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亂中出生，在戰爭中成長，母親因戰亂被殺，父親因戰爭離世，民力民財皆為戰爭所用；阿斗厭倦戰爭，害怕戰爭，他嚮往富家翁無憂的生活，可以說他胸無大志，也可以說他活的窩囊，他的舉動使川蜀和中原百姓免遭戰火，未嘗不是一大善舉。當然，對蜀國來說，他讓百姓和官員極度失望，罪大於過也！

真不能這樣分析

第一蜀漢後期，兵將匱乏，能帶兵之將已都老邁，跟隨劉備和諸葛丞相的大將沒有幾人了，一句話蜀漢無大將，廖化當先鋒

兵力更不能說，大多數都被姜維帶去防衛劍閣，阻擋鍾會大軍，成都的兵力和戰鬥力應該不強，鄧艾兵臨城下，除非巴南和劍閣防衛軍來援，不然沒有解圍之軍，但是這些地方的兵力一旦分散，劍閣可能被破，巴南可能趁機反叛

糧草問題，我認為成都糧草不多，因為屬於後方，原先沒考慮過誰能偷襲直達成都，我估計糧草大多都被帶走前線防備魏軍

最後，後主沒有那種憑城死戰的決心，本身就是庸主，再加上朝中大臣背心離德，給誰打工都一樣，大多主張獻城投降魏國

沒有自信了吧，就算扛過這一次，可是眼見得魏國人才輩出，蜀國還是就那麼幾個人支撐局面，寄予厚望的諸葛瞻一戰就掛了，這讓他已經沒有信心再一次一次的跟魏國打下去了

你的意思是明知最後結局是國破家亡，還要把戰火延續到最後？得到的是什麼呢？生靈塗炭、血流成河，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這樣才好嘛？

要不要堅守，關鍵是堅守能得到什麼，如果國本沒有動搖，只要堅守，就可以迎來勤王之師，就有勝利的希望，那麼再苦也要堅持，哪怕到最後不得不人吃人也要堅持。但事實並非如此，大軍主力在姜維手裡，他在劍閣被被鍾會牽制，形式並不樂觀，自己都危在旦夕，根本抽不出手來回援，諸葛瞻已經戰死綿竹，剩下一些散兵遊勇，根本擋不住鄧艾大軍，蜀國實力遠弱於曹魏，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看看當時的戰爭形式，三路大軍進攻蜀國，（細分是五路）姜維被困劍閣，諸葛瞻戰死綿陽以後，蜀國大勢已去，已經沒有了翻盤的機會。

瞧周沒有意氣用事，分析了戰局之後，力主投降，劉禪採納了瞧周的建議，最後開城投降，保全了蜀國軍民免受戰火之災。

劉禪此舉善莫大焉，雖然有點憋屈，但大勢所趨，在敗局無法挽回時，還要拉上全城百姓為自己殉葬，這樣的人或許會留下硬骨頭的好名聲，但蜀國軍民就遭殃了。我是百姓，所以我站在百姓的視角說話。必要的犧牲是為了將來勝利，造福子孫，犧牲的有意義，如果犧牲毫無意義，那就是荼毒生命。

另外，歷史上的劉禪並非小說裡說的那麼無能，諸葛亮死後，實力遠遜於曹魏的蜀國又堅持了二十多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有人說劉禪有其大智若愚一面。最起碼在最後自己得以善終，又免去百姓戰火之災。

蜀漢朝廷內已經沒有一個有用的人了。打，誰領兵？守，怎麼守？就剩下一個會投降的譙周了。蜀漢政權已經腐朽，不是劉備諸葛亮那個代表進步的政權了，有什麼可惜？

阿斗的投降實際上即是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先說說意料之外，因為蜀漢還坐擁很大的領地，民力、兵力、財力還遠遠未到必須投降的程度，甚至在曹魏和蜀漢後期的對決中，蜀漢還佔了一些便宜，姜維當時還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如果說蜀漢軍民一心，誓死抗敵的話，還是可以拼一下的。在這種情況下劉禪卻選擇了投降，從理性上來說，是沒有必要的。

但為什麼又說劉禪的投降又是情理之中呢？

首先，在諸葛亮隕落之後，蜀漢的軍政大權被分成成了幾個部分，要知道，只有集權制下，一個強大的核心才能夠集中資源辦大事，一旦權力分散，之後面對的就是相互制約和平衡。從這個角度來說，蜀漢很難形成合力對敵。諸葛亮一直致力於在自己有生之年打下天下，交給劉禪，而忽略了這是一場持久戰，對於人才的培養和政權內部人員的梳理是不足的，這也造成了他去世之後，北伐受阻，軍民都不願意再奮發圖強，只想過太平日子。

其次，諸葛亮隕落之後，成都幫大多是一些文士，在諸葛亮生前就反對北伐，要求休養生息，而過慣了太平日子的大臣，你讓他忠烈殉國，和敵人死拼，這口氣是提不上來的。

最後就是劉禪自己的問題，劉禪是活在劉備和諸葛亮光環下的，幾十年來實際上他並沒有實際的執政經驗，大多是爸爸說去哪就去哪，丞相說幹啥就幹啥，那麼在劉備和諸葛亮先後去世之後，一個毫無執政經驗，也沒親自做過大決斷的劉禪，又怎麼能扛住帶領國民抵抗強大曹魏的壓力呢？

其實世人對劉禪一直都是持鄙夷的態度，"扶不起的阿斗"已經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但是，我想說的是人們對劉禪有太多的誤解，他還沒有掌權時期 基本都活在父親劉備，諸葛亮的陰影之下，即使在劉備死後，諸葛亮也一直在北伐，導致蜀國國內民不聊生，加之諸葛亮死後又有姜維的數次北伐，就算是天府之國糧草充足也被打仗打的差不多了。

因此，劉禪深知如果繼續抵抗，滅亡只是遲早的事，而且蜀國的人民也不願意打仗，就這樣蜀國在劉禪的帶領下投降了。這其實是劉禪的明哲保身。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有過解釋。就如易中天所說：劉禪不太行，但也不是那麼不行，太平年做個守城皇帝還行，開疆拓土是不行的。

從他投降之後做了“安樂公”說出“此間樂不思蜀”就能看出來劉禪是個胸無大志，安於現狀的現實主義者。大概就像現在人常說的，只要我不死，哪管他洪水滔天。早知道當時姜維還在把守劍閣，使鍾會不能南下一步。而鄧艾連成都還沒有到，且只有寥寥幾千人，這邊諸葛瞻一死，劉禪立馬就寫了降書，皇帝說啥都不能幹了，還是保命要緊。

姜維告訴他要忍辱負重，伺機光復漢室。他既不告密也沒放在心上，安樂公做的那叫一個快樂。後世評價劉禪聞風投降，說他順應天命，說他識時務者為俊傑，說他投資保全了成都的百姓，保住了自己的家人兒女。但忠於蜀國的諸葛瞻，張遵，黃崇等人全部戰死綿竹，姜維苦守劍閣無奈大勢已去，死的實在憋屈。

和他們相比，劉禪的投降決定令人不齒。在三國那個英雄輩出的時代裡，劉禪一個資質普通的二代做了皇帝，確實難為他了，相對於他的那些光輝燦爛的父輩兄弟，他懦弱平庸的影子被無限拉大了。

益州的叛亂使劉備終於明白，雖然漢獻帝已經禪位，但只要強調這是曹魏篡權造成的，是被賊一時奪去，就能證明漢室仍是天命所歸，道義仍在漢室這一邊。那麼由他這個宗室建立的蜀漢政權，作為唯一的劉氏餘脈，就有資格代表漢室去討回天下，併合理地存在下去。反之，放棄討伐曹魏、貿然稱帝，就是對自己這種資格的否定。所以，蜀漢必須堅持討伐曹魏，才能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壓制人們對其政權合法性的質疑，阻止內憂外患的發生。於是，劉備把這個思路作為遺囑，託付給了諸葛亮，讓他不惜一切代價去實現。甚至告訴他，如果你覺得我兒子會拖你後腿，你就自己取代他。這一下就把伐魏上升到了誰也不能否定的高度。

歷史學家田餘慶先生認為，此前劉備一直沒把諸葛亮當作貼身智囊對待。比如劉備入蜀佔領益州，是法正和龐統起主要的謀劃作用。向東吳復仇時，諸葛亮也勸阻不了劉備。所以直到劉備死後，諸葛亮才真正成為蜀漢核心，並制定了北伐戰略。他也深刻意識到北伐是最大的政治，遠不止軍事問題那麼簡單。比如我們來看他對出兵時機的選擇。

劉備死後不到四年，諸葛亮就著手第一次北伐。從國力的恢復來看顯得有點著急，但此時曹魏政權已經交到了第三代手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原人對它的認同度會越來越高，對漢室的懷念會越來越少。長此以往，恢復漢室就不再有民心基礎，所以諸葛亮不能再等，哪怕國力未復，也要出兵。

為了保障頭等政治大事，諸葛亮採取了嚴刑峻法的模式。第一次北伐中，馬謖失了街亭，諸葛亮不但斬了馬謖，重罰了老將趙雲，還把自己降了三級。因為他深知北伐一旦有失，政權都可能被顛覆，因此哪怕是他自己，也不能影響北伐的戰果。他使蜀漢之人意識到，北伐的堅定性，是一種信念，代表的是道義和天命，誰都不能與之相違背。人心的認同會折射到行為上，為政治提供助力。所以儘管諸葛亮秉承嚴刑峻法，但在以天命為基礎的觀念感召下，蜀漢從劉備兵敗的危機中走了出來，重新認可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使之延續了數年生存。期間政治清明，國力雖然最弱小卻最有進取心，不能不說得益於北伐這個準確的政治路線。

那麼，既然如此，為什麼北伐沒能取得成功呢？這還是由劉備早期的政治失誤造成的，因為《隆中對》最初提出的設想，畢竟是在“跨有荊益”的基礎上實現兩路出兵，夾擊曹魏。但荊州已經失去，從那裡出兵的通道沒有了，蜀軍就只能從地勢不好的秦川一帶進軍。補給線長，糧草總是出問題，很難持續和曹魏作戰，更談不上威脅中原。不好打，還必須要打，所以說北伐是一個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選擇，是諸葛亮面對的一個困局。

而另一個困局，就是益州的內憂。儘管諸葛亮很快平定了益州的叛亂，可是反抗的潛流始終存在。這仍然與劉備的失誤有關。當初劉備取得益州以後，手下包括了兩股力量，一股是原來益州劉璋的部屬，一股是劉備從荊州帶來的部屬。前者是“舊部”，是原來益州的主人，後者則是所謂的新人，也叫客籍，這就形成了歷史學家所說的“新舊”之分，或“主客”之分。我們說過，益州舊部對劉備政權的態度很消極，這就造成了人心不穩。更何況從東漢末年開始，讖語的影響，也不利於姓劉的人當皇帝。什麼是讖語呢？就是一種帶有迷信色彩的預言。這些預言的核心觀點，就是“劉祚將盡”。祚，就是皇帝之位，劉祚將盡，就是說姓劉的皇帝位子做不長。

由於對劉備不滿，“劉祚將盡”這種論調在益州舊人中很流行，並在劉備死的時候催生了叛亂行為。諸葛亮在世時還能靠鐵腕與北伐邏輯壓制這個論調，當他去世後，益州舊部的力量抬頭，這個論調就像火星遇到了鼓風機一樣，瘋狂燃燒起來了。

當時影響最大的聲音，是擔任光祿大夫的譙周寫的一篇《仇國論》。仇國指的就是兩個互為仇敵的國家，一個叫因餘是小國，一個叫肇建是大國，其實就指現實中的蜀漢和曹魏。這篇文章的基調，就是力量弱小的國家打不過強敵，應該學周文王那樣休養生息，不要窮兵黷武，實際上就是反對諸葛亮的北伐戰略。這個論調有現實依託。公元249年，司馬懿趁著魏國皇帝去高平陵掃墓的時候，發動政變控制了魏國的軍政大權，史稱“高平陵事件”。曹家自己都要被司馬氏篡位了，那麼當年所謂的曹賊篡漢，就將成為歷史。既然這件事都成了過去，那麼以聲討曹賊為口號的北伐，還有存在的意義嗎？失去了意義，不就成了為打仗而打仗，那不是窮兵黷武是什麼呢？所以譙周的《仇國論》寫出後，無論是文臣還是武將，都頗為認同，甚至連張翼、廖化這樣跟著諸葛亮數度北伐的將軍，都以此為依據，反對繼續北伐。民間更是出現了大量逃避兵役的情況，這就看出當時的人心了。

但對蜀漢而言，《仇國論》的論調其實非常危險。因為我們說過，北伐是蜀漢政權合法性的保證，《仇國論》否定北伐，實質就是否定劉氏政權的合法性，瓦解抵抗心理，一旦有魏軍來攻，就會促使人們去投降。

那麼，客籍集團就眼睜睜地看著這種情況發生嗎？答案是無奈的。因為在諸葛亮去世後，其繼承者蔣琬、費禕等人，都沒有他那樣的影響力與掌控能力。而且蔣琬等人雖然還在喊著北伐，但在“窮兵黷武”理論的壓力下，採取了軍事收縮，把精力轉移到了保境安民。這使得北伐逐漸成為空談，人們越來越不想和曹魏爭鬥，只求得過且過。於是在公元263年，後主劉禪面對進攻的魏軍，在《仇國論》的影響下，在諸多大臣的勸說下，選擇了投降，蜀漢滅亡。而那時魏軍距離蜀漢的都城其實還很遠。劉備早年造成的政治痛苦，終於以悲劇的方式結束了。當然，歷史上對《仇國論》和譙周的爭議比較大，也有聲音認為譙周是幫助蜀漢避免了戰火，對百姓有益，這就是另外一種角度了。

巴蜀彈丸之地，不論前期諸葛亮還是姜維北伐都是有限的，戰爭就是人口和經濟的較量，明顯蜀國不佔優勢。劉禪雖然溫室花朵，當然也明白這些，再者膽小懦弱怕死，當鄧艾大軍從天而降的時候慌了，對自己力量的不自信（也是蜀國大臣的不自信）必然會選擇投降。姜維遠在劍閣，還是避禍的，這個時候他也不一定會信任姜維，所以投降是肯定的。

重山峻嶺之中，打北方閃出一哨人馬，盔明甲亮，為首一員大將，正是鄧艾，鄧士載。

只見西南方向塵土飛揚，喊殺震天。

鄧艾心中一愣。但見前方軍容整齊，為首一員大將，鄧艾心說：這是哪一位！他定一看，見來人，好相貌，威風凜凜九尺高。虎頭巾，頭上罩，一朵紅纓頂梁飄。身上披，箭袖袍，一條寶帶圍在腰。弓在囊，劍在鞘，上鑲珠寶放光豪。黃騾馬，透骨龍，四蹄蹬開快如風。面似火，眉如弓，兩隻鳳眼亮如燈。長得好，五官正，三結長髯飄前胸，手持鎮龍寶杖。此人正是前部正印先鋒官，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是也。

諸葛瞻

兩人話不投機，當場動手。大戰五十餘回，未分勝負，鄧艾心中暗想，罷了，諸葛亮計謀無雙，沒想到諸葛亮的兒子也是武藝了得，我合不用巧計贏他。

想到這，鄧艾虛晃一招，拔馬跳出圈外，從懷中取出當年授業老恩師絕心一指定乾坤，千古奇人柳暮，柳老爺子親傳的走線錘，照著諸葛瞻的胸口砸了過去。

可憐諸葛瞻武藝雖高，但並未久經戰陣，一時不曾提防，正中前心，當場砸死。

鄧艾引大軍乘機掩殺，蜀軍見主將已死，心無鬥志，一鬨而散，只恨爹孃少生兩條腿。

蜀主劉禪聞諸葛瞻已死，呆若木雞，不知如何是好。朝堂之上，吵作一團，當時共有三種意見。

第一種，南遷國都，去找野人孟獲。

第二種，再一次聯吳抗曹，學當年親爹劉備。

第三種，投降。

蜀主劉禪心想，投靠孟獲，寄人籬下，不可。聯吳搞曹，蜀國實力大損，名將只有姜維，尚在劍閣阻擋鍾會。吳主孫權老謀深算，弄不好，吳主亦有吞併西蜀之心。不如早降，免得生靈塗炭，百姓遭殃。

劉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