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將日本國門“撞開”，海軍准將佩裡揚言，如果日本不對外開放通商口岸，將訴諸武力。在此背景下，膽小怕事的德川幕府被迫答應，准許其派駐領事，還喪失了關稅自主權及治外法權。其他列強見狀，也跟著起鬨，要求籤訂與美國一樣的不平等條約，這樣日本的主權就受到嚴重挑戰。

日本的有識之士充分感受到落後捱打的滋味，便在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武士革命，從而一舉推翻幕府統治，決定實行維新變革，將國家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險中拯救出來。

一些到過歐美考察的維新領袖，諸如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認為要想讓日本強大起來，教育是關鍵，只有讓廣大國民接受教育，增長才幹，國家的富強才有可能，也才有希望將西方列強趕出國境。

於是1872年，維新政府便高調倡導教育改革，呼籲實行小學四年義務教育，讓“村中無家不入學，在家中無人不讀書”。

這項政策可謂是惠及千秋萬代，人們應該拍手稱快，孰料，很多人並不領情，這是怎麼回事呢？

許多人不想納稅，拒絕配合政府

既然是義務教育，學費應該是免交的，不過，百廢待興的日本，國庫有限，減免的費用由誰來承擔呢？

不過，儘管政府志在必得，廣大地主、自耕農對教育的重要性並沒有足夠的認識，他們對政府的教育改革極其牴觸，雖然交了稅，心情卻不滿，於是便拿學校解氣，任意搗毀甚至燒燬學校，這種破壞活動一度導致全國2萬多所小學的10%遭到毀壞。

拒絕上學，對政府義務教育冷淡

人人享有義務教育，大家都能識字斷文，這對國家及每一位國民而言，都是一件好事。何況有文化的人向來受尊重，並且很容易得到重用。

然而幕府時期一直倡導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早已深入人們的骨髓，再說家裡家外也需要人忙活，加上對稅收的強烈不滿，於是家長不讓孩子上學的現象屢見不鮮。

鑑於此，從1872年國家實行義務教育起，至1881年的十年時間，適齡兒童的入學率一直很低，從來沒有超過五成。

不過，政府並沒有心灰意冷，而是將此政策一如既往地貫徹執行，與此同時藉助天皇的仁慈來感化民眾，最終19世紀末才有所好轉。截至1905年，男女學童的入學率都已超過90%，女童入學率僅低於男童3個百分點。

是不是好事這不一定，對很多指望孩子工作貼補家用的貧困家庭來說義務教育很難說是“好事”。我們談問題不能脫離具體情況泛泛而論

好事和新生事物總是要有人先抵制一番的，不僅僅是義務教育，這就要看政府的決心了。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武士階層仍然不願守法而放棄自己的特權，經常以尊嚴受到侮辱當街殺人。政府就釋出廢刀令，武士不甘心解除武裝，就刺殺了提出廢刀令的大臣，甚至發動了成千上萬人規模的叛亂，但是明治政府軍最終鎮壓了叛亂，日本也最終成為治安最好的法治國家。所以，好事也會觸動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強力推行什麼樣的改革也不會成功。

近代日本也是一個受過捱打的國家，“西方列強”美國，用船堅利炮打開了日本的國門，日本也“鎖國時代”進入“近代化時代”。各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既讓日本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也讓日本不得不對自身的發展道路重新審視。於是，在各種歷史因素作用下，日本開始了我們熟悉的明治維新（めいじいしん）。

作為明治維新三大政策之一“文明開化”中的教育改革，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日本統治者為了達成“この町には學んだ人がいないので，家には學ぶ子がない。（邑無不學之人，家無不學之子）”的理想化社會願景，為國家近代化的建設輸送人才，於是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義務教育。然而一項新政策，尤其是義務教育這種與日本傳統教育形式差別較大的西方產物，在剛開始推行時便引起了社會大眾的強烈不滿，很多人甚至搗毀、燒燬興建的新式學校設施，據有關學者統計，當時日本全國將近有10%的新式學校遭到嚴重破壞。更加奇怪的是，日本家長也不準自己孩子上學，以此來對抗政府的這項政策。

按常理來說，不需要花錢的事情應該人人都趨之若騖才對，那為什麼會日本明治維新初期出現這樣的狀況呢？筆者以下將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舊思想與新教育的衝突

首先，我們要消除一個誤區：日本不是在明治維新時期才重視教育的。早在江戶時代日本就大力推行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至江戶時代末期，日本男女性的識字率分別達到了33%和25%，而同期大英帝國的識字率才25%左右。根據《日本教育史資料》統計，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平民教育機構寺子屋已經超過七萬之多。所以當新的西方教育方式準備施行的時候，大多數民眾無法預測它的好壞。因為在他們看來舊有的教育模式是成功的，而西方的並不一定就是先進的。於是，這種守舊的思想便與新式的教育產生了極大的衝突。

日本近代教育家吉田松陰就曾對西方化進行強烈的抨擊：

“三千年來獨立不受羈絆的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縛……天地不容，神人皆憤。”

可見，突如其來的西式教育讓很多日本人在民族感情上接受不了，這種民族主義的思想讓很多日本人對義務教育深惡痛絕。

二、舊階層的強烈不滿

在明治維新前的主要教育機構是藩校和寺子屋，藩校是武士子弟的教育場所，而寺子屋則是平民百姓的教育場所。1872年，維新政府一紙政令，將下等武士歸於平民，從此武士階層正式消亡，“四民平等”。這一下便激怒了原有的武士階層，他們怎麼能跟下等的平民在同一場所上學呢？對士榮譽比命還重要的武士階層來說，義務教育是對他們的侮辱。幕府時期重要的思想家會澤正志齋也說：“"夫天下萬民，蠢愚甚眾”。可見，日本不同階層的矛盾是十分強烈的。

除此之外，原來針對武士階層的藩校教育是很多武士子弟上升的途徑，一些學業有成的武士子弟有機會被幕府和大名任命為行政官員，而義務教育的平等性讓這些武士子弟們的特權也瞬間消失，也就是他們的既得利益得到了嚴重的衝擊。

三、新政策的不足之處

著名日本學者宗澤亞曾在其著述《清日戰爭》中寫道:

“對全國入校小學生實施學費全額免除制度，卻並未增加多少貧困家庭的子女的入學率。”

由此可見，雖然義務教育具有強制性，甚至“採用威脅強制手段，迫使學齡兒童入學”，但是其對於很多認為“讀書無用”的貧困家庭來說，與其花時間讀書，不如在家幹農活獲得的效益更高。這種一味地追求入學率的措施，很多農民子弟對此感到不滿。

總結

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新政並沒有很好的考慮到各個階層實際的需求，雖然它的初衷是好的，但是過急、過快的推行義務教育必然會遭到日本民眾的反對。所以，我們盲目去讚揚日本義務教育政策實施的又早又好是可笑的，只有去真正瞭解當時日本的歷史，我們就會明白這些一反常識的問題才是真正的歷史。

因為當年明治維新初期的教育費用，實在太貴了，很多平民根本無法承受。近代的日本，作為唯一一個不僅躲過淪為殖民地命運，而且還透過自身改革成功躋身列強行伍的亞洲國家，與著名的“明治維新”有著密切關係。

當年日本的明治維新，是近代世界上最成功的改革之一，而其核心內容之中，就包括了對於教育領域的重要改進。明治維新除了“廢藩置縣”、“殖產興業”等之外，最重要也是相當基礎性的改革，就是“文明開化”。當時平均受教育程度遠遠落後於西方的日本，希望透過強力推動教育發展，培養更多的人才。

尊王攘夷的倒幕運動成功以後，日本廢藩置縣，將全國的藩紛紛廢除設立直屬的諸縣以後，1872年，在福澤諭吉等人主導之下日本明治內閣頒佈《學制令》。日本將全國分成8個大學區，每個大學區下設立32箇中學區，每個中學區下設立210個小學區。

按照日本當時的計劃，早在全國設立5.37萬所小學，每個中學區都設立中學，每個大學區都設立一所大學。

雖然日本的識字率在整個亞洲並不算低，已經達到40%上下，但與西方相比還是差的很遠，同時期的英國，已經超過了90%。為了短期之內實現自己的教育業發展的宏大目標，日本只能透過大規模興辦學校，強勢引入西方的教師等來推動，不過《學制令》也存在著不少問題。

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但凡急於求成都可能存在著很大的副作用。《學制令》的理想是好的，然而興建如此多的學校，而且還要辦好教育，那是需要很多錢的，可日本當時並沒有這麼豐厚的財力來支撐這個宏偉目標的建設。

明治時期，日本的經濟總量佔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在4%上下，然而雖說日本並沒淪為殖民地，但當年“黑船事件”爆發後，來薅羊毛的西方列強紛至沓來，實力不如人的日本黃金白銀大規模外流，所以其本身經濟實力有限。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又要派人前往海外考察，又要興辦工廠礦山等產業，花錢的地方太多，所以能投入教育領域的資金很少。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明治內閣效仿英國的做法，將教育進行產業化發展。換句話說，明治維新初期的教育並不是免費的，不僅有不低的學費，還有教育方面的稅，而上學的其他費用也都是要花錢的。如此一來，很多本身經濟條件就不咋地的日本普通民眾就不樂意了，當時的日本各地紛紛發生民眾搗毀學校的事情，這也導致了後來《學制令》的目標並沒有完全實現。

還沒到7年時間，日本就直接廢除了《學制令》而頒發了全新的《教育令》，甲午戰爭後日本獲得了驚人數量的賠款，其中有不少部分被投入教育領域，1902年日本的小學入學率已經達到90%，1920年達到99%。明治維新初期，日本的教育革新受到的阻礙，只不過還是因為日本本身的實力欠缺，所以產生了太多經濟上的壓力所致，不過最終還是基本成功了，而教育上的成功，也促成了近代日本翻身成功的重要原因。

所為無他，屁股決定腦袋而已。

第一，所謂四年義務教育，並不是不收學雜費，據相關研究，明治維新初期，半數以上教育經費要由百姓自籌，甲午之後略有好轉，日俄戰爭時期又急轉直下，直到一戰後才主要靠政府財政撥款，這與中國的免費教育不是一回事。

第二，義務教育期間，家長不但要增加支出，還要面臨著減少一個勞動力的問題，划不來。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日本等級門閥作風嚴重，貧民家的孩子就算選擇出路較好的當兵，最多也就混到中層，能進入高管或政界的更是少之又少。既然讀書大機率不能改變命運，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總而言之，觀察政策好壞，不但要從上向下看，更要深入基層，看看老百姓怎麼說，大道理最好要兼顧小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