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真的以為，古人說話，就跟書裡寫的一樣，嗚呼哀哉，之乎者也！

其實，非也。

我舉一個比較典型的誤解的例子，好比“朕”。

朕是口語還是書面語？不少人會說，朕當然可以做口語，皇帝都是自稱為“朕”的，不信，看影視劇裡，皇帝皆是如此口吻。誠然！比如我看電視劇《雍正王朝》，雍正在做皇子時，口口聲聲都是“我”如何如何，一旦當上皇帝，馬上改口，都說“朕”如何如何了。

好吧，我告訴大家，“朕”是書面語，不是口語。

“朕”這個字是歷史非常悠久的文言，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最先大家都可以用，比如屈原就說，“朕皇考曰伯庸”，從秦始皇開始，才成為皇帝的專用詞，“天子自稱曰朕”。但這種自稱，不是口頭上的，而是書面的天子自稱。如《史記·李斯列傳》引趙高對秦二世之言說：“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也就是說，天子透過詔令發聲，群臣聞詔奉行，皇帝是在詔書中對群臣自稱為朕的。

朝廷詔誥敕諭，都是以皇帝的名義釋出，通篇文言，怎麼可以夾雜一個口語“我”呢？“朕”雖然是皇帝的自稱，但除了皇帝親筆的御批、手詔，絕大多數“朝命”和朝廷大文書，都不是皇帝本人擬寫的，而是由臣下代筆（又稱“代王言”）。不過臣下寫“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這樣的文字，擬的是皇帝的口吻，好似皇帝親筆一樣，所以歸了包齊，“朕”是皇帝本人和代筆大臣都可以用的書面字眼。

為了凸顯皇帝的金口玉言，多數古書在引述皇帝之言時，也用“朕”這個字。因為古人寫書，最忌俗俚，包括“我”在內的俗字，都是避開不用的，大家想想，你們讀古籍時，是不是很少讀到“你我他”這些極常用的人稱代詞？不是古人不用，而是用雅字給替換了。“我”在古文中常用的意思是“我方”“我朝”“我太祖列聖”“中國家”等，而不是我本人。

皇帝對著后妃、臣下、太監，都說“我”，但史書記事，就給換成“朕”了。皇帝自稱“我”的例子偶爾出現，如明代大臣劉大夏《宣召錄》，有這樣一段記事：

上一日與大夏論議國事，久之，言及左右，大夏未及對。上曰：“爾趑趄不言者，豈尚疑我是聽左右言語之皇帝耶？”大夏叩頭謝。

明孝宗對劉大夏說：“你懷疑我是聽左右言語之人的皇帝嗎？”這句話較為口語，劉大夏存其質，保留了“我”這個字，而全書其他地方全部用“朕”。類似例子尚多，讀者朋友在閱讀時稍加留意，別可拾貝。我令推薦一本書，清朝人張集馨寫的《道鹹宦海見聞錄》，書裡記有多次清帝召對的問答，也是時而用我，時而用朕——但皇帝的原話應該都是“我”。

可是今天的人讀書不謹（當然也可以怪古代沒有錄音機，現在唯一能聽到的皇帝的聲音，是溥儀的，可他錄音時，早已不是皇帝了），結果就上了當，以為古代皇帝開口閉口，都說“朕”如何如何，電視劇裡胡亂演著，還冒出許多勞什子的“孤家”“寡人”“本宮”“哀家”——真是演戲呢！

可見古人用書面語寫作、記事，給今人造成很大的困惑。

中國古代自文字產生，“書面語”就自成一套系統。在古人的生活中，閱讀，是文言文，說話，是口語與方言。

文言文的最大特點，是異常簡潔，概括力非常強；缺點是表達上容易概念化，不容易寫出豐富的層次和細膩飽滿的細節。所以古書長於約略記事，而缺乏繁複的場景、景緻以及複雜的人物形態及其心理的詳細描寫，更沒有出現像《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那樣的史學鉅著。古書讀來，並不那麼夠味的。明清時期，小說創作主要使用白話文（即俚語），才在藝術上達到新的高峰，如果沿用文言，那就很難了，而且不大會出現長篇小說。

但由於文言簡潔，規範性強，是一種易於推廣的標準化文字，這對於我們這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的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與維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國方言太多了，俗話說“三里不同音”，然而不論走到哪裡，文字都是相同的，大家讀的書是一樣的，而且這些書一讀三千年，先秦時人寫的書，明清時代的人照樣認得，這是異常神奇的！而中國統一的共同文化及心理基礎，由此而形成。

但古人對話時，還是用另外一個系統，即口語的系統。這一點大家應該很容易理解，過去識字斷文的人很少啊，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文盲，我記得有一個統計，說建國之初，許多地方華人的文盲率達到了80%！村裡的鄉親們都是大字不識的文盲，就是想拽文、掉書袋，也沒那麼多雅詞兒呀！

如果當代人穿越到過去，會發現與古人，大體上是能夠對得上話的，有些我們以為的新詞，古人早就在用了。你語音怪，古人也不會懷疑你是穿越來的，頂多想你是來自哪處鄉下——比如項少龍來自的“香港”。

然而，果然你不懂文言文，看不懂古書，寫不來繁體字，那麼在古代就是個文盲，只能做些低階的體力勞動。

本人認為中國古代人說話都用當地的土語方言。相對於現代，古代交通不發達，斷文識字的人也不多，尤其是窮人。當權者和達官貴人書面行文大多用文言文，日常生活用當地方言。達官貴人與普通百姓之間交流都是日常用語，不存在障礙。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明白什麼是“文言”，什麼叫“白話”。

先說什麼叫“文言”。這裡的“文”應通“紋”，加工美化的意思，“言”指“語言”，合起來就是“經過了精煉概括加工美化的語言”。

那什麼叫“白話”呢?這裡的“白”與上面的“文”相對，就是“簡單直白”的意思，合起來指“簡單原始未經修飾的口語”。

至於從什麼時候分化出“文言”和“白話”大概沒法弄清楚了，一定是有一個進化推廣普及的過程，因為古代文字是刻在石頭甲骨上的，這個刻字的工作費時費力，誰都想盡量減輕工作量，加上造生字的難度太大，只能就現有公認的文字上琢磨門道，也就是為什麼漢語裡有大量的多音多義字。

古代平民百姓不能享受普及教育，有文化的人很少，一般沒心思去研究那些繁文縟節花枝招展的文言，平時用來溝通的語言其實與我們現在的白話差不多，只有那些讀書人在應試及寫文章時為了顯得簡潔而又有文采才用文言來寫作。當然那些讀書人由於經常寫文章，習慣了文言的方式，在日常口語中難免會帶一些文言如“之乎者也”類。

到了民國時期，為了喚醒大眾起來救亡圖存，那些革命前驅者經過反思，首先對文化領域進行革命或改良，其中以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一些文化精英提倡寫作口語化，方便普及大眾文化。這個倡議受到歡迎，於是有了現在通用的白話文。為了區分兩種寫作方式，就把以前的文體稱作文言文，又叫古文。

還有些古人早就對文必“之乎者也”不滿，覺得不能痛快淋漓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在一些說起來必須是正兒八經的文章裡直接用白話來寫。成吉思汗給敵人的戰書和朱元璋給國子監學生的通告就是用過白話，張獻忠稱帝后的聖旨裡甚至出現了類似國罵的字眼，讀之令人噴飯。我第一次在北京大觀園裡看到大清皇帝在大臣洋洋灑灑工工整整的奏摺後用硃筆寫著的“知道了”三個字，彷彿看到了二百年前的“皇阿瑪”極不耐煩的嘴臉。

大多數場合都是說的日常用語啦。

比如清朝皇帝的批語：知道了。

換成古文可能是：然，吾已曉之。

各地都有方言，底層的百姓又不識字，也不知道什麼是文言文。

文言文是書面語，古代的生產力低下，一開始是用竹簡寫字，一冊幾斤重的竹簡也寫不了多少字，後來，造紙術發明出來，所以明清時期，長篇小說開始出現。

兩個問題，先回答第一個，從邏輯上推測，古代人日常說話不會用文言文，理由如下：

從遠古時期文字出現以來，到民國時期新文化運動，我們國家書寫於甲骨、竹簡、紙張上面的文字都是“文言文”，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粗略估計，有三千年的歷史了，三千年可不是一個短暫的時間，足以滄海桑田的。

我們也讀過魯迅先生的文章，不過100年前的文章，他用的是當時的白話文來寫作的，但很明顯，我們也能從文字當中看出，那個時候的白話文和現在的白話文都有所不同。100年，語言都有變化，更何況3000年呢。

所以，文言文是一種被創造於書寫記錄的文字體系，不是日常使用的語言。

古代的學生學習文言文，也是很辛苦的，不是“書讀百遍其義自見，”也是需要老師來講解的，老師需要跟學生解釋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學生才能夠理解。

文學家胡適小的時候，還是清朝末年，光緒年間。那個時候他上的是家族的私塾，因為私塾的學費太少了，所以老師不願意給學生們“講學”，學生們也樂得清閒，到處瘋玩，以至於讀了好幾年的書都看不懂信件。胡適的媽媽很清楚這個事情，就偷偷給先生很多的學費，讓先生給胡適“講學”，這才成就了胡適這樣的大文學家。

第二個問題，古代老百姓和達官貴人說話應該也是有障礙的，理由如下：

達官貴人會被要求講官話，講“正音”，但“正音”有的時候不是大家日常說的口音。比如隋朝開始時有一群世家貴族規定，要大家一起講“洛下音”，但這個語音早就脫離時代了，只有貴族才講。

古代老百姓一般不識字，甚至取名字都取“一二三四五”，更不可能接觸文言文，達官貴人是一定會讀書的，讀書多了之後，他們用的詞彙很多一定會來自於書本之上。僅僅這一點，古代老百姓和達官貴人對話就一定會有障礙。

文言文是我們祖先們創造出來的一種用於書寫和記錄，幫助文化傳承數千年不斷的書面文字體系，並不是古代人民的日常用語。古代的達官貴族多學習文言文，日常說話則多用當時的“普通話”，因此達官貴族和普通老百姓交流是會有障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