完並不走，還給皇上上起課來，雲山霧海的講述古代帝王由於貪圖安逸享樂、沉醉聲色犬馬而最終喪國滅身的事，勸諫“明君”當以此為戒。

他那裡沒完沒了、滔滔不絕的地講，李世民卻是有一搭無一搭的聽著。他心裡卻很著急，盼著魏徵快走。可是魏徵就是不走，愣是磨嘰了半天才告辭而去。“終於走了。”長長的舒了一口氣，伸手向懷裡掏去。“壞事了！”他一摸就感覺不對勁，趕緊掏出來一看，這個可愛的小鳥已經被生生的捂死在他的的懷裡！當時惋惜不已。

過了好半天才尋思過來味，原來讓魏徵給涮了，他其實早就知道自己把鳥藏懷裡了，所以一直賴著不走，東拉西扯的嘮叨了半天，直到小鳥被捂死！

想到這裡，氣得他跺腳大罵：“好你個鄉巴佬，你等著。你今天弄死了我的小鳥，看我哪天不騸掉你的老鳥，讓你變成個太監！”

在此事情上，表面看起來李世民吃點小虧，但正因為他有納諫之心，有容人之量，所以，在諍臣的監督下，避免犯不必要的各類錯誤。

結語：總之，君臣之間，如果光是皇帝高高在上統御群臣，那君臣之間的信任度就會降低。只有建立了互信，這個團隊才能凝聚成緊密的一團，這個團隊才能披荊斬棘，無往而不勝。

要對李世民的用人手段進行評價，還是下面這個評語比較全面而且中肯:

“對後世的中國文人來說，太宗代表了一個文治武功理想地結合起來的盛世：國家由一個精力充沛但聰明而謹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著他的帝國，同時又一貫謙虛耐心地聽取群臣，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見。太宗的施政作風之所以被人推崇，不僅由於它的成就，而且由於它接近儒家的納諫愛民為治國之本這一理想，另外還由於它表現了君臣之間水乳交融的關係。”(《劍橋中國隋唐史》英·崔瑞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12)

參考資料：《舊唐書》後晉·劉昫等

《新唐書》宋·歐陽修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

《劍橋中國隋唐史》英·崔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