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到同年的9月21日，一共維持了103天，所以又稱百日維新，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光緒和慈禧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

國無二主，天無二日，慈禧太后長期掌控政權，光緒形同傀儡。兩人之間的權利爭奪是必須以一方的失敗而告終，這種矛盾是不可調解的。在戊戌變法之前“一切用人行政皆出西后之手，光緒雖有親裁大政之名，而無其實”，這顯然是光緒無法容忍的，他對這種有名無實的皇上已經忍耐到了極限，就像他對慈禧太后說的“太后若仍不 給我事權, 我願 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 ”，所以戊戌變法天然帶有奪權的性質，光緒帝想透過戊戌變法，革故鼎新，富強國家是真，但是其中也有著希望透過戊戌變法，掌握實權，完成權利交接。但這意味著慈禧太后會失去實權，這是慈禧太后無法容忍，因此為戊戌變法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2、力量懸殊，缺乏勝算

維新派的支持者光緒沒有實權，康有為不過被授予總理衙門章京，梁啟超管理譯書局事務，授予超六品銜都是官職低微，沒有實權。在朝廷中維新派官員寥寥無幾，唯一有名望的翁同龢還被解除職務，最重要是而且沒有軍權，以至於想要發動政變還要臨時去派人說服袁世凱。而慈禧太后實際上掌握著朝政大權，地方實力派，對維新運動，持觀望態度。軍權方面，幾乎所有軍隊都被慈禧太后掌握，慈禧太后的親信榮祿是直隸總督直接控制著京畿軍權，從力量對比來看，相差懸殊。

3、策略失當，急功近利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這種思想的改變需要潤物無聲、日積月累的改變，楊深秀就說: “ 夫數百年之舊說，幹萬人之陋習，雖極愚謬，積久成是，誠非一二，言所能轉易也。”雖然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維新派在改革程序上，卻是急功近利，疾風驟雨，改革既大且快，據統計103天時間裡，光緒皇帝釋出了300餘件變法詔令，平均每天3件，一下子引起了強烈的反彈。比如廢除科舉考試，一下子讓苦讀詩書的百萬學子，科舉無門，引發了社會動盪。

4、缺乏群眾基礎

戊戌變法說白了，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主要推動者是光緒帝和維新派，這場變法雖然在之前有著強學會等組織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宣傳作用。但是並沒有對廣發民眾進行深刻的思想動員，反而是改革的一些舉措，引發了民眾的普遍反感，“當時社會嫉新學如仇，一言辦學即視同叛逆，迫害無所不至”，這樣就大大減少可變法的支援力量，反而增強了反對力量，變法又如何能夠成功。

結論：戊戌變法因為力量懸殊、策略失當、缺乏群眾基礎以及捲入慈禧太后與光緒之間的權利鬥爭等多種原因，導致失敗，令人無限唏噓。

從光緒那一幫人折騰的樣子來看，變法能成功那就是見了鬼了！

變法就是打破原有的格局將利益重新分配，這必定是要面臨原有的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從古到今都是如此沒有例外。要成功變法，需要的條件太多，僅憑几個只會喊口號的大忽悠就開始變法，最終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主流意見中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是守舊派實力勢力，守舊派的代表是慈禧，所以所有的髒水都潑在慈禧身上，這個結論有失偏頗。一開始，慈禧是不反對變法的，因為光緒已經親政，是擁有了一定的權力，藉此變法也是對光緒執政能力的一個考驗。但是，維新派在這裡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發上諭”，他們認為皇帝的聖旨能解決一切的問題。

當出現了障礙進行不下去了，他們認為問題的根源是慈禧，所以要逼袁世凱去兵變，可以看出維新派是多麼的幼稚。因為“圍園殺後”計劃的洩露，這才導致慈禧連夜從頤和園殺回紫禁城囚禁了光緒，隨後下懿旨抓捕維新派的人。

為什麼變法會遭到上下的抵制，我認為原因就在於那過於激進的政策，變法的第一個綱領就是改革政府機構，取消多餘衙門，任用維新人士。那麼問題來了，把其他人都踢走，任用維新派，維新人士有多少可以用的人？從頭至尾就是康有為為首的幾個不得志的書生而已,他們連一個縣都沒治理過，竟然來要掌控整個國家的方向，哪個統治者腦袋進了屎才會這麼幹。

戊戌變法持續了一百零三天就被鎮壓，康有為梁啟超逃跑了，譚嗣同等6人菜市口問斬，也就是所謂“戊戌六君子”。實際上應該是四君子才對，因為有倆人是冤大頭，一個是楊深秀他並不是康有為一黨也並沒有參與變法的政策制定，就因為替他們傳話，就被拉來砍頭。另一個是康廣仁，這個完全是替他那個不要臉的哥哥去死的。

戊戌變法我們可以這麼來形容：海上一艘幾百年的大船四處漏水，守舊派的做法是哪兒漏就堵哪兒，維新派則是要把船翻過來把所有洞都堵上，一步到位。這些人想法很美好，但是論到實際執行上真的就是一群白痴。

對待戊戌變法應該辯證的來看。像裡面提出要效仿西方大力推動工業化改革、支援工商業發展、倡導科學文化傳播、建立完備的國家工業體系這些都是可取的部分，催生了不少新生業態，對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其實也算不上大，相反還能拓寬清政府的徵稅渠道，增加財政收入，這對於財政匱乏的清政府來講，絕對是值得去投資的一項變革。戊戌變法真正令頑固派強烈反對的原因倒不是經濟層面上的，畢竟隨著列強叩關國門已開，洋貨的湧入令小農經濟解體已成定勢，這是清政府也改變不了的局面，所以只能被動接受，在經濟變革上的阻力還是比較小的。

令頑固派真正放不開的是在政治層面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鬆綁，一個國家可以有多種政治制度，但是隻能有一種政治形態。清政府要麼繼續堅持封建君主集權制，要麼選民主共和制度，要麼選君主立憲制度。晚清的歷史經驗教訓已經證明，單純的器物上的變革依然無法拯救大清帝國，很明顯的就是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制度層面出了問題，對此像清末的鄭應觀、嚴復、梁啟超這些思想家都意識到了，而且這一觀念也被統治階層所接受，慈禧的智囊團也醞釀著試圖透過制度變革來救亡圖存。從洋務運動到百日維新，再到後來的清末新政，晚清統治層在機制變革的力度和決心不可謂不大，但始終未觸及到最根本的體制問題。或者說一直試圖在保留集權政治的同時，又想披上民主制度的袈裟，既想著把大權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又想著玩轉西方先進的理論制度，殊不知西方各國的制度是以分權為基礎的，講究的是政治上的制衡，所以這與集權制本來就是很矛盾的，因此晚清的各種改革掙扎都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始終沒有脫離集權體制的怪圈。

其實頑固派不願意改變政治形態搞民主共和那一套，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是利大於弊的，如果脫離了封建集權統治模式，清朝的滅亡也會提前許多。在中國這樣一個兩千年封建皇權統治的社會框架下，驟然政治革新必然會加劇社會的不穩定性，落後的農業國經濟基礎如此薄弱，而人口卻有四萬萬，必然陷入無休止為了爭奪資源的戰亂，而既得利益集團為了各自利益，也不會願將權力還於民間的，既不能也不行。

甲午戰敗後，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清王朝的統治危機日益加深，民族危機空前加劇，但與此同時，華人的民族意識也在逐漸覺醒。

隨著西學的不斷傳入和對洋務運動的反思，以“康梁”為首的維新人士，掀起了一場思想上的改良運動，給這個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算是帶來了“死裡求生”的一線生機。但這次改革依靠的最高人物，卻是一個沒有掌握實權的皇帝，沒有得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支援，這又註定了這場改革將會“異常艱難”的進行，最後的結果也是不盡人意，以“戊戌政變”而落下帷幕。但這其中失敗的緣由頗值得我們思考。

改革的失敗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資產階級自身的侷限性

中國資產階級，不像是西方那樣經過長期的鬥爭而強大起來的，它是由晚清的地主階層和官僚階級逐漸轉變而來的, 在晚清統治時期，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讓中國成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 這樣一來，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必然與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同時也要受到封建主義的壓迫。

另一方面, 資產階級本身沒有實力和能力去生產機器裝置, 因為它實在是太弱小了，和封建勢力比較起來，它沒有多少錢，更沒有多大的權，自身就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點。它不得不從外國資產階級手中購買武器裝備。這樣一來, 資產階級就又不可避免地與帝國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 同時也要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

中國的資產階級同時受到本國封建勢力和外來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這就決定了它很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去發展壯大！

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勢力異常強大

光緒主政期間，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真正的實權掌握在慈禧手裡。而且掌握地方政權的也大都是慈禧太后的爪牙, 他們都是一群典型的“封建思想”的代表，對於新法的推行，自然是百般阻擾。

而維新派中的康有為、梁啟超以及譚嗣同等等，他們都不是當權者，他們只是一些沒有實權的上層知識分子。他們是一群文人，他們沒有軍事力量, 而且他們的依靠者光緒皇帝，也 只是一個傀儡皇帝，他只是慈禧的臺前“代理人”，真正的幕後操盤手還是慈禧太后。

因此當他們在發動政變時，就顯得非常的被動、難堪，對於此現象，他們卻又是無可無奈何。在“變法”的這條路上，他們必然會超乎尋常的困難而前行，至於能走多遠，還是慈禧太后一句話的事情！

維新派發起的變法人士都是上層的知識分子，他們對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很是缺乏瞭解，沒能為老百姓的利益著想。在那個“民智未開”的年代，交通又極其不利的前提下，就算是頒佈了很多措施，老百姓也是很難知道，即使知道了，也很難理解。所以維新派是很缺乏群眾的基礎的。

另一方面，他們卻又非常害怕人民, 他們看不到隱藏在人民群眾中，偉大的革命力量。維新派未能提出一個，充分動員群眾的革命綱領, 它只注重於高層的動向，忽視了基層的“渴望”。最令人遺憾的是, 維新派在戊戌政變後，它仍然沒有看到人民力量的強大，以及擁有自己的軍隊的的重要性。

四、變法過程中，過於急於求成

當維新派在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後，開始推行政策時, 他們急於求成, 主張“快變與大變”的改革方式 。 光緒帝在103天的時間內, 接連發布了關於選拔人才、農工商業、裁汰官員、廢除科舉、財政經濟、法律制度、文化教育、軍事國防等幾乎所有方面的上諭二三百條。此種變法過程，急於求成，即沒有考慮到變法措施的可行性，也沒有考慮到人民群眾的可接受程度！

這種變法過程，可以說它在戰略上其實是錯誤的！

五、封建殘餘思想和“君權”的束縛

這場“戊戌變法”運動，是以“康梁”為首的維新人士發起的，而他們依靠的階級——資產階級，它本身就是變法能否成功的主要原因, 它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而來壯大自己。而維新派企圖依靠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來發起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運動, 而不是依靠自身強大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這種“君權”思想的束縛也阻礙了這場變法的推行。

最終這場轟轟烈烈的改良運動，以慈禧太后為首發動的“戊戌政變”而草草收場，宣告破產。主張變法的維新人士不是逃亡的逃亡，就是被殺害的殺害。

縱觀這次變法運動的失敗，依靠的最高統治者沒有實權、自身階級力量的弱小、封建傳統勢力的強大、變法過程中急於求成、戰略戰術的錯誤，這些都是導致這場運動失敗的原因。

戊戌變法是由光緒帝和維新派主導的一次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力量過於弱小。清朝晚期實權掌握在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手中，當戊戌變法觸及到頑固派的利益時，就遭到了遏制和鎮壓。

維新派在變法的過程中，並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書都沒有充分的證據，無法說服頑固派，甚至連一些開明人士也不贊成。另外，在變法的過程中，維新派一些激進的宣傳也為變法增加了社會阻力。

戊戌變法的目的雖說是為了救助那些生活不好的人民，但是卻缺乏實際考慮，過於樂觀的估計改革形式和變法的難易程度。同時維新派缺乏堅強的組織領導，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維新派變法最大的依仗不過是沒有實權的皇帝和極少數官僚。

在戊戌變法的103天中，皇帝一共發出改革諭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一開始就為變法埋下了禍根，而且這種冒進的措施也觸及了很多人的利益。另外，維新派在變法的過程中，採取的就是單純的自下而上的和平、合法的方式，手段過於單一。

我是鵬正！我來回答！我是喜歡軍事和歷史的小學生鵬正。

戊戌變法主要失敗的原因就是封建實力大於維新實力，最終的結果就是打壓。

清政府為了救國圖存，在光緒皇帝主張支援的維新派下達向全國宣佈“變法”維新派一方有譚嗣同、康有為為首，於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100天的時間內，實施維新變法。史稱“百日維新”或者“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失敗的第一個原因

最簡單不過的就是，維新派觸動了其他人的蛋糕，舉個例子：原來就兩個人吃的蛋糕，突然又加了一批人。對於原來的那些老貴族來說肯定是不同意的，他們就會想法來打壓這些新型勢力。所以就自然而然的組成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封建派，堅決反對維新派的新政，堅決不能讓他們觸動自己的利益。所以說白了，自己人都不想讓變法成功。

戊戌變法的第二個原因

就是戊戌變法時間太過緊湊，作為統治者想要脫胎換骨，實在是太著急了！對於國家來說是一種負擔根本就完成不了。無論是維新派還是老貴族來說對於這種猛烈式的改良運動實在是太過冒進，手法單一。號稱“百日維新”讓國家在100天內富強起來簡直就是不合實際。也甚至包括政令下達之後根本無從幹起。

戊戌變法的第三個原因

想變強是好事，可惜實在是太難了，首先不說維新派實力問題，就說皇上，當時的“光緒皇帝”說白了就是慈禧的傀儡。一件事情自己說了不好使，全都得有老佛爺批准之後才能實施，如果，光緒皇帝和慈禧發生爭執的話光緒皇帝也只好妥協，所以一些新政策根本無法實施。

我超級寵粉的~

清朝光緒是想有一點作為的，變法開始時連慈禧也是同意的，因為她看到不變法清朝是沒有出路的，我們總認為變法不成功是與慈禧態度的變化有關，是與老太太的喜怒無常的脾氣有關，歷史的細枝末節又怎能如此簡單如此直白，從一則小故事上我們或許可以探討變法成敗的一點倪端。

康有為被光緒召見，在朝堂上碰到榮祿。榮祿說：“法是應該變得，但一二百年的老法怎麼能在短期內變了？”康有為憤然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如果真按康有為的辦法去做了，變法就真的能夠成功嗎？我們先假設變法成功了，一個用血腥和暴力手段取得成功的法，難道就是國家百姓真心擁護的好法嗎？即算它是一部好法也不能保證它面面俱到，難免會有疏漏，此時如有人提出異議，康有為等人已嚐到最直接清除異己的辦法，難免不會把提出問題之人也殺了，那麼這個法長時間執行下去會不會和原來的清廷一樣專橫而走上和初衷不同的道路。

當然我們知道變法沒有成功，從這則短文上我們看到榮祿問的很策略。無論他是真心擁護變法還是虛與委蛇，至少沒有上來就否定變法，而是打了一個太極拳，法要變但不能倉促為之。這本來是康有為爭取一名大員支援最有利的時機，但康有為用憤然回答了榮祿，且這個回答血腥暴力，並隱隱有指向榮祿之意，含有這些大員之中也包括你的威脅。從這一回答不難看出康有為性格上急躁浮躁，一股子志在必得的驕氣，把榮祿這個政治老手氣的夠嗆，榮祿這個本來騎在牆上的兩面派一下子推到了反改革陣營中，也讓那些原本支援改革的舊勢力改弦易轍了，變法此時是真的不會有成功的希望了，失敗那就成了一個必然的結局。

中國的歷朝歷代的不斷髮展，都會經歷很多改革創新，以適應人類各種不同的需求。歷史上著名的變法很多，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比比皆是，但是大多數都會以失敗告終。清朝末年的政治一片混亂，譚嗣同、康有為等六人聯合起來向光緒皇帝推薦新法，史稱戊戌變法，但遺憾的是因為種種的原因，最終以失敗告終，這次變法也同歷史上其他變法一樣付出了血的代價。為什麼戊戌變法會失敗?其根本原因有哪些?

古往今來變法的動機是什麼呢?最高層認為目前的統治方式阻礙了社會發展。變法即是要改變目前的統治方式，改變現有統治方式必然要改變現有的統治格局，改變現有的統治格局註定要改變現存的統治階級利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既得利益者，但務請注意一點：觸動利益永遠比觸動靈魂更難。

故成功變法一般具備二個特徵：

1、強硬的最高統治者透過鐵血手腕鎮壓現有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保守派。前提是最高統治者牢牢把控著權利核心，強大到足以憾平任何阻礙力量，典型代表，秦孝公強力支撐下的商鞅變法。永遠不要輕視既得利益集團，秦孝公去世後，商鞅被車裂警示無數後來的改革者。

2、保守派轉型。既然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更難，那就給他更新更大的利益。世界上沒有永遠的保守派，面對遠遠大於既得利益的誘惑，保守派瞬間轉變為改革派!當然這需要相當的政治智慧，參照我朝改革開放。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戊戌變法。最高統治權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緒呢，距離鐵血雄主大概要差十萬條大街，當時但凡有點政治智慧的大臣都知道變法玩不轉。我們再看看當朝重臣及封疆大吏，榮祿、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放在當時哪一位不是睜眼看世界的經世之才之人，要麼棄之不用，要麼推到變法的對立面，更別提轉化為改革派了，沒有一點政治智慧，完全是奔著自尋死路玩的!

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的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具有進步意義。雖然被慈禧太后扼殺了，但也為13年之後爆發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礎。

一、政治經濟方面：

1、推動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帶著光緒逃到西安，這給慈禧以慘痛教訓。

簽訂《辛丑條約》後，慈禧太后下令實行新政，其內容有編練新軍；廢科舉，建學堂；獎勵民辦工廠；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成立諮政院、諮議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經超出了當年維新變法的內容。

2、激起了民眾對滿清政府的憤恨，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戊戌維新失敗後，支援孫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對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黨人。

二、思想文化方面：

1、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民主思想進一步傳播。

戊戌變法之後，民主思潮充分發展起來了，激起了新一輪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熱潮。戊戌變法失敗後，更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更多的西方學說被譯介到中國，中國的思想界更為活躍。

2、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

戊戌變法後，新式文化事業勃興，國內出現辦學熱，創辦新式報刊熱，出版新書熱。戊戌時期，維新派為了對人民進行啟蒙，曾提倡白話文和小說界革命。

這是個統治者無能之問題？光緒皇帝無權呀？大板握在慈禧手裡，不失敗才怪？故君子之謀事取勢得看好時機才對？不然？

戊戌變法，發生在光緒二十四年，也就是1895年6月11日到9月21日，整整100天，故又稱百日維新。

提到維新變法，今天我們來聊聊維新變法的主要發起者康有為。

戊戌變法開始後，光緒召見康有為。康有為入殿時，剛好碰到榮祿。榮祿問到康有為：“以先生這樣的大才，是否有可以補救時局的方法？”康有為答：“非變法無以救中國。”榮祿問：“法固然要變，但是一兩百年成的法，怎樣才能實施變法？”康有為答：“多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了。”

榮祿何許人也？慈禧太后的親信，也是後面末代皇帝的外祖父。當時剛剛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前面同時擔任這兩個職位的是李鴻章。這個時期國內幾乎一半以上軍權都抓在榮祿手中。從上面這段對話可以看出當時的康有為是有多麼狂妄自大，連榮祿也沒放在眼裡。

康有為對於權力的渴望，遠遠超過他對於維新變法本身的追求。

在維新變法期間，他企圖將全部舊臣罷免，同時建議重用具有維新變法的年輕小臣，這些小臣幾乎全是他的門生或他思想賬下的小兵。

康有為這個人，作為維新變法的主要發起者，太過缺乏政治經驗。從被重用起就一直樹敵，盲目搞物件，和他不一致的幾乎全部想廢除。甚至妄想袁世凱會幫他殺榮祿，幫他圍頤和園殺慈禧。

研究歷史總會覺得荒誕，中學時候的正面人物越深入看越會發現問題，這也是因為我們人類本身的複雜性，兼好兼壞。當然維新變法的失敗不能完全是康有為個人的原因，是當時複雜的各種社會因素共同造成的。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大清帝國經歷了與西方列強的各種戰爭，簽訂了許多恥辱的賣國條約，雖然有過同治中興，推行洋務運動，取得了一些成績建立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可是甲午一役讓清帝國輸的一塌糊頭，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說西方列強打不過那是以前不瞭解，可一直低頭向中國學習的蕞爾小國日本都給打輸了，華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強烈衝擊，於是開始研究日本的明治維新、西方的君主立憲，企圖從統治者內部發起政治改革，給這個病危的大清換血，戊戌變法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

戊戌變法是在什麼情況下開始的

1895年甲午戰爭大清帝國戰敗後，李鴻章在日本下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日本要求割讓臺灣、遼東半島，賠償白銀二億兩的訊息傳了北京，激起了正在北京參加科考完畢等待放榜學子的強烈不滿，更是讓在京參加考試的臺灣痛哭流涕，

紛紛上書光緒皇帝拒絕承認《馬關條約》變法圖強。 最著名的當屬康有為的“一萬八千字的萬言書”，得到十八個省的舉人響應，有一千兩百多人連署簽名，到都察院門前請求代奏給光緒皇帝，讓督察院的官員給拒絕了，但是，這個事情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

此後，康有為以“變法圖強”為口號，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發行報紙、興辦強學會，吸引梁啟超、譚祠同、劉光第、楊銳等心繫家國的有志之士加入。1897年冬天德國佔領膠州灣，引發了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這種強烈民族危機之下，

維新變法運動的形勢迅速高漲，康有為上書光緒提出立即變法改革，不做亡國奴。後來，光緒皇帝召見了這位呼籲變法的民間高人，兩人經過一番談論，光緒皇帝下定了變法的決心，從而開始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變法維新運動。

戊戌變法的改革主張及失敗

康有為在得到光緒的肯定後，於是在1898年1月康有為上書《應詔統籌全域性折》，到了4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了保國會。 到了6月11日，光緒帝頒佈了"明定國是"詔書，也就說變法正式開始。變法期間，光緒帝陸續頒佈了近百道變法的昭令，

改革的主要內容是：精簡舊的政府機構，採用君主立憲、裁撤腐朽的官員，任用維新派人士加深改革力度，鼓勵建立形式學堂，廢除八股文，創辦報刊、傳播新思想，興辦私人的企業，建立新氏陸軍海軍等，一場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運動在全國開展。

這場運動最開始慈禧太后是支援的，她也不希望大清就此玩完，改革能延續大清的統治當然是支援，那後來為什麼慈禧為什麼要鎮壓這場運動呢？話說，這改革自然是要破舊立新，必然會傷及一些守舊派的利益，這些守舊派的官員是慈禧一手提拔起來的，心自是向著慈禧太后的，改革中辭掉了這些守舊的官員，他們必然會找慈禧大倒苦水，說維新派怎麼不好，破壞祖制等等，

這些小的方面慈禧為了顧全大局都忍了，關鍵的是這些維新派採用君主立憲制，削弱皇權，並秘密聯絡袁世凱，讓其準備派兵包圍頤和園，企圖硬奪權，作為保守派的慈禧哪還能容忍，結果慈禧先下手，於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禁於瀛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逃往國外避難，譚嗣同、劉光弟、張銳等六人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歷時103天的維新變法宣告失敗。

戊戌變法失敗的主因分析

有很多認為戊戌變法失敗的主因是，袁世凱向榮祿告密，從而導致了變法維新的失敗。其實不然，首先，袁世凱的新軍只有7000人，況且還遠在天津，而當時直隸總督榮祿駐地就在天津，時刻盯著袁世凱，袁世凱又是榮祿舉薦到天津操練新軍的，

怎麼著袁世凱也不能夠忘恩負義殺了榮祿，去頤和園擒慈禧太后。況且袁世凱這老謀深算人，怎麼看都是慈禧太后的勢力大些，光緒帝心腹都是一些沒有從政經驗的維新派，一個有實權或者掌控軍權的人都沒有，就算最帶兵去也死路一條，變法失敗和袁世凱告不告密關係不大。

第二個再來看看這個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國學大師章臺炎在康有為70大壽的時候評價他說“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而章太炎也曾參加過維新運動，可以說他對康有為的主張看的是很清楚。康有為將慈禧太后、榮祿、徐桐、剛毅等人譽為保守派，自己是維新派，還被稱為康黨、康聖人，他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守皇派 ，從他的作風中就可以看的出來。其在變法之前拼命的參加科考希望進入仕途，當袁世凱稱帝后，他罵袁世凱是不忠不義之徒，不保光緒帝自己當皇帝。

再到張勳復辟溥儀再登基，康有為那是雙手贊成，還跑到溥儀哪裡去當個什麼首席內閣大學士，當溥儀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後，康有為說“挾兵逼宮“，“何以立國？，次年，又跑去天津覲見溥儀。他在國外流浪的時候，口稱有光緒的“衣帶昭”到處招搖撞騙，招募的錢財都進了自己的口袋。可以說康有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保皇派，保滿清派。而他的那些改革雖然有些創新有些影響，但是都不是徹底的拔出，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之上做出的改動。康有為為的是自己能夠升官發財，並不是什麼真正的維新改革派，更不是什麼為國為民的大聖人。所以這就是戊戌變法的先天不足。

第三個看那些負責改革的康門弟子。康有為自己中了進士，官職也就個六品官，梁啟超中國舉人沒有職位，辦公報紙教過書，在製造社會輿論方面在行。而被光緒提拔到軍機處，負責改革的中堅力量，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也僅僅是四品官員，沒有一個是有過處理政務經驗的，也沒有一個有軍權或者封疆大吏參與支援，

唯一的靠山就是光緒皇帝，同樣沒有軍權實權也不大。為了湊錢還各國欠款，譚嗣同還提出過，要把新疆賣給俄國，把西藏賣給英國，覺得這是無用之地。可見，這樣一個沒有高階官員、將軍參與，而是靠 一腔熱血的小官主導的改革，能夠讓那些守舊派的高階官員去遵守執行？這難道不是痴人說夢。

第四個是自己手上沒有兵還有去奪權。維新派在改革中受到了守舊勢力的阻撓，不去繞著灣走，偏要仗著光緒帝給的權力，去得罪那些慈禧太后手下的人，難道他們不知道光緒帝的權力是慈禧給的嗎？守舊派跑到慈禧哪裡去告狀，光緒提醒他們注意，他們不以為然卻要來硬的，覺得慈禧就是阻撓他們改革的最大絆腳石，要除掉絆腳石。手上沒有掌有軍權的人，卻找的是隻是對維新派有好感的滑頭袁世凱參與政變，不曾想卻被慈禧反手一擊，他們還沒有還手之力，逃的逃被殺的被殺。非要急功近利拿雞蛋去碰石頭，難道就不能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去改嗎！

結語

戊戌變法作為中國由封建主義，改向資本主義、君主立憲的政體，是有他積極一面的，但是急功近利操之過急，沒有主政的強勢人物支援。縱觀，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那個沒有得到主政者的大力支援，“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都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支援，反觀戊戌變法，獲得支援的光緒皇帝，不過是慈禧手中的擋箭牌，簽字蓋章之用，真正實權人物慈禧卻被他們給得罪了，所以註定戊戌變法會失敗。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等，是晚清時期一次很重要的革新運動。當時，清廷內憂外患，前途渺茫，而有識之士開始尋求變革，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透過光緒帝倡導學習西方的求新求變熱潮，提倡發展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推行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因而嘗試著推行變法。

光緒皇帝（劇照）

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試圖更新朝政；二是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力圖透過經濟改良來提振經濟；三是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並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四是創辦報刊，開放言論，傳播新思潮；五是訓練新式陸軍海軍，意圖透過革新軍制來加強軍力；六是在科舉考試中廢除八股文，以此來選拔新型官員，去除衙門中的庸官。

康、梁等和光緒皇帝所描繪的變法圖景是很美，很吸引人的，可是，他們的期望太高，務實措施太少，以理想化的政治期望來代替現實的政治步驟，低估了保守勢力的巨大反撲能量。結果，由於變法嚴重損害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守舊派的根本利益，從而遭到慈禧太后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的強烈抵制與瘋狂反撲。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逼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斬殺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戊戍變法只延續了103天，便在保守勢力的反撲下徹底失敗了。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它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革新運動，它推動了愛國救亡思想的傳播，推動了思想政治改革的展開，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啟蒙運動；變法促進了思想解放，喚起了民眾的革新意識，開啟了對舊思想舊制度的反思和批判，促進中國近代社會邁開了革新的步伐。

康有為和梁啟超

第一，變法前的局勢

（一）愛新覺羅·載湉直到親政後，仍無法真正掌控朝中權力，慈禧太后一直在掌控朝局。

載湉是慈禧皇太后親妹妹葉赫那拉·婉貞的親兒子，他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被兩宮皇太后立為帝，由慈安、慈禧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兩宮垂簾，本為“一時權宜”之舉，西太后曾保證“一俟嗣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2冊）而且，光緒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再次重申歸政之意，並宣佈“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舉行親政典禮”。（《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

表面看來，慈禧太后信守諾言，是有意擇機讓光緒親政，可是，實際上，慈禧太后是在預謀能在光緒帝親政後她仍可以有效的方式操縱清廷大權。對此，皇室中的醇親王奕譞是心領神會的。奕譞在兩年前的“甲申易樞”取代很有威望的恭親王奕訢掌管中樞，成了慈禧的心腹。他了解慈禧，知道慈禧是不會完全放手讓光緒帝親政的，於是，他曾上奏懇請慈禧太后“訓政”，並請求以當時體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這正是慈禧太后所想要的，於是，慈禧太后接受奕譞的訓政請求。不久，禮親王世鐸也討好慈禧，就訓政的細則奏報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包括“凡遇召見引見，皇太后升座訓政”一條，這其實與垂簾聽政沒有任何區別了。

光緒十三年（1887年）正月，表面上看，是載湉正式親政，其實，是慈禧已經佈局好了光緒帝親政後慈禧的訓政方式，光緒帝名為親政，實乃仍受西太后垂簾掌控。而且，慈禧太后還把她的內侄女都統桂祥女葉赫那拉氏嫁給載湉做皇后，即後來的隆裕太后。這等於使”訓政“有了雙重保險。

光緒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冊封皇后，二十七日大婚。光緒帝正式親政，表面看，慈禧太后遵守舊制，皇帝一大婚，便讓其親政。慈禧遵守祖宗之法，而且，她還立馬搬出皇宮到頤和園去“頤養天年”。

但是，這只是表面現象，慈禧是不會真心把朝中權力真的交給光緒帝的。她在歸政前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確保她仍能掌控大權。

首先，慈禧太后在文武官員的任命上多是重用效忠於她的人，光緒帝親政時，其屬下大臣皆是慈禧太后聽政與訓政時的朝中重臣，光緒帝說話根本不管用。

其次，慈禧太后將光緒帝的讀書處由毓慶宮改在頤和園附近的西苑，慈禧要求光緒帝每日到頤和園向她請安，而這讓慈禧很方便對緒帝的動向進行監視，這使得光緒帝在親政後每逢欲處理朝中大事，皆需向慈禧“稟白而後行”。

再次，慈禧太后還利用光緒帝的皇后，以及光緒帝身邊的太監、宮女等及時通報訊息，掌握光緒帝的動向，以便及時採取應對措施。一個剛剛親政的年輕皇帝，是鬥不過歷經朝局風雲的老辣皇太后的。

不過，光緒帝畢竟年輕氣盛，雄心勃勃，且很有獨立心態和想有一番大作為的心思，儘管慈禧太后對其採取了各種箝制措施，但親政後的光緒帝感覺自己長大了，成熟了，不再那麼服慈禧的管教了，他很想能實施他的政治抱負，於是，光緒帝便與慈禧太后逐漸有了矛盾，兩人的政見分歧越來越大。

（二）光緒帝力主拒和主戰，甲午對日海戰失利，這更使光緒帝堅定變法的決心。

光緒十六年（1890年），駐美公使張蔭桓自美國歸國。載湉很想了解外面的形勢，於是，急切召見張蔭恆，詢問國外情況。接著，載湉從駐日公使參贊黃遵憲要來《日本國誌》，還閱讀了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他一方面對中國積貧積弱狀況有較深入的瞭解；另一方面，對日本明治維新開始感興趣，留意並進行研究。

光緒帝朝服像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農民戰爭爆發，日本藉口保護僑民，增兵北韓，蓄意挑起中日戰爭。此時，光緒帝和他身邊的大臣開始感到日本對中國的挑釁，因而積極籌備抗擊日本的戰爭準備。

光緒帝多次下詔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備戰守事宜，並命南洋各督撫大臣預為籌備，可是，此時的朝中重臣李鴻章感到中國積弱，很難與日正面抗衡，於是，想懇求列強出面幫中日調停，李鴻章這是想借力“以夷制夷”。然而，光緒帝並不贊成李鴻章的做法，他於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禮部尚書李鴻藻參與軍機處事宜，與諸軍機大臣會商中日北韓爭端。翁、李二人提出備戰禦敵之策，獲認可。次日，兩人與諸臣聯銜向光緒帝遞上《復陳會議北韓事宜折》。有了這一折子，光緒帝主戰信心更強，他再次下詔令李鴻章抓緊軍事部署。

可是，就在李鴻章與光緒帝因意見不和仍處於磨合時，本已做好了發動戰爭的準備。於六月二十三日，北洋海軍“濟遠”“廣乙”艦護衛“高升號”輪船運兵行至豐島海面，早已備戰的日本海軍突然發動襲擊，擊沉“高升”號輪船，挑起豐島海戰。至此，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已成事實，此時，滿清朝野上下主戰禦敵的呼聲日趨高漲，光緒帝也毅然決定對日宣戰。

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光緒帝釋出對日宣戰“上諭”。載湉強調：日本事先挑起事端，侵略挾制北韓，恐導致事件難以收場，因而清廷必須出兵討伐。

可是，此時的李鴻章仍然猶豫不決，而光緒帝一方面警示李鴻章不要貽誤軍機；另一方面直接下令在北韓牙山南路的葉志超與進入北韓北部的清軍夾擊侵朝日軍。

為了籌集軍餉，支援與日作戰，光緒帝下令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去修頤和園的經費，但是，李鴻章卻陽奉陰違，並沒有按光緒的旨意辦，他知道聽慈禧的更重要。

清廷重臣與皇帝，與前方戰將心思不一，加上匆忙應戰，致使接連戰事失利，牙山戰役失利，平壤之戰戰敗，鴨綠江江防之戰失利，日本乘勢發動了遼東戰役，連陷九連、鳳凰諸城，後來連大連、旅順也相繼失守。之後，又佔據威海衛、劉公島。中國軍艦被奪，海軍全被擊潰。

戰敗了就失去了外交主動權，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到日本談判，他堅持“宗社為重，邊徼為輕”的宗旨，與日方草簽了屈辱的《馬關條約》。

光緒帝還是很有骨氣的，見李鴻章草簽的條約內容苛刻，便以割地太多為由，拒絕簽字用寶。條約一事訊息傳出，愛國官員和文人學士非常憤怒，掀起了上書潮，拒絕接受條約。而光緒帝想以遷都為由與日本週旋，他自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於是，他帶著這方案至頤和園請求慈禧太后接受此方案，可是，卻遭到慈禧的拒絕。

接下來，四月初八日，便發生了朝中重臣群起逼迫光緒在條約上簽字的事。軍機大臣孫毓汶拿著李鴻章從天津送來的和約稿本，會同權臣奕訢等人，一起逼迫光緒帝簽字，而慈禧太后也傳來指令，要光緒務必批准和約，光緒帝十分無奈，他“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涕”，最後被迫在《馬關條約》上籤了字，次日，實在頂不下去了，他在合約上用寶。

應該說，光緒帝是反對和約的，而慈禧、李鴻章和奕訢等掌握朝中實權的人卻是接受和約的，清王朝割地賠款便是由慈禧、李鴻章等這幫求和派造成的。朝中的局勢讓光緒帝徹底失望，他開始思變，另找出路，以挽救清王朝。

光緒皇帝

第二，光緒帝在康有為等的推動下，推行變法

當時，民間反和約的聲浪高漲，而文人舉子衝在最前面。四月，康有為聯合在北京參加會試的1300名舉子，上書都察院要求拒和、遷都、變法，這便是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緊接著，康有為又撰寫了呈給光緒帝的第三書，經都察院轉呈。五月十一日，光緒帝收到了康有為的這份奏摺。

此時，因甲午海戰失利而痛心不已，因被逼簽字用寶接受和約而痛悔內疚的光緒帝，亟切需要找到雪恥之道，需要有人告訴他強國的方略，而康有為的奏摺恰好迎合了光緒的這一需要。在奏摺中，康有為詳細闡明瞭“富國”“養民”“教民”“練兵”等措施，提出了變法的具體內容，並強調務必“及時變法”，提出“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以雪國恥，而保疆圉”的主張。

康有為的奏摺讓光緒帝看了實在太高興了，光緒帝立即令近臣抄錄四份副本，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存軍機待日後發交各省督撫討論，一份存於乾清宮南窗小篋，一份存勤政殿以備隨時覽閱。六月，康有為與梁啟超在北京組建了“強學會”。康梁逐漸靠近政治中心。

此時，沙俄誘清廷官員簽訂《中俄密約》，攫取中東鐵路權，將侵略勢力伸入東北三省；不久，鉅野教案發生，德國以此強佔膠州灣，引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狂潮。清廷日益衰弱，光緒帝心急如焚，他越來越想與有新辦法的人接觸，在帝黨官員的幫助下，光緒帝加緊與康有為等人的會面。

在光緒帝與康有為的交集中，帝師翁同龢起了相當的作用，翁同龢向光緒帝介紹康有為的才華，並陪光緒帝召康有為問話。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為被請到總理衙門西花廳問話，翁同龢參與問話，並將康有為所陳言之變法主張整理後向光緒帝彙報。自此，光緒帝命大臣今後對康有為上呈條陳不得阻攔，需即日進呈，不得積壓。在康有為應召被問話後的第五天，康有為呈上了給光緒帝的“第六書”。

在此奏摺中，康有為提出了“下詔定國是”的建議，強調中國變法“莫如取鑑日本之維新”，而維新的要義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二曰開制度局於宮中”；“三曰設待詔所”。（《戊戌變法》第2冊）這份奏摺有措施有內容，大大加強了光緒帝推行變法的決心。

光緒帝與康有為、梁啟超

自此，康有為開始支援光緒帝推行變法。

二月二十日，康有為第七次向光緒帝上書，他建議光緒帝以俄國彼得大帝為榜樣，以君權厲行變法，自上而下搞變革。三月二十七日，康有為等人組織了保國會，由御史李盛鐸領銜組織，而這開始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守舊大臣開始攻擊保國會。稱其為“名為保國，勢必亂國”，他們還想追究入會者的罪責。可是，光緒帝則極力維護保國會，他指出：“會為保國，豈不甚善！” 支援康有為等，打擊了朝中的頑固勢力。

自四月份起，光緒帝帝接連採取了種種措施來推行維新變法：

首先，光緒帝派宗室王公出洋遊歷，親王、貝勒由他親選，而公以下人員由宗人府保薦，力圖透過派宗親去海外遊歷來開闊他們的眼界，讓他們接受維新觀念。

其次，光緒帝特意召見康有為，命其充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授權和支援康有為來推行維新運動。

再次，光緒帝頒佈“定國是詔”，掀開了“百日維新”的序幕，開始推行革新。具體措施是：其一，載湉下詔建立京師大學堂，革新教育 制度；其二，陸軍改練洋操，效仿外國軍隊的訓練方式；其三，在科舉取士方面，規定自下科始，鄉、會、歲科各項考試，皆改試策論，六月，詔改定科舉新章；其四，下詔令八旗兩翼諸營，均以其半改習洋槍，讓八旗兵學習使用西式武器。其五，七月，下詔裁去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祿、太僕、鴻臚諸寺，將權力並歸於內閣，並由禮、兵、刑部兼理之。

此外，為了授權給協助他的帝黨親信，光緒帝賞內閣侍讀楊銳、中書林旭、刑部主事劉光第、江蘇知府譚嗣同並加四品卿銜，參預新政。還有，他詔令袁世凱至京，想增加革新派的力量。他還支援維新派於上海創辦《時務報》，以汪康年為總理，梁啟超為總主筆。

在當時保守勢力仍畢竟強勢的狀況下，光緒帝能推出這一系列的維新措施，確實是非常難得的。這既體現了光緒帝推行改革措施的強大決心，同時，又開始對保守勢力和守舊體制發起攻擊，而且，在文教方面，在文化方面，在思想方面，掀起了新的氣象，這對於提倡新學，傳播新思想，革新舊文化，傳播新的政治觀念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可是，在光緒皇帝所釋出的新政詔令中，凡是對守舊勢力的根本利益不利的，都會遭到朝中保守大臣的抵制和反對，朝中的頑固派大臣對光緒皇帝陽奉陰違，唯“懿旨”是尊，甚至明目張膽地阻撓新政的推行，光緒帝的變法詔書由於沒有能有效向下頒行，根本就沒有聖旨的效力。

原本，大多數新政詔令已經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了，而由於皇帝其實尚沒有能有效掌控朝權，因而，光緒帝其實是受到了慈禧很大的制約的。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守舊勢力一直在採取措施阻撓新政的推行。比如，光緒的老師、他所信任的大臣翁同龢便因慈禧的干預被開缺回籍；再如，慈禧太后還脅迫光緒帝宣佈，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官員，皆須到頤和園向慈禧謝恩， 慈禧以此來控制朝中大臣。還有，慈禧太后還把他的親信大臣安置在重要官位上，比如，她派她的親信榮祿去署理直隸總督，以控制京津一帶的兵權。光緒帝又是也採取了一些反擊措施，比如，他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6人全部革職，並獎賞王照；他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並賞給四品卿銜，讓他們參加推行新政。

慈禧太后

更有甚至，光緒帝還將阻撓新政推行的李鴻章逐出總理衙門。而光緒帝的這些反擊措施其實已經觸犯了慈禧的底線，這使慈禧再也不能對光緒帝進行忍讓了，慈禧開始記恨光緒帝，而京津一帶也傳出了慈禧太后要利用光緒帝到天津閱兵的時機廢了光緒帝。

天津閱兵日期的迫近使光緒帝驚慌不安，光緒帝於七月二十八日交給內閣候補侍讀楊銳楊銳一道密詔，稱：“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戊戌變法》第4冊，第145頁。）

從這一道密詔可以看出，光緒帝對當時朝中的局勢，對該採取的措施，但慈禧的認識，以及對於自己的危險處境心理是很清楚的，而且，也敢於堅持變法，並想讓康有為等積極一搏。

康有為等見密詔之後十分感動，捧詔痛哭，但皇權實乃由慈禧把持著，朝中的大權也掌控在李鴻章、榮祿等手裡，維新派其實很難有所作為。康有為等思來想去，只能靠東交民巷的公使館和曾參加過強學會、後來握有新建陸軍兵權的袁世凱身上。可是，使館區的各國公使只是虛表“同情”，並不願干預清廷朝中的大事。康有為等無路可走，只能冒險走最後一條路，拼死一搏。他們策劃了兵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后的計策。

該計策的具體實施辦法是；其一，康有為等敦請光緒帝於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並破格重賞予其侍郎候補；其二，物色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為捕殺慈禧太后的人選；其三，由譚嗣同於八月初三日夜訪袁世凱，鼓動袁世凱先誅榮祿，再率兵圍頤和園。此中，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比較有見識，他得知計劃之後，急忙進京找到康有為，認為袁世凱不可靠，計劃行不通，他便到日本去了。

袁世凱表面上答應了譚嗣同，願意配合，他還在八月初五日再次受到光緒帝召，之後，他便趕到天津向榮祿告密，將維新派圍頤和園捕殺慈禧的計劃和盤托出。榮祿大驚，連夜趕到京城，向慈禧太后密報。

慈禧太后得報之後，深夜從頤和園回到皇宮，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佈重新訓政，並立即下令緝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康有為很滑頭，在政變發生的前一天便逃離北京，而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六君子”卻於八月十三日被殺於北京菜市口。

戊戌政變徹底摧毀了維新派的夢想，慈禧太后舉行臨朝訓政禮，將光緒帝囚禁於中南海瀛臺涵元殿。至此，“百日維新”徹底失敗，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守舊勢力完全掌控了朝局。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試圖以其取代載湉，史稱“己亥建儲”。但是，西方國家在華的勢力不支援慈禧改立溥儁為“大阿哥”，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去“大阿哥”稱號，載湉的皇位勉強被保住了，後來，載湉在最後十年一直被幽禁，不過，他仍然堅持鑽研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書籍，似乎是想與慈禧熬著，想以年輕的優勢等待機會再搞變法。

光緒在日記中曾寫道：“我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覺得老佛爺一定會死在我之前。如果這樣，我要下令斬殺袁世凱和李蓮英。”可是，這段日記被李蓮英發現了，他立即報告了慈禧，說：“皇上想死在老佛爺之後呢！”慈禧聽了，恨恨地說：“我不能死在他之前！”（《光緒屈辱哀怨的一生》，中國網[引用日期2013-12-07]）可是，1908年11月14日（農曆十月二十一日 ）酉正二刻三分，載湉撐不下去了，去世了，終年38歲。而在一天後，1908年11月15日（農曆十月二十二日 ），慈禧太后也死了，光緒死在了慈禧之前，後來，人們發現光緒是被毒死的，但誰下毒，幕後指使的是誰？一直沒有確切的結論。溥儀過繼給載淳，同時兼承光緒帝之祧，一人祧兩房，繼承皇統，當他終於沒有能維持住清王朝。

“百日維新”

第三，“百日維新”為什麼會失敗呢？

首先，從光緒帝的政治策略來看，他缺乏政治手段，而且，推行變法操之過急。

一是在沒有完全掌控皇權的局勢下，冒然推行損害保守勢力利益的大變法，這得罪了保守派，又得不到慈禧的支援；二是沒有能掌控朝權，在朝中，光緒帝起先重用翁同龢等，但翁被罷官後，光緒都重用康梁等一幫文人出身的新官，沒有根基，沒有靠山，沒有政治經驗，當然鬥不過李鴻章、榮祿等老奸巨猾的權臣；三是對政治投機者袁世凱認知不足，康梁等對袁氏這位一貫搞政治投機的野心家的認識太膚淺，輕易相信了他，結果釀成大禍；四是光緒帝沒有能掌握軍權，慈禧太后利用他的親信榮祿掌控著兵權，而慈禧便可以安心待在頤和園，一有風吹草動，榮祿便可以出兵保護慈禧，光緒帝手中沒有兵權，搞變法必然是要失敗的，可況他要對付的是老辣的慈禧太后。

其次，推行變法的一幫人對變法的複雜性認識不足，不分輕重，推行變法太猛了。

光緒帝所重用的康梁等人，有高度的愛國熱情，對皇帝也很忠誠，對變法的信心和決心很大，但是，他們對變法的複雜程度和必將帶來的嚴重後果都瞭解不足，光有膽識、決心和熱情，缺乏可行性的分析和循序漸進的實施方案，急於求成，太理想化了，沒有考慮到頑固守舊勢力反撲的危害性和嚴重性，因而，使變法導致失敗。西方國家近三百年才形成的體制，日本走了30年的路才建立的體制，清朝的維新派想在近十年，甚至幾年時間就想完成，這怎麼可能呢？康梁等太理想化了，維新派長於書齋，缺乏實際政治鬥爭經驗和出色的組織管理能力，他們對變法的複雜性、艱鉅性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把嚴酷的政治鬥爭簡單地看成只“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對中國國情、對封建勢力阻撓破壞變法的嚴重形勢估計不足，對帝國主義本質也認識不清，企圖依靠英、日去抵制沙俄。康有為極力建議光緒“設法和英國締結同盟”，這太不切實際了，所以，維新派的變法只是一種天真的嘗試而已，註定是不能成功的。

再次，變法的思想準備和革新意識的傳播不夠充分，致使變法成了光緒帝和他身邊幾位文人大臣自己圈子裡的事，得不到廣大民眾和中下層階級的支援，變法必然失敗。

任何變法都是革命，是一場涉及不同階級、不同階層利益的社會變革。所以，變法必須喚醒各階層人士，動員起強大的階級力量來對變法進行支援，才能使變法獲得成功。可是，戊戌變法不但思想準備不足，而且，更沒有能把變法和變革思想轉化為進步階級的利益訴求，沒有能形成滿足先進階級需要的 變革思潮和改革措施，所以，光緒帝等的辦法必然失敗。

維新派變法的理論依據主要體現在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舊，後者則在立新。康有為借用孔子的權威，打出託古改制的旗號，其本意是想減小變法的阻力，但其結果卻適得其反。首先，康氏學說遭到頑固派的強烈抵制，保守派攻擊康梁是“偽六籍而滅聖經，託改制而亂成憲，伸民權而無君上，實屬士林敗類”。其次，康梁學說也為洋務派所反對。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攻擊康梁“邪說暴行，橫行天下”，而張之洞的觀點影響了一大幫有新觀念的大臣也不接受康梁的維新變法思想。再次，康梁的“託古改制”的思想理念使大多數士大夫，包括政治上同情維新派的帝黨官僚，也受能接受，因而，在思想意識上，康梁的變法思想是很孤立的，沒有辦法獲得廣泛的支援，因而必然失敗。

此外，變法的基本思路是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來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並寄希望於洋人幫助中國變法，而這種思路和行為與民眾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容易被認為是對洋人的奴性心態。

維新派沒能啟蒙民眾，沒有能讓老百姓知道為什麼要變法，反而給老百姓一個印象，維新變法是搬用西方制度，而這與當時人們對於外敵的仇恨觀念極不協調，所以，老百姓對於變法是很陌生，甚至反感的，而沒有老百姓的支援，變法就沒有民眾根基，必然失敗。

最後，變法太超前了，不符合本土實際狀況，必然是“水土不服”。

維新派把實現君主立憲作為變法的戰略目標，要求變官制、削君權、開議院並立即實行，這是一種不顧國情、脫離實際的超前行為。議院制在西方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不斷完善。日本設議院也是在維新派執政20多年以後。而在中國，“議院”一詞傳人僅10來年時間，根本沒有實現的條件和基礎。所以，康梁等的一些主張太超前了，太不切實際了。比如，康有為提出開制度局準備接管總理衙門及軍機大臣的權力，這讓朝中百官感到莫名其妙，軍機大臣們公開抵制，張之洞更是說:“民權之說，有百害而無一益。”維新派不切實際的綱領，不僅沒有能夠團結更多的力量，反而孤立了自己，成了受眾臣攻擊的少數派。光緒帝和康梁等，這也太超前了，超前得沒有根基，變法失敗是必然的。

戊戌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基本上在於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在胡搞一氣，不過，還有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清王朝的政治制度和變法的根本目標完全矛盾、不可調和，即便是慈禧太后在1898年的夏天突然嚥氣病故，光緒真正執掌了大權，這個變法也不可能成功，終究是會以某種形式失敗的。

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實際上完全缺乏政治頭腦，根本就無法駕馭複雜的政治形勢，戊戌變法的速敗是理所當然的。康有為等人盲目照搬照抄俄國、日本的變法模式，把光緒想象成為一個彼得大帝式的鐵腕人物，幻想著靠光緒皇帝的詔書來改變古老的中國。

從光緒皇帝自6月11日下達《明定國是詔》，到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光緒皇帝下達了一百多道有關變法的詔書，推出了大量的變法措施。這些措施推行的太快太急，一點緩衝鋪墊的餘地都沒有。像什麼廢除科舉，設定學校，獎勵工商，修路開礦，裁撤綠營，編練新軍等等，都是影響到全國上下無數人基本生計的重大改革事項，在沒有經過認真討論研究的基礎上就匆忙推出，只會搞得人心惶惶，同時讓維新派把天下人都得罪光。

在這樣的情況下，慈禧發動政變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戊戌變法的失敗也理所當然。

不過，即便是清朝的最高統治者願意變法，卻也難以逾越“祖制”的障礙，最終還是會歸於失敗。

庚子事變之後，慈禧也開始“變法”，而且變法的力度一點也不比光緒小，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就被慈禧廢除了，光緒當年推出的很多措施在慈禧這裡都落實了。有些光緒沒想到的，慈禧也給辦了，比如設定資政院、諮議局、責任內閣，以及“預備立憲”等等。

但是，慈禧的變法在遇到是否限制皇權這個最關鍵的問題時就進行不下去了。滿清統治集團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限制自己的權力的。

如此一來，慈禧的變法就如同光緒的變法一樣，最終還是要歸於失敗的命運。而滿清王朝本身也難以逃脫最終覆亡的命運。

光緒和維新派的人，太過書生意氣，換句話說，就是隻有規劃的能力，卻沒有執行力。

光緒和維新派的人，沒有徐徐圖之的想法，太過倉促和急迫。光緒和維新派的人觸動了其他人的蛋糕。光緒和維新派的人沒有推動變法的力量。

戊戌變法失敗主要是倆方面原因:一是維新派的自身的侷限性，他們沒有廣泛的發動群眾，只把成功的希望寄託在沒有實權的封建君主身上，沒有實權也沒有軍隊的擁護，脫離群眾，甚至懼怕群眾，本身資產階級經濟基礎薄弱，所以不敢否定封建主義，還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二是以慈祥為首的頑固派勢力強大，他們阻撓維新變法，以致維新變法只能維持103天。

變法的主導者負有很大的責任。

首先是康有為，他做事看人的格局太小，百日維新的時候，可以說他只是一個天真的改革者。自以為自己看到了所有改革的兇險，可沒想到他所看到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

他在選人上也有大問題。孤擲一注的把所有希望和政治理想投到了光緒帝身上。可誰知光緒帝自己本手就優柔寡斷性格懦弱。最根本的是他根本就沒有權利。那時候的光緒可能還不知道自己是個傀儡，可外人幾乎都看的出來，唯獨康有為這幫外人沒有看出個分明。

當時康有為在京城辦強學會。李鴻章送來3000兩贊助費，可沒想到康有為當著眾人的面，把李鴻章的錢給退回去了，還嘲弄了一番李鴻章，說他是頑固派中最臭的石頭云云。另一邊又對袁世凱歡迎有加，還邀請他做強學會會長。到後來還想叫袁世凱出動軍隊，包圍頤和園，發動政變。可誰不知道，袁世凱是基本上個李鴻章差不多，都是在官場上摸爬多年的“老油條”。精通謀略手段。

在第一次朝堂議事時。與頑固派大臣破口大罵。還楊言變法就是要殺一兩個一品大員才能成功。我想這樣的狂話，慈禧也很少說吧。何況還是一個剛剛步入官場的新人，一來到就公開楊言要殺慈禧的親信。

從改革措施上，更能看出康有為的狂妄和天真。別人改革都是從小處改起，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慢慢輻射。康有為不同，一上來就要啃硬骨頭，廢除科舉和精簡官吏。這兩件事在當時來看都很有必要要做。但這兩件事無疑是最難做的。想想康有為依靠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就像去做成這些事，可能嗎？並他一句話一道公文，就搶走數萬人的出路，實際嗎？

當然，我們不能說百日維新的失敗，根本原因在康有為身上。但我想說，作為變法的核心人物，作為變法的直接負責人，康有為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變法維新觸犯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利益，他們策劃和發動了一場扼殺維新運動的政變。

當時，對於光緒皇帝的變法詔令，除湖南巡撫陳寶箴認真執行外，其它各省的官員都陽奉陰違，把光緒沒有放在眼裡。兩江總督劉坤一聲稱沒有收到詔令，兩廣總督譚鍾麟乾脆不理睬，這就使光緒的變法法令大都成了一紙空文。

慈禧在光緒頒佈“明定國是”詔書的第四天，就迫使光緒下令免去翁同觚的軍機大臣等一切職務，驅逐回籍，以此孤立光緒。同一天，她又迫使光緒下令，提拔二品以上的大臣，要到皇太后面前“謝恩”，使光緒無法破格任用維新派人物。慈禧還強迫光緒下令，任命她的親信榮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派心腹把持了北京城和頤和園的警衛權，做好了政變準備。

榮祿指揮的北洋軍隊有三支，分別由董福祥、聶士成、袁世凱率領。袁世凱曾經加入過強學會，口頭上支援維新運動。北洋軍奉榮祿命令調到北京城附近，政變一觸即發。光緒皇帝十分緊張，從皇宮裡叫人帶出密詔，讓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商量對策。康、譚等人看完密詔後，抱頭痛哭，但又想不出一點辦法。他們幻想得到帝國主義的幫助，但帝國主義看到維新派敗局已定，只對光緒表示“同情”。康、譚等人把希望就全寄託在袁世凱身上。

9月18日深夜，譚嗣同一個人來到袁世凱住的地方，勸袁殺掉榮祿，解救光緒。袁世凱表面上答應，並說：“殺榮祿就如同殺一隻狗一樣。”然後，袁世凱馬上回到天津，直奔總督衙門向榮祿告密。榮祿大驚失色，立即專車赴北京,向慈禧報告。

9月21日凌晨，慈禧經過佈置後，突然把光緒皇帝控制，並囚禁在中南海的瀛臺，隨即釋出訓政詔書，宣佈“臨朝聽政”。這就是戊戌政變。

慈禧囚禁光緒帝以後，接著下令搜捕和屠殺在北京的維新派人士。康有為在政變前一天，按照光緒帝的旨意離京赴滬，由英華人保護逃往香港。政變當天，梁啟超躲進日本公使館，後來在日本人掩護下，化裝離京，逃到日譚嗣同曾經有機會逃走，但他堅持不走，他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並說，各國變法都有流血犧牲的人，而中國還沒有因為變法而流血犧牲的人。這就是國家衰弱的原因啊。如果有這樣的人，就從我譚嗣同開始吧！慈禧抓住了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等六個人，並把他們在北京菜市口殺害了。人們把他們稱為“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在臨刑時，大聲誦讀絕命詩：“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現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其他參預變法的官員有的被罷官，有的被放逐，有的被監禁。新政中除京師大學堂被保留外，其餘全部都被取消。

戊戌變法，失敗是因為急於求成。這主要體現在兩點。

第一，沒有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援。比如忽視了慈禧太后的支援，以為有光緒皇帝支援就夠了，這在政治上顯然非常不成熟。同樣因為政治上的不成熟，改革派對保守派官員打擊面太大，而對像李鴻章這樣的潛在的改革派也沒積極爭取，最後導致勢單力孤，陷入被動。

第二，急於求成，考慮不夠充分，改革詔令倒是下了不少，但是效果很差。比如科舉改革，廢除八股，改考策論，既沒做好宣傳，又沒給學了大半輩子八股的舊文人做適當安排，這種情況下貿然改革，當然是阻力重重，很難成功。

最後來看1901年開始的清末新政。可以說犯了雙重失誤。

第一，改革措施無主次，沒有體系。這次改革因為經過了甲午戰敗、庚子賠款，政府壓力很大，改革更加迫切，結果各種新政措施包括教育改革、軍事改革、經濟改革、警察制度新型律法等等，一股腦推出。完全沒有先後主次，非常混亂。而且各項新政措施都需要增加開支，這無形中就又增加了政府財政壓力，加大了老百姓的負擔，各種稅收、攤派引起民間反抗，大小規模的抗糧、抗捐風潮遍地都是，湖南搶米風潮、山東萊陽抗捐風潮，更是震動全國，動搖了政府的統治基礎。

第二，改革缺乏堅強領導，政治能力不強。當時最高統治者慈禧雖然有政治手腕，但是眼光太封閉，也缺乏進取開拓精神，新政改革只是迫於形勢，動力不足。1908年慈禧和光緒去世後，攝政王載灃駕馭不了局勢，缺乏妥協各方關係的能力。當時，社會上既有立憲派，又有革命黨，各方利益主張不一，而清政府大權則已經大大衰落。

這個時候要講究政治智慧，該妥協的時候要妥協，該讓出權力就要讓出一些權力。但是清政府不僅拒絕了立憲派立即召開國會參與政權的要求，而且組成的內閣絕大多數是皇族，讓社會各界對改革誠意徹底失望，加速了政權的滅亡。遲雲飛教授認為，如果當時清政府懂得妥協，讓梁啟超、張謇等三四位立憲派人士入閣，哪怕是暫時不給他們軍隊、財政等要害部門，只是裝點一下門面，社會上的不滿也會小很多，清政府的危險也就小一些，歷史甚至有可能會重寫。但當時的掌權人缺少這種政治智慧，結果大清政權最終壽終正寢。

你看，晚清歷史三次重要的改革都以失敗而告終，不是沒有原因的。最後我們把這三次改革失敗的原因總結一下，除了時代的侷限，改革者自身，還可以得出兩點教訓。一是改革一定要注意體系，既要全面，又要根據社會的承受能力，分清主次輕重，不能急於求成。二是要注意政治技巧，學會妥協，平衡好各方利益，爭取利益各方、絕大多數人的支援。清政府如果意識到這些，也就不會每次改革都以失敗告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