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的觀點是司馬光寫資治通鑑的重點在於事

目的是講述歷代治亂興衰

而歷代之亂興衰，如果用紀傳體，那麼必然就變得分散了

所以這種情況使用編年體更合適

而且正因為紀傳體是主流，所以已經有官方認證的17史（當時的17史不包括舊唐書和舊五代史）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也主要是考證歷代史書之後編寫的（司馬光不侷限於17史）

如果用紀傳體就顯得重複了

再者，資治通鑑裡面每一次出現重要人物的時候，還是圍繞著人物來寫的

在我讀過的部分，從開頭到戰國中期，其實司馬光的很多內容也主要是

直接用了《史記》的文字，用紀傳體的敘事方式把一個人的事講完

比如講到某年到某年，出現了吳起，就以吳起為主角來講這些年發生的事（並不是一口氣把吳起講完的事）

然後如果同期還有其他大事，吳起沒有參與，那麼在平行講述其他大事（要麼直接敘事，要麼以其他人為主角。）

實際上，就是把《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裡面吳起部分按年代分攤了。

現代人不習慣閱讀紀傳體的史書，古人也一樣存在這個問題。司馬光不是第一個把紀傳體改為編年體的人，他寫《資治通鑑》也不是以轉述歷史史實為第一目的，具體說明如下：

紀傳體史書是以某一個人的生平為基礎，按照他經歷事件的時間順序完成記載。這樣寫的優點是對此人的介紹比較詳盡，可不便之處也很明顯。

第一，同一時間點如果發生比較大的事件，而這件事又跟本傳人物關係不大，就無法看到這件事的相關記載。

第二，某一事件的參與人都不止一個，史官為了不重複記載，會有側重的把該事件記載到更重要的那個人的傳記裡。

第三，美化人物形象。史官服務於統治階層，對於該朝一些明顯的“劣跡”或是“敗仗”會有相應的刪減和加工。

（《資治通鑑》照片）

我們大家都熟知的赤壁之戰，如果僅看《三國志·武帝紀》，那就是一段十幾、二十多字的記載，絲毫看不出來“三分天下”的重要性。只有看過《魯肅傳》、《周瑜傳》、《先主傳》、《孫權傳》、《黃蓋傳》等等相應的部分，才能勾勒出一幅完整的赤壁大戰全景（《諸葛亮傳》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在《魯肅傳》中都有記載）。

陳壽為什麼會這樣寫？他寫《三國志》時是西晉的官員，西晉奉魏國為正朔，當然不能大肆宣揚曹操的敗績。另外，《魯肅傳》裡記載的已經很詳細了，也就不用再給魏國的奠基人添堵了。

（陳壽劇照）

我們現代人總以為古人讀文言文一定駕輕技熟，實際則不然。普通百姓的平均水平一股沒有現代人高（讀書的人少，成本還高）。如果是帝王或者貴族，情況可能會好一些，但是也分人。

漢獻帝劉協曾想了解西漢的歷史，可覺得班固的《漢書》太難讀懂了。於是他就讓荀悅把《漢書》改成了編年體，當然在摘錄史實時需要更通俗易懂些，這才有了後來的《漢紀》。

漢獻帝遇到的恰恰也是我們現代人遇到的問題。大家如果讀前四史就會發現《史記》、《後漢書》、《三國志》很容易“上手”（僅指個人傳記部分，很多“表”、“書”等內容就是翻譯成白話文也不一定能看懂），而《漢書》則是四部書裡相對較難讀的一部。

（《史記》《漢書》照片）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好讀就意味著作者加入了大量的“臆想”成分，比如對話，比如心裡描寫，當然這屬於合理想象範疇。所以我們看《史記·項羽本紀》就像是讀小說，看《後漢書·耿弇傳》就能感受到這位統領漁陽、上谷二郡幽州鐵騎力助劉秀平定天下的少年英雄氣魄。

班固則不同，他出身文學世家，和父親班彪、妹妹班昭共同修訂了《漢書》。對文字的把控更嚴格、更書面化，除非有明確的史料來源，否則也不會輕易加入類似於《史記》那樣的對話。所以我們在《漢書》裡看到的多數帝王傳記更像是記“流水賬”，這是最標準的人物生平記載方法，可讀性也就差了點。

（班固圖片）

如果有人讓司馬光做一下自我定位，他肯定不會先說自己是歷史學家，而會說是政治家。他主編《資治通鑑》也不是單純地想把紀傳體改為編年體，而是要讓宋神宗從這本書中學到一些做人、治國的道理。當然，還要對付他的“死敵”王安石。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摘錄史實時“別有用心”，為了達到教育帝王的目的，有些時候甚至會“斷章取義”。

對於這一現象，清代學者王夫之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資治通鑑》裡的很多史實跟傳統紀傳體史書的記載不同。到底是王夫之讀“錯”了，還是司馬光寫“錯”了？其實兩個人都沒錯，只是出發點不同。

（司馬光劇照）

司馬光是刻意而為之。《資治通鑑》在記載東漢梁冀家族時就出現了“不符合史實”的事情。梁冀是臭名昭著的“跋扈將軍”，毒死了漢質帝，是東漢滅亡的“元兇”之一。他的父親叫梁商，如果僅僅看《資治通鑑》的記載，梁商就是個對兒子百般遷就、優柔寡斷的失敗父親。但是如果看《後漢書·梁商傳》，你會發現他是一個難得的好官（梁家的先祖是劉秀的開國功臣梁銃）。每有大災大疫，他還會把自已家的糧食拿出來免費賑濟災民，在朝中的口碑也非常好。

《資治通鑑》為什麼會把梁商好的一面全都不摘錄進《資治通鑑》裡呢？因為司馬光認為梁商縱容兒子，為東漢王朝滅亡埋下了禍根，這是天大的罪過。宋神宗不需要知道梁商是個多好的官，只要求他知道大宋朝廷絕對不能有這樣縱容兒子的父親就夠了。

（宋神宗劇照）

綜上所述：司馬光將《資治通鑑》以編年體的體例來寫，方便宋神宗閱讀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還是想透過他的“精心篩選”讓宋神宗瞭解歷代帝王為政期間的得失，以古鑑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