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邀請，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原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就是文人彼此相互之間看不起，誰也不服誰，這種現象自古就有的意思，文人大都比較自命不凡，清高，喜歡與人口舌之爭。中國文人相輕的現象歷來比較嚴重，現在更亂，魯迅先生認為文人相輕不外乎三種情況：其一是自卑，其二是自高，其三是批判。就是說，羨慕嫉妒恨的演變過程，一般情況都是因嫉妒引發，最終導致惡性迴圈。文能安邦，武能定國，相輔相成，各司所職難分伯仲。

“文人相輕”現象古今中外普遍存在

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因不瞭解、不熟悉他人的研究而產生的相輕。每一個文人都最瞭解、最熟悉自己的學問（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對他人的學問往往不很瞭解、不很熟悉（許多情況下也沒有時間或沒有意願瞭解或熟悉他人的學問），因而對他人學問的原創性、藝術性、貢獻度並不很清楚，所以，就容易輕視他人的學問。特別是已經有了較高的學術地位、較大知名度的學者，更是覺得自己的學問肯定比他人（特別是無名之輩）的學問高明，更難以承認他人學問的優秀。

二是因不認可、不認同他人的研究而產生的相輕。許多文人往往都只認同、認可自己的學問（無論從研究方法還是從研究內容上都是如此），高看自己學問的意義，因而更重視自己的學問，輕視他人的學問。比如，在哲學研究上，學院派學者（像黑格爾等），就看不起非學院派哲學家（像叔本華等）的學問，認為他們寫的著作都是通俗讀物；非學院派哲學家也看不起學院派哲學家的學問，認為他們喜歡用生造的晦澀的概念構築並不存在的理論體系，故意把簡潔的道理說得複雜難懂，以顯得自己有學問。再如，我國一些研究型大學的教授就不認可甚至非常反感中央黨校學者的學問，認為他們的研究內容（對黨和國家政策的解讀和闡釋）不是學問而是宣傳。其實，解讀和闡釋黨和國家政策也是學問，對動員群眾、促進國家發展作用很大，而並不只是研究康德才算學問。

三是因人性的嫉妒、生存的競爭而產生的相輕。由於人性的嫉妒和文人之間存在的生存競爭，許多文人都想自己成名、成大名，同時不想讓他人成名或至少不想讓他人成就與自己一樣的名氣。已經成名的、擁有較高學術地位的學者，是社會利益的既得者，會努力維護自己的尊貴地位和名聲，不想讓他人與自己齊名或超過自己的名氣，心裡絕不樂意承認他人比自己強、比自己智慧、比自己偉大。有時會不惜採取不正當手段壓制“後來者”，有的甚至用卑劣的方法陷害或迫害與自己有競爭關係的文人。

目前在中國學術、文化界，“文人相輕”現象還大量存在，許多學者往往都各以自己之所長，相輕他人之所短（甚至他人之所長），有時達到了很不像話的人身攻擊和互相漫罵的程度（特別是在網路上），完全超越了正常學術批評的範圍，形成了非常不好的學術、文化發展氛圍，對我國學術的繁榮和文化的發展造成了危害。如果學者們能夠自覺地加強修養，使自己具備較高的思想境界，透過相互理解、包容和尊重，透過健康的學術批評，來減少或消除“文人相輕”現象，就會為我國的學術、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創造出更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作者：仲計水）

曹丕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這個草率慌忙的論斷不知道害苦了多少作家。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經常用這句話指責文人的往往並非文人。當然，作家這個行當，與其他行當比並不顯得清白，經常也充滿了說不盡的齷齪、骯髒。但遭人詆譭、汙衊、陷害與謾罵的，何止作家，任何行當的人都避免不了。這是人性使然，不是文人之故。

但為什麼只有作家顯得這麼突出呢？想想也不奇怪，其他行當的人受了罪說說也就算了，最多有苦嚥到肚子裡，藏到心底去。作家受了罪，卻積習難改，喜歡用筆記下，還正大光明地打筆仗，在報紙上讓人圍觀，這也是一種下意識的暴露癖吧，長此以往，積累了不少的“罪證”。《法國文人相輕史》算是其中的一例。

無論哪個國家，還是哪個時代其實都少不這樣的一筆糊塗賬。在中國歷史上，歷來流有文人相輕的陋習，這種頑症，一直從遠古沿襲至今。他們多是熱衷於忌賢妒能，相互譏諷、詆譭，甚至扼殺。古時就有三國奇才周瑜妒嫉臥龍諸葛亮，唐代盧杞忌妒顏真卿，北宋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敵對，杜甫不喜陶淵明的風格，歐陽修瞧不起杜甫的詩，張居正憚忌海瑞，左宗堂妒忌曾國藩的才幹等等。

文人相輕的原因，按清代尚鎔《持雅堂文集》卷五《書典論論文後》的說法，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習久，一由相越遠，一由相形切。“相尚殊”是由審美趣味的不同而導致批評的偏頗，“相習久”是由長期共事彼此熟稔而形成的優越意識，“相越遠”則是由觀念和知識體系的不同造成的，“相形切”則是目光狹隘、一味苛求對方所致。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與缺乏對對方“瞭解之同情”的批評態度有關。

1935年，魯迅先生寫了幾篇論文人相輕的論戰文字，其中有一篇提到說：“現在文壇上的糾紛，其實也並不是為了文筆的短長。文學的修養，決不能使人變成木石，所以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裡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受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如果第三者不以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實是‘是’，他所憎的其實該愛來，單用了籠統的‘文人相輕’這一句空話，是不能抹殺的，世間還沒有這種便宜事。”這就是說，如果有一部文人相輕的文學史，也只能看作是別傳人生，需要正視的還需要是文學的人生。讀他們的書，看他們的文字，過得是自己的人生。人生長短不自知，何必在意這些過眼煙雲呢。文人相輕，留下的只是一些別緻的流言，倒不如多留下幾行別緻的文字。

　　老是說著同樣的一句話是要厭的。在所謂文壇上，前年嚷過一回“文人無行”（２），去年是鬧了一通“京派和海派”（３），今年又出了新口號，叫作“文人相輕”（４）。 　　對於這風氣，口號家很憤恨，他的“真理哭了”（５），於是大聲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輕蔑。“輕蔑”，他是最憎惡的，但因為他們“相輕”，損傷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風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只好施行輕蔑術了。自然，這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６），是古聖人的良法，但“相輕”的惡弊，可真也不容易除根。 　　我們如果到《文選》裡去找詞彙（７）的時候，大概是可以遇著“文人相輕”這四個字的，拾來用用，似乎也還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８）先生已經在《自由談》（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曹丕之所謂“文人相輕”者，是“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凡所指摘，僅限於製作的範圍。一切別的攻擊形體，籍貫，誣賴，造謠，以至施蟄存（９）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這樣的呀”，或魏金枝（１０）先生式的“他的親戚也和我一樣了呀”之類，都不在內。倘把這些都作為曹丕所說的“文人相輕”，是混淆黑白，真理雖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壇的黑暗的。 　　我們如果到《莊子》裡去找詞彙，大概又可以遇著兩句寶貝的教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１１），記住了來作危急之際的護身符，似乎也不失為漂亮。然而這是隻可暫時口說，難以永遠實行的。喜歡引用這種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遠，更甚於叭兒之與老聃（１２），這裡不必說它了。就是莊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裡，歷舉了別人的缺失，以他的“無是非”輕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嗎？（１３）要不然，一部《莊子》，只要“今天天氣哈哈哈……”七個字就寫完了。 　　但我們現在所處的並非漢魏之際，也不必恰如那時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凡批評家的對於文人，或文人們的互相評論，各各“指其所短，揚其所長”固可，即“掩其所短，稱其所長”亦無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長”，這一面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輕”這一個模模胡胡的惡名所嚇昏，對於充風流的富兒，裝古雅的惡少，銷淫書的癟三，無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說或不屑說，那麼，這是怎樣的批評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輕”不可的！

我認為文人相輕的通俗理解是這樣的：

文人都喜歡裝逼，而裝逼的人是看不慣跟他一樣裝逼的的人的。更別說比他裝的好的……因為他們的內心是非常自負的。他們認為逼只有他們去裝才裝得更好，更漂亮、更詩意、更有意境、更圓潤、更飽滿、更白嫩、更粉紅、更……

這太簡單了。你看著這朵花好，稱讚她是天使。他不喜歡這朵花，覺得是狗屎。文人都有一肚子草包，都覺得自己牛逼，所以就誰也不服誰咯。不是文人的，就覺得自己不行，就服別人，就沒有這種現象咯。

文人相輕其實是同行相忌。兩個人幹同一種行業，就很害怕別人乾的比你好，超過了你。別人的文章寫的比你好，名聲、榮譽就會是他的，而你的文章就不會被別人關注，你就得不到所謂的榮譽和名利。自然就會心聲嫉恨。

其實不但是文人相輕，做生意的也是同行相忌。謀士也相傾軋，武將也怕別人比自己勇敢。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這話說的大抵不錯。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會有文人相輕的這種現象呢？有人說：是因為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也就是說武功可以真刀真槍的比較，很容易分出高下。而文章的比較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難以分出高下。所以文人之間都認為別人不如自己。這可以算是一說。本文中我將對文人相輕提出一個新的想法，還請各位讀者斧正。

以前曾讀過一篇關於蜀洛黨爭的文章，讓我對文學家和理學家之間的矛盾有些初步的認識。近幾年我一直在學習經學的部分內容，對古代的經學家也有了一些瞭解。據此，我將古代有成就的讀書人分為三類。我認為可能正是這三類人之間的矛盾，造就了文人相輕的現象。

第一類，文學家，這些人大多善於筆墨文字、詞藻華美、言語瑰麗、筆觸生動、思維活躍、想象豐富。因此這種人能得到大多數人的喜歡。但是這種人大都因為自己天賦異凜、才華橫溢，而恃才傲物、放蕩不羈。文學家以李白、蘇軾為代表。

第二類，理學家，理學產生於宋代，理學家們以儒家經典為依託，把儒家經典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充分的發揮闡釋，並形成一個完善的思想體系。這種人一般給人的印象就是刻板古怪，膠柱鼓瑟、不近人情，嚴守禮法。這樣的人當然不會被大多數人所喜歡，但是實際上在宋明之際，理學家們的主張卻廣為流傳，當然這和統治者的宣傳和利用分不開的。理學家以朱熹、二程、王陽明為代表。

第三類，經學家，經學家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經學是漢以後才有的。因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將先秦的儒家經典焚燒殆盡，時隔幾世，到了漢代儒生們為了傳承學問，透過老一輩人的口耳相傳，將儒家經典傳承下來。但是由於隔世較長，其意難辨，便產生了專門研治儒家經典，考據經典字義、闡釋義理的經學。經學家們對學問考究嚴謹、引經據典、論據詳盡、論證周密。經學家以許慎、孔穎達、段玉裁為代表。

這三類讀書人，可謂各有所長，各有特性。他們之間勢必會彼此側目。

先說文學家和經學家，文學家認為經學家們只知道死搬經典，東抄西注，考釋論證，而沒有自己的見解，寫不出好文章。而經學家認為文學家們不學無術，只會逞口舌之能事、憑懸河之口、生花之筆華眾取寵。

再說經學家和理學家，理學家們認為讀書一定要在身心性命上有所實踐。否則書讀的再熟，也如未讀。如程頤曾說：“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諷刺經學家只知死讀書，不曾離開書本。而經學家認為理學家們篡改經典、杜撰義理，他們的學說沒有經典文獻作為支撐，都是理學家們腦洞大開自己改造出來的，是對經典進行削足適履。如段玉裁的老師戴震曾說：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彼歧古訓、義理而二之，是古訓非以明義理也。這段話就是說經典中的聖賢之道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一定要從古文經典中求得，然而古經難懂，就要尋求古經中字義的解釋。古經中的字義能解釋通了，聖賢之道就明確了。然後戴震又批評了理學家將古經的字義解釋同聖賢之道割裂開的做法。

最後說文學家和理學家，這兩家最有名的糾葛就是以蘇軾和程頤為首的蜀洛黨爭了。其實兩派在政治和治學方面都沒有原則性的分歧，但因為兩派人物的個性迥異造就了這段因司馬光的喪禮而引發的公案（有興趣的可以去百度”蜀洛黨爭“或者”蘇軾和程頤“）。文學家大都天馬行空、自由散漫、放蕩不羈，不喜歡被禮法、道德約束，總是做一些出格的事，如李白當眾讓權宦高力士為其脫靴，還做詩說：”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大概是因為他們太有才了吧，太受大家的歡迎，所以他們犯的一些錯誤不但不會受到批評，反而會成為佳話。然而理學家們最討厭文學家們放蕩形骸、不拘小節的的作風，因此批評文學家們德行不佳，唯文章可取。文學家們也最討厭理學家們道貌岸然、拿著禮法當令箭處處以衛道士自居的樣子。

這三對矛盾以文學家和經學家的矛盾最小。因為他們之間沒有學問上的衝突，另一方面經學家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吵架不是文學家的對手，便去安心搞自己的學問。所以他們間的矛盾最小，糾葛最少。經學家和理學家矛盾較多。因為他們都是以儒家經典為治學物件，然而兩者間治學的方式、方法、方向都不相同。所以兩者必然有所爭論，但爭論也只限於學術範圍。文學家和理學家的矛盾最大，究其原因，兩者個性的差異可能是最大的根源。雙方互相看不順眼，必然要打嘴仗，然而打嘴仗是文學家的特長，得罪了文學家，即使文學家當時不能打敗，他也會讓你留下千古的臭名。因為打嘴仗任何人都打不過文學家，從理學家們在當世給人們留下的冬烘道學印象來看，文學家在這場戰鬥中完勝。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這句話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詳。意思是,武功到底誰第一,出來打一下就知道了，而文人之間的口舌之爭卻難分高低,因此各執一詞,誰都不服誰。正因如此，被奚落為“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往往難以跳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怪圈。

其實，很多大文豪都不能免俗。例如，托爾斯泰對但丁，特別是對莎士比亞不屑一顧，對同時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以為然，同時還總是貶低高爾基；海明威眼裡，很少有入流的作家，斯坦因、菲茨吉拉德、龐德等著名作家都曾是他挖苦的物件。

對於這種現象，魯迅先生曾分析道，“文人相輕”不外乎三種情況：其一是自卑，其二是自高，其三是批判。而錢鍾書先生則認為，文人好名，爭風吃醋，歷來傳作笑柄，只要它不發展為無情、無義、無恥的傾軋和陷害，終還算的“人間喜劇”裡一個情景輕鬆的場面。

　　當然，文人未必都相輕，也有很多文人相重的佳話。如我們熟知的杜甫和李白，他們初次相逢於洛陽，便一見如故，並同遊同醉；胡適稱讚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卻說“陳寅恪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等等。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出自曹丕的《典論 論文》曹丕以班固和傅毅的關係闡述了這個論點。他說，傅毅和班固的文才相當，不分上下，班固輕視傅毅，在寫給他弟弟班超的書信中說:傅武仲(即傅毅)因為能寫文章，做了蘭臺令史的官，但他下筆千言，而不知其所止。大凡人總是會看到自已的優點，但不知道寫文章的體裁有多種，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因此總以自已所擅長的體裁，輕視別人不擅長的體裁。鄉里俗話說，家裡有一把破掃帚，也會看它價值千金。就是看不清自已的不足。《典論 論文》原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謝誠邀：“文人相輕”意思就是文人相互之間看不起對方；造成這種現象主要有幾點：第一：文人比較自傲、總覺得自己都是好的而看不到別人的優點、；最終就“相輕”相互看不起；第二：在文人墨客之間每個人都有自己風格的文章文體，很少人能擅長各種文體風格的文章，所以都憑著自己的長處來詆譭別人的短處。故而造成“文人相輕”的這種普遍現象！以上純屬個人見解，若有誤解之處請見諒或留言探討！

不請自來

老規矩直接上乾貨。硬著頭皮吹

有句話是這樣的：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也就是說武功要論高下，咱不服可以出來練練，可以真刀真槍的比劃比劃，站著的勝者，躺著的敗者，很容易分出高下。

而文章的比較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他說我律詩寫的好，你說你絕句寫的好。難以分出高下。

更有甚者，因為心理作用，總感覺自己寫出的文章是最好的。即使狗屁不通，自己也認為自己的是比別人寫的好，比別人強，認為其他人做的是狗屁不通，遠遠的不如自己，結果就會導致盲目的自信而輕視他人。

所以古時文人都感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都認為別人不如自己。

對，自古而然，自古至今都是如此。

可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文人相輕也是必要的。文人說的話，寫的文章，只有文人最懂，有說得不對的地方，也只有文人站出來批駁才最深中肯綮。

可惜的是現在有些文人的責任感似乎越來越差了，我們很難看到嚴肅的批評，充盈於耳目的都是肉麻的吹捧和炒作。

比如十年前那個誰誰誰罵那個誰誰誰抄襲。也許是這種省心省力的炒作獲利更豐厚，得罪人的事還是少幹為妙，所以文人都學乖了。只是這樣一來文人也就越來越像小丑了。

其實在上世紀二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上，很多“文人相輕”都是“鬧著玩”的。一幫文人在報刊上大打筆戰，硝煙瀰漫，而私下裡大家卻是嘻嘻哈哈在一起喝酒。真理是真理，朋友是朋友，兩者完全可以並行不悖，正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其實也只有這樣，真理才越辯越明。

文人相輕，意思是文人之間互相看不起。輕在這裡指的是輕視、看不起的意思。

出自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出現文人相輕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人都是隻能看到自己的長處而看不到別人的長處，但文體並不是一樣的,也很少有人能擅長各種文體，所以都憑著自己的長處,來詆譭別人。

就像俗語說的，自己家的破笤帚都認為值一千金。只看重自己的東西。

而若從古代說起，首先，在秦漢之後，中國形成了大一統的局面，文人失去了朝秦暮楚的自由，只能取悅權貴，謀取一官半職，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必然存在競爭。這種競爭主要是以相互打擊為主。因為不會產生直接致死的因素，所以這種陋習得到延續和成熟，形成一種文化現象。

因此，出現了這種文人相輕的現象。

低檔次的文人，就是不高不低的人容易相輕，高層次的人一般沒有。但是，大多數中低層次的事情，即使是高層次的人參與也一樣是文人相輕，相互詆譭。

不論什麼文化和環境，都會有文人相輕的現象。

最早出自三國時期曹丕的《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從古至今，事例不絕。

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輕視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武仲因為能寫文章當了蘭臺令史的官職,（但是卻）下筆千言,不知所止.

范仲淹和梅堯臣原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為政見不同，成了仇人，梅堯臣告了范仲淹的密，范仲淹對梅堯臣不滿，梅堯臣認為范仲淹行為不檢，倆人在媒體上各寫了一篇絕交宣告。

曾國藩和左宗棠倆人是寫對聯互相貶低，曾國藩說，季子自鳴高，與我心期何太左（左宗棠字季高）？左宗棠就對：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後來左宗棠嘲笑曾國藩：“替如夫人洗腳，”曾國藩立馬回敬：“賜同進士出身。”

到了近代，魯迅和郭沫若互相對罵，郭沫若說魯迅是文化流氓（前幾年有個教授說郭德綱是文化流氓），魯迅回罵：遠看是條狗，近看郭沫若，但實際上，郭沫若品德低劣，是個典型的渣男。

冰心和林徽因也是互相瞧不上。冰心自詡一片冰心在玉壺，寫了篇文字諷刺林徽因家裡人來人往，林徽因馬上託人帶了瓶山西陳醋給冰心。很多人喜歡的張愛玲也很不喜歡冰心，說冰心做作，矯情。

前些年的時候，王朔說金庸是港臺四大俗之一，金庸倒是有理有據的回了篇文章。

都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論武功，上了擂臺就知道誰武功高水武功低。但是文章，缺乏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各人欣賞水平不同，很難統一，為了證明自己，只能使出種種手段，貶低他人，證明他人不如自己。

有直接關糸。中國幾年來的文化，生存環境，特徵之一是封閉性。容易產生"井底之蛙"心理。自以為是，別人不如自己。即使認為別人比己強，就生妒嫉，導致怨恨。難以做到見賢思齊。因此，不當文人相輕，武人，等也相輕。

第一，因為文人都很自大，覺得自己比別人厲害。

第二，因為人都有嫉妒心，看見別人比自己厲害，心裡不服氣。

學得文武藝，售於帝王家。自古以來讀書人都想學而優則仕，都想把自己所學到的知識為裝點自己美好的人生髮揮到極至，但同一時期、同一地點、同一環境、同一條件下，和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不同環境、不同條件下，出現的讀書人多了去了，都想出售自己的文武才，就出現了羨慕嫉妒恨，就出現了分歧競爭，就出現了同行是怨家的情況，文人相輕也就不可避免了。

歸結起來，有以下幾點原因：其一利益使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了各自的利益，口誅筆伐，相互辯駁，相互指責，相互爭競，唾沫橫飛，分寸不讓，這多見於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等之間的利益談判。其二觀點使然。觀點不同，價值觀不同，就會引發爭論，為了維護自己的觀點的正確性，貶斥別人的非正確性，搜腸刮肚，旁徵博引，大打出手。其三權位使然。在朝爭權奪利，為了確保自己在朝的權位，就會多造對自己有利的與論聲勢，而去壓制駁斥其他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其四名聲使然。為了能讓自己聞名於世，就肆意製造些奇特怪論，否定世人或名人一般的見識看法，提出自己新特突兀的奇想怪論，譁眾取寵，以達到驚世駭俗的效果，成一家之言於後世。其五立場使然。站在不同的陣營，不同的階級，就會為彼此陣營、階級說話，表明自己的陣營階級的正確性正義性，而批判否定其他對立陣營階級的存在性，以達到為本陣營階級服務的目的。其六學問使然。自古以來，學問探測無止境，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域環境，都會對同一種東西有不同的認識看法，認識的膚淺深刻，全在彼此學問高低、境界深淺、據材多寡，以古非今，或以今非古，或境界新闢，氾濫博海，織績種文，自成一家。其七際遇使然。人生遭際不同，對同一種事物的看法也有不同，身據惡劣環境條件下，是一種看法，生活在優越環境條件下又是一種看法，彼此辯駁，各不相讓。當然，文人相輕還有其他很多因素，由於本人水平所及，只能想出這些了，也還不知對否，有待師友們撥雲見日，指點迷津。

以上只是羅列的有可能造成文人相輕的因素，但引起文人相輕往往是由多種因素存在造成的，一個或兩個因素造成文人相輕還在少數。文人相輕的結果容易形成思想混亂，讓人不知所從；容易引起黨爭，相互攻伐；容易不顧國家民族大義，去迎合維護自己的一己之見；……等等吧，危害是很多的。歷史上有很多因文人相輕引發的災難，如唐末的牛李黨爭，使唐帝國衰亡；北宋保守派與變法派之爭，導致北宋滅亡；明末的閹黨與東林黨之爭，讓大明走向敗亡；……。但有利就有弊，這是對事物一分為二的態度，文人相輕能充分發表各自言論，理不辯不明，學問正是在不斷的爭辯探討中不斷豐富，認識也是在不斷的爭論下逐漸加深，真理也正是在不斷的辯識中脫穎而出。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為後世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近代新文化運動，文言與白話之爭，成為了當代中華思想文化定鼎之基。我們不主張與世無利的無謂文人相輕，但也鼓勵與國與民與文化發展有益的文人相輕。紛紛塵世，蕩蕩俗埃。說實在的，文人相輕歷史形成，很難遏止，也是很難把握定性其是非好壞的。（淺陋拙見，還望師友們多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