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很好的問題。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形成星火燎原之勢，新軍無疑是最重要的“革命火種”。

要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首先要從新軍談起。

傳統的滿清軍隊主要有兩部分組成：八旗和綠營。

等到晚清時，這兩支部隊基本上已經爛透了，根本沒有戰鬥力可言。

所以到太平天國、捻匪四起時，清廷只能依賴以湘軍、淮軍為主力的地方團練。這是清廷出現的第三種武裝力量。

甲午戰爭之後，湘軍、淮軍這種地方團練式微，以袁世凱小站練兵為代表的新軍開始出現。

新軍，顧名思義，是與舊式軍隊相對應的。這新：不止是裝備新、訓練方法新，更多的是思想新。

新軍的軍官階層，普遍是接受過歐美、日本等軍官學校訓練的，開始接受民主、民族等西方思想，所以新軍的中低階領導層，是天然具有反清反落後帝制的基因。

新軍的招募，也多以漢族年輕人為主，這些青年也開始受到了一些啟蒙教育，開始有了排滿、反帝的意識。

如此一來，清廷賴以續命的新軍，卻恰恰是要它命的革命力量。這是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

把新軍的情況大概瞭解清楚了，我們再回頭看這個問題：

——督撫們為什麼縱容新軍？

能混到總督巡撫級別的人，誰也不傻，天下大勢基本上還是有個大致準確判斷的。

從慈禧一死，清廷的滅亡已經是閉著眼睛都能感覺得出來的事，準確地講，不是總督巡撫縱容新軍，而是他們更清楚形勢，懂得利用新軍來作為他們的下一步政治籌碼。

黎元洪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之所以能登上總統大位，正是源自己於他對新兵的縱容。

首先晚清時期的滿軍八旗和漢軍綠營等,已經相當糜爛，毫無戰鬥力。而作為另一股軍事力量的湘軍等,屬於地方團練,甲午海戰之後,也步入衰弱.新軍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出現的，也屬時代的必然吧。

新軍當時的主要骨幹成員多數都有在歐美，日本等國留學過的經歷，接受過西方民主思想教育，對清帝國的腐朽制服本身就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並且當時新軍的組建主要時吸納漢族青年，年輕人對與新思想的接受較為容易，加之清政府的壓迫，漢人對滿人仍是有排外的意識，叛亂只是遲早的問題。

對於題主說的清末督撫為什麼縱容新軍叛亂，不排除個別人員因為自己的利益去養寇自重，並且因為新軍的裝備都是相仿西方軍隊，戰鬥力較清軍而言是很高的，部分割槽域想鎮壓也鎮壓不了。也有督撫是站在大清一側的,北方的基本還是擁護朝廷,像東北三省的新軍叛亂就被成功鎮壓了。所以咬定清末督撫完全無視新軍叛亂是錯誤的。

清朝的兵制沿革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八旗軍和綠營軍。八旗軍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是清朝前期軍隊的主力。清朝入關後，為了解決兵力不足的問題，收編、招募漢人組成綠營軍，作為軍隊的補充。

第二階段是團練、鄉勇以及演變形成的湘軍、淮軍。1840年以後，清政府開始面臨內憂外患，內部農民起義迭起，外部列強虎視眈眈。而原有的八旗軍和綠營軍已經腐化，喪失了戰鬥力。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只能允許地方興辦團練，後來湘軍、淮軍崛起，成為了晚清的軍事砥柱。

（新軍訓練照）

第三階段就是新軍。新軍出現的時間節點是甲午戰爭前後。蔣方震曾說過：“甲午一役湘淮軍之事業告終矣。”甲午戰爭基本宣告了清朝軍事力量的全面失敗，因而編練新軍就成了燃眉之急。最早的新軍應是胡橘棻在小站編練的定武軍，後來袁世凱接手了這支軍隊，並最終編練形成六鎮陸軍。與此同時，張之洞也在湖北編練了自強軍。袁世凱和張之洞編練的新軍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此後，清政府正式下令要求各地編練新軍，並透過興辦軍事學堂、派遣留學生等方式培養軍事人才，新軍於是便發展了起來。

新軍有別於之前的軍隊，就在於一個“新”字。第一，新軍大多聘請了外國軍事教練，採用西法進行訓練。第二，新軍開始配備洋槍洋炮，取代之前的弓矛刀箭。第三，新軍建制仿照德日，擁有步、騎、炮、工程、輜重等多個兵種。第四，新軍選拔較之前更為嚴格，凡體質較弱、有不良嗜好、有前科案底者一律不收。同時，新軍的軍規條例也更為嚴苛，以防止士兵腐化。第五，新軍各級軍官大多由軍事學堂出身的人充任，以保證軍官的整體素養。

（袁世凱）

清政府編練新軍的目的肯定是為了維護自身統治，但可以看到，清政府的兵制沿革基本都是被形勢推著走的，其改變多是在迫不得已之時，而在這種時候，其控制力已然大不如前了。加之其心態過於急躁，一方面迅速裁汰舊軍，另一方面又對新軍發展預估不足，缺乏有效的管理控制。當大量新式知識分子進入新軍，新思想逐漸蔓延開來，新軍自然也就和清政府離心離德了。

（程德全）

地方督撫即是如此，他們肯定不會去縱容新軍叛亂，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對新軍發展的預估不足，導致了新軍叛亂時他們已然無力平叛。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頑抗的督撫被殺，比如端方，一部分督撫選擇順應時勢發展，比如程德全。至於有能力遏制新軍叛亂的督撫，則完全不會坐視不理，比如袁世凱，當時他麾下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密謀起義，結果就遭到了暗殺。可以看到，在新軍叛亂的潮流下，北洋六鎮卻被袁世凱死死地掌握在了手中，當然這也和袁世凱治軍是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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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的都督們，從未縱容過新軍，只是他們力不從心，無法控制新軍罷了。例如武昌起義前夕，因為不慎炸彈爆炸，被俄國租界巡捕搜捕出起義名單，移交給湖廣總督後，湖廣總督迅速對起義者進行了搜捕，新軍的革命黨不得不提前發動起義，從而打響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

為什麼新軍會成為革命的主力呢？

這就要從清末的軍事力量說起了。清朝末年，清廷的軍事力量主要分為三種。

第一種，就是清朝的起家根本——八旗兵和綠營兵。但此時的八旗子弟一已經徹底墮落不堪，綠營兵也不堪使用。雖然這是力量對清廷最忠誠，但也毫無戰鬥力，根本無法作為依仗。

第二種，是湘軍、淮軍、楚軍等漢族地主武裝。這些團練起家的地方武裝為清廷立下了赫赫功勞，他們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剿滅了捻軍，而奠定左宗棠一世威名的平定回亂及收復新疆，也是主要由湘軍完成的。

但經過數場戰爭的消耗，自身墮落，以及清廷的分化拉攏，此時的湘軍淮軍等武裝已經徹底不堪戰鬥，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淮軍已徹底失敗，清廷已經沒有了可依靠的力量，清廷不得不訓練新軍。

第三種，就是清廷中央所練的新軍及各省督撫所練練新軍。其中尤以袁世凱的北洋六鎮和張之洞的自強軍最為優秀。這些新軍採用了西式的裝備、西式的制度，新軍的軍官也多出自西方化的學堂或在歐美日本留學過，他們接觸到了民族主義和革命思想，很多人同情革命甚至本身就是革命黨，而這些人正是控制新軍的中堅力量，因此各省督撫根本無法有效的對新軍進行控制。

已經徹底喪失人心的清廷，自然無法對新軍進行有效的控制，最具有革命性和戰鬥力的新軍，也成為革命的主力。

晚清重建中央軍的訴求一直延續到了滅亡前夕，1894年之後所編練的新軍大致可以分為北洋新軍和南方新軍。

編練新軍本是清末新政、挽救政治的重要舉措，但在辛亥革命中，新軍是推動各省獨立的主力軍，內部秩序崩潰，已經不是督撫可以遊刃有餘控制的了的，甚至出現督撫被新軍力量裹挾的現象。

辛亥鼎革之際，各省督撫效忠清王朝者還是佔多數，但不少新軍力量卻大部分已經不服管制。清末革命黨發動起義，最初是採取聯絡會黨與民間團體的策略，如興中會組織的廣州起義、同盟會成立後發動的萍瀏醴起義、秋瑾、徐錫麟領導的浙皖起義，基本是依靠會黨發動的。

會黨力量具有無序性，“會黨發動易，成功難，即成而囂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擾”，故而革命轉向聯絡新軍勢力。由於清政府募新軍士兵時，明確要求：能識字寫字，並能夠通文理之人。故而新軍與舊軍相比，習洋槍，學西法，下層官兵的知識文化水平明顯較高，並因其思想活躍，視野開闊，更容易從理論上接受革命的道理。

國內各省武備學堂、陸軍學堂的學生、教官，其中也有許多人傾向革命、推倒重來。1905年科舉制度正式廢除，一條延續千多年的中國士人學而優則仕的向上的社會流動渠道被斷絕，不少讀書人不得不投身新軍以尋求新的出路，客觀上使新軍的文化素質大為提高。

士人難以謀生，民官之路壅塞不堪，社會流動僅存行伍一途，知識分子投筆從戎、棄商業兵、離田人營者比比皆是。據不完全統計，到1907年長江流域各省已練成近五萬新軍，其中93.1%為士兵、並且一般都駐守在省城。

新軍的晉升本有定製，但人治的因素很多，仍舊具有較強封建色彩。高階軍官的喜好，地緣和私誼等不確定要素，餉銀剋扣訊息屢見不鮮，使得一些本屬於士人從軍的群體相當不滿。由於各種不滿的集聚，新軍內部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暗流湧動。這部分新式武裝力量，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無疑對清廷是滅頂之災。新軍裡的革命氣氛是較濃的，幾乎所有計程車兵都剪了辮子，表示對清朝統治的反抗，誰要不剪，就被罵作：豚尾奴。革命的種子開始萌生，難以避免。在狂飄激進的軍事時代，新軍群體：

為革命潮流所激盪，鹹思為民族爭光榮，為國家求生存。雖因時代關係，對社會民眾福利之觀念未能深厚正確，而傾向共和之精神，則確為當時新軍中級官以下所一貫同具。

一旦革命爆發，甚至可能全都投向革命。各地督撫有些雖然反對革命，但心中尚有遊離。同盟會開始策動各地新軍領袖，聯合進步督撫，故而武昌起義是依靠新軍發動的：革命初起，各省響應者半為新軍。

辛亥革命之後，在各省光復後任職都督的 27 人中，有 14 人來自新軍官員，包括新軍統制、協統、標統、管帶及教官等，佔總數的一半以上。新軍勃興並影響了革命，是整體社會危機下的產物。督撫並非縱容，而是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發，各地督撫也無能為力。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有價值。從本質上來說，辛亥事變其實就是一場全國範圍內的兵變，是兵變迫使清廷退位，而不是其他。

事實很簡單，撥開各種紙面的宣傳就會發現，所謂革命黨人領導的十次起義之類，基本都是在邊緣地帶發動的暴動，而且沒有一次有過勝績，也沒有一次真正起到什麼影響。

不誇張的說，類似的會黨或學生起義就是搞一百次，恐怕也會失敗一百零一次，不會對歷史起到任何作用。

但兵變就不同了。辛亥事變說白了就是南方新軍（當然也包括陝西和山西兩省）製造的兵變，這放到任何朝代都是極其要命的。不用多解釋吧！

那麼，回到問題上來。清末督撫真的縱容新軍叛亂嗎？這問題是有價值的，但問法完全不對。

清末督撫如何會縱容新軍兵變呢？根本原因在於，控制不住。

因為清末搞軍制改革，原本地方建設督撫控制的地方軍隊，在攝政王載灃上臺後要收歸中央。

也就是說，各省新軍的經費、訓練、駐防仍在地方，但軍官的人事任免權收歸軍諮處（即參謀本部）和陸軍部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新軍兵變了。

軍制改革後，各省督撫失去了對省內軍官的任免權，那些軍官當然不把督撫放在眼裡（因為他們的升遷和督撫無關了），督撫也就失去了對所在省新軍的控制。

那麼，各省督撫手裡還有沒有其他兵力可以對付新軍呢。有，那就是巡防營（類似於地方wj部隊）。通常說，各省都有五路巡防營，兵力上和新軍差不多甚至還要多些。

但是注意了，新軍是近代陸軍，屬於國防軍、野戰部隊的概念，而巡防營是半新半舊，主要負責維持地方治安，在火力配置上差得遠了。

譬如，巡防營是沒有騎兵的，火炮方面和新軍相比，也基本等於沒有。如果打起來，結果可想而知。

事實上，辛亥兵變後，有幾個省的督撫也不是沒有呼叫巡防營，但最終無效（趙爾巽調張作霖是唯一的例外，但那也主要是東北新軍是北洋軍的底子，造反意識不強）。

由此，南方新軍造反一觸即發，一發而不可收拾，各省督撫束手無策，也就是不奇怪了。

保證ken你沒商量哦！

不是督撫縱容新軍叛亂，是壓根就控制不了新軍。新軍兵變的原因在於革命宣傳、知識傳播，而兵變成功在於選將、將權的極度擴大。

在清代督有督標，撫有撫標，承擔著地方治安的任務。真正的主力是中央禁旅八旗和地方駐守八旗，他們承擔戰略打擊任務。

太平軍興，帶來的變化就是督撫權力增大，練兵、練勇成了國家經制兵，依然是文官統軍，這種情況下其實更接近內外皆弱。

（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對清代軍制衝擊很大）

甲午戰後，開始編練新兵，後來組建武衛軍。

到了庚子國變後，朝廷開始以袁世凱部為標準編練新軍。組建從中央到地方新的戰略打擊部隊。

從上面我們可以知道，清軍野戰軍統帥的變化大體是：八旗軍將到漢族文官。

這次很大的變化就是軍官職業化，士兵職業化。

軍官出自軍官學校；士兵受到嚴格選拔。

裝備新技術裝備，訓練就是合營訓練。

結果就是兵歸將有。一改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困境。

這種部隊凝聚力很強，從上到下令行禁止，戰鬥力很強。

（北洋新軍）

新軍特色是相對於舊軍而言，而不是相對於過去所有軍隊而言。畢竟新軍本身演化還是符合制度演化一般規律的。

但新軍本身是受時代影響的。

國家危機，建立強大國家；政府腐敗，滿洲貴族無能；革命才能救國等

都會輸入新軍的世界，自然會在關鍵時刻產生歷史影響。

（袁大帥）

新軍是受制度本身演化與歷史形勢變化的產物，在歷朝大體均如此，是很難為舊派所節制的。

而新軍面臨的新時代因素。自然就有了題主所說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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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末年，在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的羞辱以後，清廷威嚴掃地，國民把滿清當成阻礙中國富強的障礙，社會上普遍瀰漫著排滿反清的思潮。

更要命的是清朝開啟新政進行改革開放，一下放鬆對社會的控制，數千年行之有效的科舉制度在新政中廢除，作為一個選拔人才同時也令知識分子進行效忠的制度，科舉取消，導致數百萬計的舊知識分子失去向上可能性，生計也無著落，甚至走向清廷對立面，起碼失去了效忠動力。

新政鼓勵留洋，那時候學生也像現在一樣，不少人覺得理工科太苦太累，紛紛學習法律、文學、政治等文科專業，這些在清朝缺少就業機會，一畢業就失業。反而由於在國外，接受的是反清輿論薰陶，回國以後傾心革命。

新軍的招募標準非常高，官兵們普遍具備一定文化水平，在識字率很低的舊中國堪稱精英部隊，新軍吸引了舊式和新式的知識分子，而這兩大群體普遍對清政府充滿了像瓦斯一樣的怨氣，只差一根火柴點燃。

歷史是如此的詭異，滿清政府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興之際，為謀求國家富強、政權安全，下大力氣吸引社會精英分子，按照世界一流軍隊標準興建新式陸軍，一心想要救亡圖存，沒想到卻成為自己的掘墓人。革命以後，新軍既沒有革命物件，也沒有效忠物件，未曾為國家出力抵禦外辱，反而成為軍閥混戰的主力。

此處所謂的清末新軍指的是1901年清末新政開始後所訓練的新式陸軍，與傳統的八旗兵、綠營兵以及後來在洋務運動時期訓練的練軍和防軍有很大區別，這種區別不僅體現在武器裝備上，軍隊編制上面也有很大的改變。清政府訓練新軍的目的本來是為了加強統治的，但是不曾想，最終頻繁發動起義並且埋葬清王朝的就是這支新軍。

清王朝最初計劃編練新軍36鎮，但是最終訓練完成的只有13鎮，其中包括北洋六鎮。不過就在這十幾萬新軍當中，卻有相當數量的革命黨成員，因而從1905年之後，新軍經常舉行起義。包括廣州新軍起義、灤州起義、武昌起義等都主要是新軍發動的，因為這些新軍多是地方部隊，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督撫節制，因而有一種說法是地方督撫在縱容新軍叛亂，實際上，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兩廣總督張鳴歧、湖廣總督瑞徵等對於新軍都是極力防範的，一度甚至透過巡警和防軍來監視新軍，這讓新軍感到極為恥辱。

新軍起義與督撫之間沒有實質關係，雖然辛亥革命過去一百多年了，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歷史事實還是可以確定的，從辛亥革命爆發到結束，督撫並沒有起到過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以及辛亥革命結束後，心灰意冷、退隱江湖的督撫是有的，被脅迫革命的督撫也是有的，乘機投機革命的督撫也是有的，但是真正主動參與推翻清王朝的督撫是不存在的。

1901年《辛丑條約》之後，慈禧太后開始實行新政，新政的其中一項內容就是編練新軍。自袁世凱編練成北洋六鎮之後，清政府要求全國編練36鎮新軍，各地新軍的編練離不開各地的督撫。各地的督撫基本上是忠於清王朝，新軍叛亂的時候各地的督撫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我以雲貴總督為例。

清末要求在全國編練36鎮新軍，其中雲南因地處邊疆地區，要求編練兩鎮新軍。但是雲南地處貧瘠，財政收入根本無法編練兩鎮。時任雲貴總督的貴族錫良根據實際情況編練成了一鎮，其番號為雲南陸軍第十九鎮。雲南陸軍第十九鎮中的第三十七協協統（旅長）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這些日本陸軍士官生在留學日本的過程中認識到了清政府的封建腐朽，同時接受了孫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紛紛加入了同盟會。雲南新軍第十九的中級軍官大多也留學日本，這些人也都加入了同盟會。回國之後，這些人受聘為雲南陸軍講武堂的教官，他們又將革命的思想影響了講武堂的學生。由於新軍中計程車兵都有一定的知識文化水平，對封建腐朽的清政府普遍不感冒。

繼任雲貴總督的是李經羲，此人是李鴻章的侄子。隨著武昌起義的成功，各地的新軍紛紛響應。作為雲貴總督的李經羲當然是忠於清王朝的，當雲南新軍攻打雲貴總督府的時候還負隅頑抗，但最終被雲南新軍抓獲。雲南新軍對雲貴總督李經羲還算客氣，沒有將其殺頭，而是禮送出境。

綜上所述：清末的督撫忠於清王朝，與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新軍站在了對立面。在順應歷史潮流的時候，各地的督撫顯然是阻礙者，但最終被新軍所推翻，和清政府一樣成為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