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教科書裡明朝的滅亡是以1644年為準的，但事實上明朝的宗室又多次在南方各地建立政權，史稱南明。但為何南明沒能堅持下去，哪怕是與清廷南北對峙，偏安半壁呢？主要原因還需要從敵對雙方來分析。首先，清朝在入關之前就已經組建了政權組織，而且獲得了元順帝以來的傳國玉璽，無論是政治組織力還是聲望號召都足以蠱惑人心。在入關之初，清軍就打著為崇禎皇帝復仇的旗號，這對出身叛逆的李自成農民軍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很快北方各地的故明朝將軍、豪強紛紛歸順清朝。在清軍的戰鬥序列裡，有投奔較早的耿仲明、孔友德、尚可喜，也有隨後投降的吳三桂諸人，這使得清朝統治者能夠充分整合、利用這些前明勢力為己所用。反觀南明一方，則是內訌不斷。無論是江南四鎮的不合與彼此猜忌，還是鄭芝龍的擅權，抑或孫可望的剛愎自用都是如此。不斷地內耗與不信任加劇了南明內部政治力量的離心，給了清軍大量的可乘之機。其次，在軍事裝備上清軍此時已經佔據了極大的優勢。再經過征服北韓和收服明朝降將的過程中，清軍學會了火器武器的使用，並開始投入戰爭之中，而明軍的火器則已經開始老化，很多佛郎機都不得不透過澳門的葡萄牙人處購買，難以實現武器革命的深入化，這一點黃仁宇也曾談到。此外後金（大清）征服拉攏了蒙古各部，有了大量精銳蒙古鐵騎，這些毫無疑問為清軍的作戰行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除了軍事技術上的優勢外，其實南明缺乏統一的政治主導者也是重要原因。在南方建立政權的諸王大多與崇禎皇帝血緣較遠，號召力並不足以服眾，所以屢次興起爭端。比如魯王朱以海和唐王朱聿鍵就多次為君臣名分而爭執不休，太子的殉難或失蹤給南明的政治號召力帶來了巨大損失，也使得內部各派系之間傾軋的可能性加劇。這樣的四分五裂一直持續到桂王朱由榔長期抗戰才結束，但作戰北伐的良機已經失去。南明之所以未能長久堅持，如顧誠先生所論述的那樣，很大程度上是士大夫階層的迅速反水所致。清軍利用恩威並施的方法很快就拉攏招募了先朝大量文人高官，利用他們的名望、權勢來重建政治組織，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十分精明的。為了家族利益、個人恩寵的前明高官們於是紛紛投入敵對者的陣營，這一點自然和東晉、南宋大有不同。東晉、南宋建立之初，雖然也有內部傾軋，但抗戰派始終還是存在，而且北方入侵之敵的政治組織度尚不高，內部整合需要時間，這也是前秦淝水之戰失敗的重要原因。但清朝則不同，在入關前8年的1636年就正式建國，集合了蒙古、女真、漢人各種力量，這顯然是中國歷史上較為成熟的政治體。這樣的組織程度高也就意味著他們的目標更為遠大，絕非短時間的洗劫攻略所能滿足。南明群臣的腐敗無能、黨政不斷最終釀成滅亡的苦果，這一切自然也就是理所當然了。當最後的支柱李定國等大西軍餘部耗盡敗走緬甸之後，南明也就時日無多了。

南明之所以沒有佔據南方百餘年，形成南北對峙，沒有像東晉、南宋那樣其主要問題如下：

第一：沒有天下“共主”

因為東晉、南宋建立時都有前任皇帝之子作為天下“共主”，“南明”的歷屆“皇帝”都是藩王稱帝。你可以稱帝，朱元璋13萬後人中的其他人也可以稱帝，因此，皇帝不可能有什麼威望。

第二：皇帝沒有威望，有利於大臣們控制，進而“黨爭”不斷

明朝滅亡，其中一大主因就是“黨爭”，為了自身利益、集團利益而罔顧國家利益。特別是文臣之間，許多人勇於內鬥、怯於外戰。“權力鬥爭”你死我活，“對外抵抗”確實率先逃跑，留得青山在。與其說留得青山是為了救大明，不如說為了救自己的政治勢力。

南明時期，東林黨人與閹黨餘波仍然在搞權力鬥爭，如“復社”與馬士英、阮大鋮等。

第三：東晉和南宋再亂“忠君思想”是文武一大部分的共識，南明因為晚明的物質利益思想，“忠君”思想已經當然我無存，大量文武為了自己的利益、家族利益而投降

晚明幾十年間的歷史就是“白銀”侵入全國百姓基因的歷史，因為拉美和日本的巨大白銀湧入中國高達3.5億兩。造成中國通貨膨脹，物質思想侵入了每個人心中，崇禎在罪己詔中所說的“居官有同貿易”，人人為了物質利益喪失了許多傳統好的價值觀。等到拉美和日本突然禁止白銀進入造成嚴重的通貨緊縮，人們從“逍遙享樂”迅速變為“爭奪白銀於己”。而這一過程從晚明一直到南明就沒停止過。

第四：南明時期，因為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比較強大，其工商業實力和代言人實力比較強大，再加上傳統的文臣控制皇帝，皇帝本身沒有實權。再加上，明朝的宗室政策失敗，其挑選的宗室皇帝基本能力都不高。趙構和司馬睿的能力還是有的，別是趙構無論從名義上還是能力上都要高於南明的皇帝。

第五：因為物質的影響，讓南明的文武和百姓對於誰當天子並不太當回事兒。例如鄭芝龍就是你只要讓我從海海外貿易，我就投降。其他人則是你讓我榮華富貴就行。然而，當清朝統治階層要求“剃髮易服”之後，這種民族政策反而激發了百姓們的反抗。由此可以想見，“皇帝”“忠君”等儒家思想還不如頭髮、衣服在百姓心裡更重要。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如果在某些情況下，不能形成正確的道德價值觀，那麼，再有錢武器再好其實作用都是不大的。一個民族失去了信仰只剩下物質更加危險。

說那麼多有什麼用。

我直接劃重點！

推翻明朝的實際上是農民階級的李自成，滿清入關是後來的事情了。所以南明無法團結農民階級。而且還有吳三桂的思想，就是聯合滿清消滅農民階級。

還有就是魏忠賢和東林黨的餘孽作祟，君臣始終不能一心對外。

這個問題應該改成，南明沒有成為偏安政權的原因是什麼？

目前而言，關於南明失敗的原因有幾十上百個，諸如建立四鎮啥的，馬士英奸臣之類。恨不得把南明的任何一個行為說成都是滅亡的因素。其實參照《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就會發現南宋的問題不比南明少。所以不用是個事就當做原因說。

我就來談幾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四鎮計劃並沒有問題：

在江北建鎮的戰略計劃是史可法提出來的，退則拱衛首都，進則恢復疆土，這是危機情況下基本是一種防禦態勢。在兩宋之際，李剛、趙鼎一直堅持此計劃，建立權力大幅度下移的軍鎮，如同晚唐藩鎮一般，確實起到了安穩江南的作用；金南遷後，也有封建九公的戰略計劃，而且確實起到了牽制蒙古人的作用。所以軍鎮建藩本身沒錯，關鍵在於駕馭有人，與內部強大。南宋內部整頓財政、皇帝乾綱獨斷；金的任何努力最多隻能續命，對手太強。

四鎮戰鬥力也可以

不知道史可法為啥把高傑作為主力中的主力，應該是看中高傑西軍出身（史可法有很長時間的陝西經驗），與李自成不共戴天（畢竟史可法的首要戰略是連虜平寇）。

劉良佐是遼東出身的將軍，弟弟在大淩河被俘降清，本身曖昧而且戰鬥力一般般，打江南土寇勉強可以；

劉澤清在1629年己巳之變迅速崛起，與清軍數次野戰，在之後的幾次清軍南下也有戰功。略有戰鬥力，但得看形勢。這也是後來他投降比較晚的原因。有點像金兀朮下江南時候的韓世忠。

黃得功遼東出身的將軍，且有京營經驗的將軍，和周遇吉多年並肩作戰。戰鬥力很強。而且長期是太監劉元斌的下屬，劉在南明任提督京營。

左良玉東下和多鐸下江南近乎同步。南明朝廷同時面對兩個重兵集團。就相當於李自成和多爾袞同時向首都進發，誰也吃不消。再往前說，朱元璋也擋不住陳友諒、李自成同時進攻。

左良玉打著清君側的口號，其實和兩年前駐防池州沒啥區別。一是為了救食，二是為了躲李自成。至於黨爭佔多大比例，真不大。

左良玉東下引發的巨大恐慌，江南士大夫很容易達成一致意見，不止馬士英。只能說老馬是一個被給江南士大夫背了黑鍋的大明忠臣。畢竟開城門的是錢謙益他們。

認真看南宋史，會發現趙構從歸德（南京）、到開封、到揚州、到建康、到臨安、甚至到海上。他一直坐著皇帝，一直跑，他只要存在，核心就在，就有希望。相反他在某一地堅持到底，就是賭國運，風險很大。朱允炆讓朱棣擔心了一輩子，唐朝的幾次重建就在於皇帝跑得快。君王死社稷很傻很天真。

同樣南明朱由崧能力雖然差了點，但智商不錯，選擇逃走很對，選擇逃入黃得功軍營也很對，周圍的太監是黃的老上司，而且黃是先帝京營出身，是嫡系。

問題是，在土崩形勢下，黃手下的將軍們離心離德。而且還有一點，清軍反映很快，長途奔襲作戰能力很強。福建的隆武帝也是這麼被捉的。

四鎮是南明的支柱，這點沒有問題。左良玉東下、和皇帝迅速被捉才是南明沒有挺下去的重要原因。至於其他幾個小朝廷，只能算地方政權，法統比東晉還弱，而且完全依靠軍閥，註定藥丸。永曆朝廷就是個幌子。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涉及三個帝國，個人粗略分析下。很多朝代如東漢西漢，元和北元，廣義上可以算兩個朝代。南明和南宋在外部條件上類似，南宋和東晉南明在皇位合法性上優勢明顯。

先說南宋，靖康之恥後徽宗和欽宗皇子除了趙構外基本被金一網打盡，其繼位合法性毋庸置疑。這就如一面旗幟，號令天下，避免內耗，全力抗金；南明除了永曆，還有其他藩王小朝廷，各自為政，互相攻擊，內耗嚴重，最後被各個擊破；其次，南宋的正規軍在靖康中並未遭受致命打擊，也無大規模農民起義，開封陷落後以岳飛韓世忠等為首的抗金將領忠君報國思維至上，同樣面對異族入侵，這與南明的軍閥思維差異巨大。反觀南明，正規軍生力軍損失巨大，尚且各個小朝廷又分散支援，投敵比抗清的多，難以形成合力。

東晉與南明最大的區別是面對的敵人不同。五胡十六國和清朝的實力差距太大，若東晉放到南明時代，一樣覆滅。南明不僅面對強大的八旗，還要對付眾多的帶路黨如吳三桂等，東晉即使面對分散的小國家，也只是維持形式上的割據統一，實質上的世族統治。

總而言之，特殊的歷史時代和客觀環境決定了歷史走向。歷史不可假使，倘若把成吉思汗的對手南宋，金國換成漢武帝，十有八九也是匈奴一樣的下場。所謂時勢造英雄。

南明之所以沒有像東晉，南宋兩朝一樣堅持，下來，看圖

北方有清朝，西北有李自成，成都有張獻忠。上天拋棄大明，等於拋棄了明朝以前的朝代一樣。崇禎皇帝朱由檢把女兒兒子殺了，沒有逃亡南京，沒有繼承大統。東晉，南宋之所以堅持下來，是民心所向，有所可見，當時南明不得民心

南明，作為明朝的殘餘政權存在形式，時間持續很短，只有短短的18年時間（1644年至1662年），和西晉、北宋的殘餘政權東晉、南宋相比，差距很大。但是，後世之人通常喜歡將三者相提並論，並分析為何南明沒能如東晉、南宋一般立國長久？

南明形勢圖

東晉：王與馬，共天下

東晉皇室從北方南渡而來，在江南立足、繼續了晉朝的統治，但是江南之地並非晉朝的傳統勢力範圍，晉朝滅東吳於公元280年，而晉元帝司馬睿公元307年南渡建康（今南京）、317年重建晉朝，此時距離東吳滅亡才三十餘年，世居江南計程車族（被稱作吳姓大族，如朱氏、張氏、顧氏、陸氏）對晉朝王室並不感冒。據史料記載，司馬睿過江，“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而如果得不到吳姓大族的支援，東晉是不可能在江南站穩腳跟的，那麼司馬睿是如何做到的呢？

晉元帝司馬睿

南遷之前，晉朝依靠北方門閥大族維持統治，如琊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潁川庾氏等，當北方領土被少數民族佔領之後，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渡過長江來到原本的孫吳舊地，這些外來者通常被稱作“僑姓世族”。僑姓世族們丟失了自己的土地，就必須尋找新的立足之地和經濟來源，這就勢必要和原本世居江南的吳姓大族發生利益衝突。所以，司馬睿和東晉初期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處理好僑姓世族和吳姓大族的矛盾，如何將兩者捏合在一起成為拱衛東晉政權的合力。

為晉元帝司馬睿完成此事的是來自北方的僑姓世族、琅琊王氏的王導，他首先表示支援司馬睿，然後“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 王導主動向江南的吳姓大族釋放善意，並建議司馬睿親自造訪紀瞻、顧榮等吳姓大族代表，“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在取得了吳姓大族的支援後，東晉朝局形成了僑姓世族為主、吳姓大族為輔的政治結構，雙方共同維護著新生的東晉政權。

王與馬，共天下

至此，“王與馬，共天下”的結構才正式形成，所謂“王”即琅琊王氏，而“馬”則代表東晉皇室司馬家族。東晉正是讓世族大家們積極參與朝政，並且使得他們的利益與政權捆綁在一起，他們才願意為朝廷效力，維護東晉的統治，這也是東晉得以維持百年之上的一個重要原因。

南宋：與士大夫治天下

那麼宋朝時期，帝王與士族（士大夫）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呢？宋神宗重用王安石進行變法，但是這次變法卻遭到了不少官員的反對，樞密使文彥博便對宋神宗說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治國已經有了祖宗章法了，沒必要改變而失人心。神宗則對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變法，士大夫雖然不太高興，但是對百姓有好處啊。文彥博又說道：“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一句話道出了北宋的政治生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士大夫與皇帝共同治理天下，那麼統治者要考量的只是士大夫的人心，而並非百姓的人心。

宋神宗

縱觀宋朝，文官集團勢力強大，據傳趙匡胤為後世子孫留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訓，雖然這個祖訓並沒有完全得到驗證，但是宋朝的文官確實有著超然的地位，不管他們犯下多麼嚴重的錯誤，都不至於犯下死罪，如著名詞人蘇軾牽連甚廣烏臺詩案中，蘇軾最終也不過以流放告終。

所以，以文官為代表的宋朝士大夫（士族）享有著極高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他們已經與宋朝結成一個互相依賴的集合體，所以他們也更加願意去維護宋朝的統治，南宋亦如此。

明朝：士大夫不為君用，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而到了明朝，情形卻發生了變化，文官的地位雖然高於武官，但是與皇帝的差距卻越來越大。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對文人十分尊重，也正是如此，他才得以從元末亂世中脫穎而出，成了最後的勝利者。但是，在建立明朝之後，朱元璋對待文人的態度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朱元璋

在明朝之前，士大夫在帝王面前還存在一定的獨立性，皇帝雖然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是士大夫對帝王也有“說不”的權力，但是等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之後，士大夫們連“說不”的權力都沒有了。朱元璋曾經下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凡是不為君用者，便是犯罪，皇帝誅殺其身或者抄沒其家，都是應當應分的。士大夫已經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成為了帝王的工具和附庸。

縱觀整個明朝，士大夫表面上依然享有很高的權利，但是其尊嚴卻降低到了極其低下的程度，比如明朝的庭杖，不僅是對士大夫身體上的懲罰，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侮辱，試問在這樣的制度下，文人如何能夠對皇帝和王朝具有認同感？如何能夠為其效力？

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卻更換了五十位閣臣，他對大臣極度不信任，動輒殺伐流放，盡失人心。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盡，三千京官，只有數十人為其殉葬，可見其失人心之甚。

崇禎皇帝

經過兩百多年的政治薰陶，明末已經達到了“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的程度，士大夫和百姓已經與明朝政權相脫離，士大夫和武將們只顧關注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賣國家的利益，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明朝末年湧現了許多的漢奸，而這些漢奸也是南明滅亡的原因之一。

所以，在對比了晉、宋、明三朝對於士大夫的態度，可以看出，皇室和士大夫之間的關係從晉朝的相互依賴演變到宋朝的合作又獨立，再到明朝的完全附庸關係，士大夫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逐漸脫鉤，這就導致了國家和王朝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援，想要在亂世之中維持上百年已經成了一種奢望，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南明滅亡得如此迅速了。

參考文獻：《晉書·王導傳》、《試析東晉僑姓世族與吳姓大族的互動情況及其政治影響》、《嚴光論》、《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