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來來，我們先從道家老子走起，老子的徒弟是尹喜，就是老子過函谷關時的那個人。尹喜的徒弟是王禪，又叫王詡，道上的人叫他鬼谷子或者玄微子，鬼谷子教出了縱橫家的代表人物張儀，和兵家的代表人物孫臏（當然孫臏是武學世家，不過仍然來向鬼谷子請教，可以看出鬼谷確實有那個資格）。

道家匯出了，縱橫家和兵家。我們再來說說儒家。

孔丘說過一句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本著這種精神，他去拜訪了老子(《師說》裡面說孔子有四個老師，分別是郯子（仁孝），萇弘（樂理），師襄（琴藝），老聃（問禮），老聃就是老子。），再說孔子的徒弟。從表面上看，孔子最喜歡的徒弟應該是顏回，可惜死的早。在一個就是曾參，深得孔子真傳，是儒家。不過孔子的徒弟並不都是天天講著傳播儒學，端木賜，字子貢，擅於經商。後來孔子的學說傳到孟子這一輩，提出了“性善論”。荀子自思覺得“性善論”並不妥，所以便走出了“性惡論”的路子（呀哈，還有這種騷操作，話說荀子的師傅普遍認為是墨家的一個人叫宋研。沒事，並不影響我的思路^o^。）也因為“性惡論”的看法，交出兩位法家的代表就不奇怪啦。（怎麼感覺通篇就這一句重要的，這一定是錯覺@_@）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其實諸子百家的思想並不是獨立的，而是互相融合，彼此影響，而那個時代的人，各有各的性格，並且都能做到將其貫徹，那時的文人，更加有點武夫氣息。所以百家與諸子就爆發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了。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荀子思想內部已經蘊含了法家的因素，二是李斯、韓非為了適應大一統的需要而發展了法家思想。

荀子提出“隆禮”、“重法”的主張。他把禮作為“治辨之極”：“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同時，荀子也意識到禮並不能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為善，“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這就需要賦予禮義以強制性，迫使人們必須去執行。因此，荀子在重禮的同時，非常強調法的重要性。他說：“隆禮重法則國有常。”“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這些不同的說法都是強調法是不可須臾離的，法與禮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荀子對法的重視是李斯、韓非發展法家學說的思想基礎。

《史記》記載，李斯的功名心很強，認為老師荀子的那一套道德教化無補時艱，也無助於自己出將入相，於是思想觀念轉向了法家。他給老師留了封信說：“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鶩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於是李斯就跑到秦國去遊說秦王了。所以李斯其實一個政治家或者說是政客，在思想方面建樹不多。

而韓非則是一個思想家，他比較了前期法家各派的學說，綜合出一套以“法”為核心，“法”、“術”、“勢”相結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論。

　　荀子是戰國末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作為大儒，自然弟子眾多，其中就有後來的秦國丞相李斯和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另外還有成為漢代丞相的張蒼也是荀子的弟子，可為名生眾多。但是，身為儒家代表，荀子又如何帶出來兩個著名的法家弟子呢？

1、荀子

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華人 。他是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時人尊稱“荀卿”。西漢時因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

荀子子於五十歲始來遊學於齊國，到襄王時代“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後來被逸而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家居蘭陵，韓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為他的兩名弟子為法家代表人物，使歷代有部分學者懷疑荀子是否屬於儒家學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國歷史上受到許多學者猛烈抨擊。

儒家的代表人物，跟孟子同一個時代，我們都知道還有荀子。荀子對於人性的描述，我想各位在閱讀的時候，一定會覺得比孟子更親切得多，更真實得多，更符合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真實現況，也就是「性惡」。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荀子．性惡》）

荀子說：「人生而有好利焉」，「人生而有疾惡焉」，當我們「好利」的時候，「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當我們「疾惡」的時候，「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這是我們比較常看到的現象，和一般生物界非常相像，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們看到更多的其實是弱肉強食。荀子指出了這個現象，我們一看就覺得非常真實，但是在他所看到的這個真實的現象底下，我們能做的是什麼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荀子提出他思想中最精采的部分，一個是勸學，一個是隆禮。因為有聖人出來了，他們是那些先知者，或先覺者，他們提出瞭解決之道，因為他們用後天的努力來調整自己（這就是勸學），以提醒我們、管理我們，幫我們把利益平均分配，然後把這個社會的公平極大化（這就是隆禮），然後我們可以過比較好的日子了。這就是荀子提出來的答案。

他的答案後來教出了兩個學生，都是法家人物，這兩個學生在當時的地位崇高，一個在思想（韓非），一個在政治（李斯），翻天覆地，改變了中國政治的狀況，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個統一的帝國，秦朝，然後迅速的滅亡了。

我講這個就是說，從這裡來看，荀子的影響非常大，然後他的學生把他的思想推進一步，再實踐出來的結果，居然是讓一個朝代快速壯大，卻又快速滅亡。這裡面原因何在，就非常值得我們來思考。

儒家和法家的核心思想的差別究竟在哪裡？是在一個滿口仁禮，一個滿口術法麼？我不這麼認為。有些人會覺得義（這個詞不好解釋，我甚至覺得無法原汁原味的翻譯成英文，大致就是“不論代價的所應該做的事”）和法會是衝突的——如果與我以大恩的恩人面臨死刑，我該去劫法場麼？實際上這應該是否定的（前提是法是正法，判罰執法也毫無缺漏）。孔子強調仁義禮，孟子強調仁義禮智，仁首先是第一位，而只有秩序以及規則才能夠給予廣泛的民眾以廣泛的自由與安寧，這正是大仁之所在，這正是大義之所在，故而法場不可劫（當然，人生會遇到矛盾，甚至是無法解決的維谷，這正是人的侷限性，孔孟的“為親隱”，便體現了“權”的藝術，揹著老父隱退深山之中，一輩子遠離人世，確實是大仁大義與小仁小義兩全了，大節小節俱不有損，方是最好的結局）。

這樣看來，儒家與用法並不違背。

荀子的儒家法古，韓非的法家講究歷史的進化論，貌似這是儒法的差別，但實際上孔孟卻不是盲目的法古者。中庸所載孔子有言“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這說明從周禮是孔丘比較後的選擇。以及我之前在總結儒家四書中的考證（引用自第二十一篇）“而儒家本身是講究變化和革新的，大學有言：“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明確的表現了儒家是在固守“根本的仁”的基礎上追求變化的。中庸記載孔子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鼮及其身者也。”，翻譯過來就是“生在現在，卻要盲目的使用過去的方法，墨守以前的陳舊道路，這種人一定會招來災禍”。可見儒學根本就不是盲目，守舊而僵硬的學問。”可見這亦不是儒法的差別。

那麼儒法差在哪兒？儒家談仁，談道德，法家在此也不反對——用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大仁，為了治天下，為了民眾與君王都過上好的生活。

這裡竊以為差別就在於儒家與法家對於人的定位認識，以及對於改變人的手段選擇。

孔孟的儒家認為人是性善的（事實上用性善或許不是很貼切，孟子說人有四端，有惻隱之心，這是所有名為“人”的生物所共有的心靈力量），道德的來源是人的內心，而不是可以向外求，或者以外物進行“規定”的。禮是君子對於自己對於國家社會的一種約束，但是“繪事後素”，禮是仁的實現手段，畢竟是不等同的。然而，荀子認為人是性惡的，人的道德是靠著人的智慧所進行後天的“改良”所得到的（這裡引用荀子，有些人可能覺得突兀，因為傳統而談，荀子被認為是儒家的道統繼承人與發展者，但是很遺憾，一讀《荀子》，其見解與孔孟表面相似，實際差別甚大，他的兩個得意弟子韓非，李斯都是法家集大成者不是沒有原因的）。故而，明朝的王守仁的心學與孔孟反而更為相應——向何處去問標準？向何處去求道德？向良心所在處。

這一點差別是極大的差別，這直接決定了所使用的手段的“方式”與“輕重”。荀子隆禮到了極致，將禮捧到了極高的地步——他認為仁禮是互為表裡的，一個人內在有仁，外在一定有禮，反之亦然（我們看到這就不意外將來會有二程與朱熹的壓抑人性的“存天理，滅人慾”，以及宋明禮教的一些“吃人”的刑罰，毫無疑問這與孔孟的要求大相徑庭）。孔子的仁講究的是“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反對刑罰，但是講究對人輕罰，對己嚴苛——因為道德的提升必然來自於自我內在的覺醒以及要求，你無法去強制“提升”他人的道德水平——用不寬容去求取寬容，豈非南轅北轍？

說到這裡，我並不是反對法家的學說，實際上我很認同法家學說治國的能力，而且法制確實在絕大多數時候都要比德治更加有效（請容許我用“絕大多數”，人總是需要一些理想主義——有時帶有一些空想的理想主義，譬如烏托邦，總是這麼的美好）。孔孟的理想主義在於孔孟充分的肯定了人的內心力量，對於我們的族群有著充分的期望與信任，雖然現實總是讓人失望——人人都有著惻隱之心，但是人的底線又常常對孔孟的期待施以嘲諷（最近無數次看到老人中年人碰瓷，假摔，或者誣陷幫扶者的新聞）。荀子以及韓非對於凡夫的自我約束的能力完全不抱希望，故而他們推崇強制的法，而後者更是強調“冷酷”的“術”（善哉用術，就像是愛情往往經不起那些主動的“考驗”，不過用術者若不是有德之人，則為禍矣）。

所以，總結一下，孔孟的儒道是提升道德的真正正法，是自我要求的良方，但是對於無法將全人類中的大部分變成道德高尚的人的事實，我們也需要遺憾的正視。法家的理論則是基於對於人性負面的充分了解下所採取的措施，也是好的。唯一的問題，或許在於我們必須使“法律”的要求不能過高，如同爛鐵經不起狠鍛，過高的甚至是不合適的倫理束縛對於廣大的人群只會是一場災難——讓崇尚聖的去追求聖，也給予凡夫正常生活的環境，揠苗助長非是仁慈，而是作惡。

記得李慎之先生生前對法儒兩家的之間的關係喻為互為表裡的關係，我認為非常有見地的。至少在中國兩千多年來，儒家和法家一陰一陽，內儒外法，共同擔當了中國專制統治的“黑白二雄”。如果這種觀點能夠成立，那麼，作為儒家的荀子，能培養出李斯和韓非這兩位法家重量級人物，就成為了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至於具體細節，只能有待於史學家去論證了。

荀子雖然是儒家，可是他很主張“人的本性惡”的，所以他強調人要接受教育和約束－－－韓非和李斯接受了他的“性惡”觀點，但是他們覺得教育和道德難以約束“性之惡”，在吸收了前人譬如商鞅等人的思想之後，韓非子成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用法律－－－後來秦朝的嚴刑峻法就是由他們來的，他們為秦朝的暴政埋下了根源。荀況也具道家本領！李斯用生和實幹，韓非用死和理論，打造出一個鋼鐵鑄就的秦始皇，十年間一統六國，統一文字、錢幣，行郡縣，開中國2000多年的根基。china這個中國的英文名稱就是西方人對“秦"的轉舌發音。

2、李斯

李氏，名斯，字通古。戰國末期楚國上蔡人 。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史記》記載李斯“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荀子的“帝王之術”，透過李斯後來的實踐，體現出來。李斯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 。

李斯加強中央集權統治主張的實施對中國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秦始皇死後，他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迫令始皇長子扶蘇自殺，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 。後為趙高所忌，於秦二世二年被腰斬於咸陽鬧市，並夷三族

3、韓非

韓非，華夏族，南韓都城新鄭人，戰國末期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散文家。韓非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將老子的辯證法、樸素唯物主義與法融為一體。韓非是韓王之子，荀子的學生，李斯的同學。

著有《韓非子》一書，共五十五篇，十萬餘字。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呈現韓非極為重視唯物主義與效益主義思想，積極倡導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目的是為專制君主提供富國強兵的思想。可惜如此大才，被昔日同門李斯所害。

蜀子的性惡論、首先說他自己的思想觀念就是惡劣性的、根本他的思想就是不人道的、他先把人都看成了是壞人了、即便是最兇猛的野獸、剛生下來的、它都沒有害人之心、何況是人乎、因此在、在傳統文化裡有一句話叫，道人惡即是惡、這句話的意思、指的就是說、你道別人是惡的、首先你自己絕對的、就是個真正的惡人、假如說、一個有愛心的人、有真正慈悲心的人、在他的眼中、他所看到的人就都是好人、就是人人都是好人、我上學的時候老師給講過的歷史課、就說過古代所利用的那些個酷刑、其中就有十八盤熱鬧子、就是用火把熱鬧子燒紅了、讓人在上面走過去、刑法全部的都是、極其的殘忍、這些個不人道的想法就都是這麼狠的、把人奴才、等等、全都看成畜生了、這些個就是法家所利用的酷刑、這些個就是古代最殘忍最封建的、全是都沒有絲毫的人道、古代法家的這些個做法都是不值一提的、極其的封建、人與人之間是極端的不平等、他們利用的酷刑全部的都是、極其殘忍的、已經是都可恨的到了極端。

儒家有很長時間的性善論和性惡論的爭執，因此，就有了很長時間的禮法之爭！是的，儒家中也是有持性惡論，堅持以法治國的一派的，荀子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麼，荀子的儒法和法家的國法有什麼區別？區別在於立場和出發點不同。儒法的立場是偏向於中立，它透過人和人之間最基本的倫常出發，力求能夠彌合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造就和諧長久的社會關係。 而法家的法不同，它是立足於統治階級的立場，透過對國家這一整體的力量發掘，整合，追求國家力量的極大提高！ 這麼說吧，如果把國家看做是一個人，那麼儒法就是太極拳，養生操，是以強身健體，延年益壽為目的的，法家的法就是軍體拳，散打，自由搏擊，是以殺敵致勝為目的的！ 明白了這一點就明白了戰國時期為什麼儒家不受統治階級待見。因為他們面臨的是生死存亡，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沒辦法考慮那麼長遠，而立竿見影的法家之法正合其時。 荀子這個人非常有治國之才，所以他的學問中有很多治國的理念。但他同時又是一個很難得的大儒，心中有道，所以很把持得住立場，哪怕平淡老死，也不會完全迎合統治階級的需求！但他的弟子就不同了，學了他一身治國的本事，自然很難避免的去迎合王權以求得自身的權勢富貴，乃至一展身手的機會。 所以呢，荀子教出兩個法家弟子也就毫不奇怪了！！

不是荀子教出兩個法家，是荀子本人就是一所大書院的院長。而韓非子和李斯恰好就在這所書院學習過而已。所以就都成了他的弟子了。荀子這個人也算是儒家中的異類，制天命而用之，這本身就是超越了孔子與孟子的異類思想，跟孔孟的仁愛說相差甚遠。而且荀子思想開明，知識淵博，能教出兩個法家弟子並不奇怪。

當時的社會風氣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那個時候已經是戰國中後期了，國與國之間的兼併戰爭愈演愈烈，老舊的奴隸主貴族與新興的軍功貴族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越來越深，整個社會的風氣愈來愈開放，各國都在尋求變法，以實現富國強兵之道。在這種形勢下，只要是有利於國家強盛的思想和政治路線，都會被統治者優先採用。所以荀子的書院裡能出現兩個法家思想的大家也就不為怪了。

荀子是繼孟子之後又一個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主張的性惡論卻又是與儒家的性善論存在著爭執和對立。他認為人的天性是自私，人的品質是依靠後天的教育而形成。

荀子尊崇孔子的思想，卻又對孔子有著許多的批判。荀子思想的主體是儒家，卻又偏向道家與法家，尤其是荀子的治國理政還是提倡以法治國。荀子不迷信天的神威，也不等待天的賜福，“制天命而用之”，他這人定勝天的精神，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

韓非子，李斯師從於荀子，本是儒家子弟。韓非子是《老子》最早的註釋者，對道家的無為有著深刻的認識。韓非子深受荀子的教育，當他結合當時社會的動亂，深刻意識到僅憑道家的無為和儒家的仁禮是難以救世，必須有著相應的刑罰以法治國。

韓非子既主張德治仁政，又注重恩威並施，獎懲分明，內聖外王的法治理念。韓非子是法家著名的人物，又博採眾長，是法家思想理論的集大成者。為構建後來中央政權大一統的法制框架，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荀子是儒家的傳承者，但他卻創造性地發展了儒家學說。他之所以培養出兩位著名的法家人物，就是他把儒家與法家兩者治國理念的完美結合，而深深地影響了韓非子。而韓非子也是站在荀子的基礎上，在他法家的思想當中，溶入了道家與儒家的精華的一面，從而讓法家思想發揚光大，有著深遠的影響。

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的百家爭鳴，最有代表性的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法家最具代表性人物又是韓非子和李斯，而兩位又是師從於荀子的儒家弟子，荀子又是如何教出兩位著名的法家人物，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還是由提官作出正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