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國和鄭成功是明末清初時期致力於抗清的兩位傑出將領，他們領導的武裝力量在西南戰場和東南戰場上給了清廷巨大的殺傷。南明諸多將領中，清廷最為忌憚的就是他們兩個。在抗清過程中，鄭成功主動在南明永曆六年（1652年）聯絡永曆政權合作抗清，“藩遣效用官李景往廣西約會師期”，此後雙方便通訊頻繁，但是在具體合作上卻雷聲大雨點小，所謂的“鄭李同盟”終鄭成功、李定國一生都沒有實現會師抗清的目標。

鄭成功和李定國不能實現合作抗清，論者多歸咎於鄭成功並非真心抗清，並且在與李定國聯絡期間還和清廷展開談判，給人一種兩邊跳梁的印象，似乎“擁明”的表象下，有行私下割據之想法。在這方面我是持反對意見的，就我認為鄭成功所謂的“和談”，只是以談判的名義，先擴大自己的實力，更好的反抗清廷。細看談判過程，就會發現鄭成功的要求不斷加碼，從索要三府做為屯兵之地再到三省地盤以養兵發展成要像高麗、北韓一樣做藩屬國，實際上只是鄭成功為了防止和談成功而採取的步驟。

而鄭成功對待和議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將計就計，權措糧餉，以裕兵食也”，因為在談判前，清廷攻破中左衛（今廈門），掠走了大量鄭氏集團的財富，“運我黃金八十萬，銀百萬云云”，在和清廷虛與委蛇的談判中，鄭成功利用這個機會不斷徵集兵食和餉銀，史書記載比比皆是，緩兵取餉的目的非常明確。

《從徵實錄》：以和議故，分遣各勳鎮就漳、泉派徵樂助兵餉，遣督餉都督黃愷追晉南地方餉二十萬。《從徵實錄》：遣中權鎮黃興、前衝鎮萬禮統領轄鎮進入龍巖地方，徵餉二十萬。《從徵實錄》：遣前鋒鎮赫文興、北鎮陳六御、右衝楊朝棟等率轄鎮往惠安、仙遊等地方，徵餉三十萬。

鄭成功打著談判的旗號，公然在漳州、泉州等處徵餉，而清廷的福建官員害怕自己被扣上破壞和談的大鍋，面對鄭成功肆無忌憚的徵取財富，只能乾瞪眼，所謂“藩（鄭成功）分遣各提督、總鎮就漳、泉、福、興等地方派兵助餉。以和議未定，虜兵無敢阻抗，追遣益力”，等到後來連清廷都知道受了鄭成功的矇騙，反對與鄭成功和談的聲音越來越大，清廷最後只能決定以武力征服鄭成功。

《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三》：福建提督總兵官楊名高奏言：“鄭成功雖經就撫，而奉詔不恭，衣冠如舊，且縱兵焚掠，侵擾延建等處，情甚叵測。”

所以，綜合史料來看鄭成功的反清立場並沒有問題的，但是他對配合李定國確實也很不熱心，就比如在永曆八年（1654）的九月初，李定國去信要求鄭成功發兵南下，與其一起攻打廣東新會，使義軍形勢連成一片，在信上希望在十月十五日之前會師，但是鄭成功偏偏在十月十九日才讓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發水師增援，次年五月才到達指定位置，但當時新會戰役已經結束，李定國已被清軍擊退，這樣的配合實在失之於敷衍。

在新會戰役會師失敗後，鄭成功緻信向晉王李定國致歉，講到自己不能如期會師，“某實有罪焉”，但是細看這封信卻有坑害李定國嫌疑，以下展示重點段落。

《閩海紀要·卷一》：今援粵之精銳已悉來閩，且檄援全粵水陸與某對衡，則粵東勢必空虛，乘機襲取，正其時也。

歌詞大意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清軍的精銳已經被我吸引到福建去了，老兄在廣東好好發展。這就有睜著眼睛說瞎話的嫌疑了，從《清世祖實錄》來看，此時清軍在兩廣、湖南地區為了鎮壓永曆政權可是駐有重兵的，“今湖南、兩廣俱有重兵”，事實上為了阻止李定國攻佔新會，清廷在本次戰役中調動了朱喇嘛江寧駐防八旗軍和耿繼茂、尚可喜的全部漢軍，據史料顯示甚至還有黑龍江的索倫軍參加了對李定國的攻勢，“定國悉其精銳據山谷，列象炮拒戰，我索倫勁騎突陣，潰之”。所以，對於李定國來說，鄭成功這個盟友真是比較坑的，就比如說新會戰役，鄭成功的表現就是“事前不積極，事後大忽悠”。

我認為鄭成功之所以不願配合李定國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鄭成功熱衷於北上戰略，而李定國先佔廣東計劃與其戰略有一定衝突。

其實細看鄭成功集團的整體戰略，其實就是分四步走，以閩粵為根基、奪取金陵、劃江而治、奪取京畿，而在實際行動上，也反映出鄭成功對北上戰略的熱衷，具體行動有1654年鄭成功支援張名振三入長江、1655年派忠振伯洪旭、及陳六御等遠征舟山、1658年的戊戌北征（途遇風暴，未果）以及1659年的大入長江（此次北征對清廷震動最大）。估計在鄭成功眼裡看來，廣東地處中國南方，即便是配合李定國佔據廣東成功，北上之旅也是困難重重，如果能一舉攻下曾經做為明朝南都的南京城，奪取清廷賴以補充餉源的東南地區，形成割據之勢，趁機北上直搗南直隸，豈不是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很顯然北上攻取南京對鄭成功更有誘惑力，當然不願意將兵力配合李定國從廣東展開攻勢。

而鄭成功的割據長江戰略和永曆政權部分高層也是一拍即合，並取得聯絡。比如說當時的秦王孫可望當時有“慨然經略中原之志”，讓劉文秀率兵出師東伐，“詔以劉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而據史書表明，張名振北入長江就是要和孫可望一起執行攻佔長江流域的計劃，張名振軍在進入長江流域後，抵達金山題詩，上有“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之語，很顯然這個秦藩便是指孫可望。由此可知，孫可望很可能和鄭成功達成了北入長江的協議，對於李定國的直下廣東不上心，也在情理之中。

二、永曆政權內訌愈演愈烈，讓鄭成功缺乏與永曆政權合作的信心，但利用永曆政權牽制清軍，達成其戰略目的的意味非常明顯。

就在1655年（注意這個時間點，新會戰役正在展開），鄭成功接待永曆政權的來使後，得知了永曆政權內部嚴重分裂的事實，這就加深了鄭成功對永曆集團的負面印象，從其言語中就可以看出來。

《臺灣外紀·卷八》：當此之際，內無賢相匡其君，而運籌帷幄乏其人；外有驕將，兵無紀律；又不積儲糧餉以足兵食，謀扼險阻以圖恢復，而乃恃功互黨，致使英雄失望，人心瓦解，何以望中興哉？

從這些話語可以看到鄭成功對永曆政權態度非常消極，既然他認為自己的盟友不靠譜，當然不會全身心的與李定國合作。但是，為了自己的北上戰略，要利用永曆政權來牽制清軍，所以要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前提下與永曆政權聯絡。事實上鄭成功之所以於順治十六年選擇大入長江，就是打探到清軍主力忙於消滅永曆政權，想趁東南空虛，一舉佔領南京，“時江寧重兵移徵雲、貴，大半西上，城大守備空虛”，要不是鄭成功大意兵敗，戰略幾可達成。所以，鄭成功在永曆九年（1655）之後，鄭成功一心只想利用永曆政權，更不可能與李定國真心合作了。

《聖武記·國初東南靖海記》：成功聞王師三路攻永曆於雲、貴，乃大舉內犯江南，以圖牽制。

綜上所述，鄭成功和李定國之所以不能真正實現聯合抗清，不但因為戰略方向不同，而且鄭成功也不信任永曆政權。隨著戰局對永曆政權越來越不利，永曆政權逐漸被壓縮至雲南，雙方聯絡更為不便所謂的聯合就只能成為畫餅了。

引用文獻：《清世祖實錄》、《聖武記》、《永曆紀年》、《從徵實錄》、《明季南略》、《閩海紀要》、《臺灣外記》、《小腆紀年附考》、《北遊錄》

老鐵居然不喊我（手動邪眼）

其實不管是鄭大木還是李定國本質上都屬於軍閥，只要軍閥個人利益必然放在第一位。比如孫可望、李定國的大西集團就是玩架空朱由榔的套路，而鄭大木對於朱由榔更是聽宣不聽調，也就是我鄭大木認永曆當主子，但是永曆休想調遣鄭大木。

可以總結一下，不管是鄭大木還是李定國都是把獨立的經濟、行政、軍事權力放在第一位，這也決定了二人和清朝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清朝當時已經有了四個軍閥，所以清朝的底線就是你們只當大財主，這恰恰和他們的個人利益是衝突。雖然鄭大木曾經表示只要清朝承認鄭氏的獨立性並給與鄭氏藩封，他隨時可以剃髮稱臣並反戈一擊，但是任然被清朝拒絕。

而李定國更不可能和清朝妥協，因為大西集團必須要找一個能承認他們合法性的主子，而清朝不用指望了，那麼只能是永曆小朝廷這個喪家之犬願意承認，因為南明在清朝的軍事壓力自己內鬥之下逐漸崩潰瓦解，而願意歸順永曆的大西集團簡直就是救命稻草。雖然永曆被孫可望、李定國等人架空，但是最起碼還能過幾天安穩日子。

但是就這對哥倆自身來說，雖然他們都有獨立的訴求，但是他們又有些不同，這或許是兩人的方向不一樣導致的。因為當時清朝雖然軍力強悍，但是水師嚴重不足，而鄭大木恰恰強於水師，上陸就水土不服，反之清軍在陸上很能打，下水就完犢子，因此清朝對鄭大木主要是招撫。而鄭大木也非常瞭解此長彼短，因此和清朝講起了條件，畢竟誰承認他鄭氏的獨立性他跟誰混。

但是李定國則不同，畢竟李定國和清朝一樣都在大陸上，因此清朝必然更加重視這個對手，更何況李定國還一直保著永曆小朝廷，不像鄭大木那樣對永曆聽宣不聽調；而且李定國的表現過於招搖，一度動搖清朝對西方的戰略優勢，因此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清朝可以招撫鄭大木，但是對李定國一定要打到其徹底滅亡為止。

李定國對付清軍的唯一辦法，利用清軍輕敵冒進打伏擊

對於鄭大木來說，清軍把注意力轉向西南正中他的下懷，他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積累談判的資本，也可以和清朝進行充分的交流，至於和李定國聯盟東西對進，他才不幹呢。把家底拼光了還怎麼和清朝討價還價，讓李定國去拉仇恨，自己在後面高築牆廣積糧才是正道。

只不過鄭大木沒有料到的是，當清朝開始把精力轉向西南的時候，李定國奔潰的實在是太快，就連他的牌坊永曆都被嚇得跑到緬甸不跟他玩了，導致他徹底喪失了合法性，最後老死於中緬邊境，其殘部不得已下山向清朝投降。

所以下一步就是解決鄭大木了，而且經濟和時間也站在清朝這邊。

全文完

李定國（1621年—1662年），字寧宇（或雲字一人，初名如靖），南明永曆政權抗清名將，陝西榆林（或作延安）人。李定國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公元1630年（崇禎三年），張獻忠發動陝北饑民起義，將少年李定國收為養子，改姓張（或雲十歲時為張獻忠所掠，養以為己子）。從此，他跟隨張獻忠轉戰南北。公元1661年（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清軍吳三桂部十萬大軍進入緬甸，逼緬王交出永曆帝，未果。次年，吳三桂在昆明將永曆帝縊殺，南明至此滅亡。李定國聞訊，悲憤成疾，在西南邊陲堅持抗清鬥爭17年的李定國於公元1662年六月在勐臘（在瀾滄江以西）病逝，時年42歲。當下雲南人仍然視李定國為滇中的脊樑，晚清革命黨人起義，蔡鍔等仍以李定國為榜樣，章炳麟說：“願吾滇人，毋忘李定國！”

我們再看鄭成功。鄭成功的出身，也不是明朝的大臣，反而是福建海邊的一群海盜。當時的鄭成功憑藉著手中的兵力，在福建一帶佔了一部分根據地，當隆武皇帝被滿清殺害後，鄭成功便迎奉了永曆皇帝，不過他也只是表面上的迎立，並沒有和遠在西南的永曆皇帝俯首稱臣，而且更沒有聯合起來反抗滿清。正如鄭成功自己所想的那樣，無論是滿清做皇帝，還是明朝恢復國家統治，對於他們這種福建海上做搶劫生意的海盜而言，都沒有太大的區別，不過鄭成功也算是為抵抗清朝軍隊盡了一份力，在福建戰場上鄭成功也曾多次阻礙清軍南下入侵。 鄭成功 那李定國多次邀請鄭成功聯合抗清，為什麼未曾成功呢？筆者覺得，之所以他們二人不會聯合起來成功，最主要的就是利益二字，具體如何，且聽筆者細細道來。首先，李定國想和鄭成功等軍閥促成東西聯合，但鄭成功為了自己的利益並不想進行聯盟。當時的李定國為了恢復大明江山，就去找東南方向的一些軍閥進行聯合，鄭成功就是他聯合的最大目標，不過當找到鄭成功時，他非常委婉的進行拒絕。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鄭家的勢力和利益總體來講和明朝毫無掛鉤，而且最重要的則是鄭家本來就是海盜出身，不管是明朝皇帝還是清朝皇帝，對他們都是持有打壓態度，反清復明對鄭家而言只有弊沒有利。

李定國聯絡上鄭成功，希望鄭成功能從福建出兵配合，自己則從廣西出兵，東西兩邊共同夾擊清軍，是為廣東之役。鄭成功同意了作戰計劃，與友軍一起在廣東夾擊清軍。1653年初，李定國按計劃領兵從廣西出發，首先攻打肇慶，邊打邊翹首以待鄭家軍的到來，李定國望眼欲穿，可惜鄭家軍放了鴿子，據說此時鄭成功正與清軍“和談”，李定國只得退兵回廣西。李定國堅定目標，再次遣使聯絡鄭成功，希望明年再次合攻廣東，而且還盡力遷就，將會師地點改在沿海的新會，以方便鄭家軍登陸。翌年，李定國再次領兵從廣西進發廣東，發動了新會戰役。鄭成功私心太重，擔心出兵後清軍會來偷襲自己大本營廈門，所以遲遲沒有出兵，過了幾個月才命令部將林察帶領一支水師出發，但這軍隊走走停停，未能如期到達新會。李定國孤軍奮戰，抵擋不住清軍的攻擊，全線潰敗。鄭成功這樣的配合比小學生還坑，李定國見到輔助遲遲未出，不可再送人頭了，只得撤回廣西，之前的精心謀劃全部付之東流。

就在李定國進行廣東之役的時候，孫可望與錢謙益等人也在謀劃長江戰役。錢謙益藉口水太涼不敢跳江自盡，降清後去北京為滿清當官，官至禮部侍郎。錢謙益雖然沒骨氣自盡殉國，但在投降後秘密從事反清復明活動。他與姚志卓等人秘密謀劃反清大計，聯絡抗清大軍。他們想發動長江戰役收復人口最密集、最富庶的江南地區，進而控制整個長江以南地區，扭轉反清頹勢。最後，孫可望決策定下發動長江戰役的計劃，讓原大西軍部將劉文秀領精兵東下，而東南沿海的水師乘機進入長江，合擊在長江流域的清軍。1654年，明宗室魯監國的部將張名振與張煌言得到鄭成功的支援，三次進入長江，騷擾掠奪清軍，沒有與清軍進行正式交鋒。劉文秀被任命為“大招討，都督諸軍”，但始終沒有出兵合擊清軍，因為他擔心孫可望發動宮廷政變。大西軍餘部奉永曆政權為正朔並保護永曆皇帝，但孫可望仗著戰功卓著、威望甚高，政治野心越來越大，與李定國、劉文秀的間隙日益增大。孫可望在當了秦王之後，軟禁了永曆帝，一直想自己稱帝代之。正是這些內部紛爭與矛盾，令劉文秀不願意領兵發動長江戰役，合擊清軍，錯失良機，浪費一眾抗清志士的努力。 這兩次戰役計劃的流產只是南明內部混亂與矛盾的縮影，各種勢力此起彼伏，各路人馬勾心鬥角，為利益紛爭不斷，本來還坐擁大半壁江山，卻被清軍一點點吞滅，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