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寫袁崇煥說五年平遼，只是袁督師到了前線忙著平叛，練兵，一邊拉攏蒙古人，一邊兩次上疏朝廷加強薊州防務防蒙古人投靠後金，還要求在遵化增設總兵，只是崇禎無視督師的建議才造成了大禍。督師五年平遼才幹一年，而且這一年平叛，練兵也大有成效，怎麼說也夠不上欺君，何況兩年平遼的毛文龍沒人指責，三年收復中原的岳飛沒人指責，袁黑、毛粉卻在袁崇煥五年平遼的豪言壯語上大作文章，只能說明袁黑黔驢技窮。以下是貼上袁黑蜉蝣之夢0113的誣衊：袁崇煥不但有子，而且有女。根據《清史稿.豪格列傳》記載:袁崇煥被昏君崇禎用小刀子一片一片切成北京烤鴨後，皇太極特將袁崇煥的女兒許配給他兒子豪格，封為敏妃袁佳氏。“南朝君昏臣奸，毛帥既忠且勇，尚遭屠戮”這段話出自《明清史料》丙編，是三順王之一耿仲明寫給旅順守將黃龍信裡的一段話！袁粉基本上都是史盲，哪裡會知道這種史料？自己無知就不要出來丟人現眼了！以下是袁黑中的領軍人物《竊明》的作者灰熊貓的坦白：因為以往質疑袁崇煥的多是駁論多於立論，而且質疑聲中也有很多謬誤，比如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朝君昏臣奸，毛帥既忠且勇，尚遭屠戮”這段話。這話被杜車別先生引用在他的考據文章裡，而後又被我引用到《竊明》裡，而在隨後修改《竊明》的過程中，卻發現這段話是網友“黑虎軍魂曹化淳”編造的，後來他承認還有很多謬誤也是他在和袁崇煥支持者論戰時編出來的，比如“袁崇煥的女兒嫁給豪格”和“為袁崇煥守墓的人本名曹格格”也都是出於他手。

我是不相信康熙所說的袁崇煥是死於他老祖宗的計策之下，我覺得康熙之所以給袁崇煥平反主要還是想證明崇禎無能和給祖上貼金。要知道袁崇煥被殺之後，老百姓對其是生啖其肉，以洩心頭之恨，完全是搶著分食，而且崇禎雖然頂著個亡國之君的帽子，但是他本人確實明朝能數得著有能力的帝王，說他中了金人的計策誤殺國之重臣我是不信的，這些蠻子可是拿著三國演義當軍事寶典的水平。

袁崇煥這個人吹牛逼是把好手，平遼大記提的不錯，除了修城據守仍由後金鐵騎呼嘯而過沒什麼拿得出手的功績，斬殺個位數的首級都要報捷領賞的主，還殺了重要的一股抗金力量的領袖毛文龍。很多明粉總是說什麼懷疑袁崇煥的都是清狗什麼的，我就納悶了，因為叛國重罪將袁崇煥斬殺的是明朝皇帝，給袁崇煥平反修祠的是滿人皇帝，為什麼不說你們被清朝大帝洗腦了呢。從康熙年間開始，在官方的引導下，民間開始對袁崇煥歌功頌德，極深的影響了後世之人，袁崇煥是大忠臣幾乎已經達成共識。可是中國的歷史是有據可循的，仔細的翻看那段歷史，實在沒法說服自己袁崇煥是個大忠臣

說過也沒啥！問題是五年平遼，第二年就被抓，關了大半年後殺了！這歷史時間總要搞清楚!也就是說袁崇煥承諾五年平遼，才出關幹了一年而已！這一年袁崇煥幹了什麼？1.修好了寧遠、錦州兩座堅城。這可是進攻後金的橋頭堡，也是阻擊後金的前沿陣地。修好後的兩個堅城，除非裡面的人餓死或投降，事實證明後金是攻不下的！2.安內。殺毛文龍是對是錯，只有當事人知道。但袁的命令毛文龍是肯定不聽的！而關外的給養和軍晌卻是袁崇煥控制和調配的。意思是毛的財政支出是袁發放的！毛的不聽話還有毛的獅子大張口（也許是必須的，但缺錢）是不是毛被殺的主要原因？3.訓練騎兵。原來的李成梁、祖大壽的私人騎兵叫遼東鐵騎，人員全是遼民。袁崇煥到任後，用重金將祖大壽的三千騎兵擴大至一萬餘人，重灌鐵甲，一人雙馬，透過艱苦訓練，終於成軍，用於防守寧遠和山海關一線，作為野戰機動力量，遂稱關寧鐵騎！北京一戰是關寧鐵騎的首次亮相！（別和以前的遼東鐵騎搞混了），其戰鬥力之強連袁崇煥都想不到！順便說一下後來戰鬥力變差的原因:一是待遇下降。二是裝備不足。三是軍心不定。四是一軍三分！4.議和。當時清強明弱，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議和不是投降，更不是去籤什麼不平等條約！只是相互爭取發展的時間和空間。但袁崇煥聯蒙失敗，援朝也失敗了！這才導致了後來的皇太極繞道入關！以上總結，只澄清一個事實:袁崇煥是抗清的勇將，他做到了:文官不貪財、武將不怕死！生前披甲執鞭，死後家無餘財！（任何一本史書可查）！就算他承諾五年平遼未能做到，我們又憑啥去辱罵他？

這個有說過，至於是不是真的就很不好說了，明末財政困難很大程度就是崇禎信了他的邪，把朝廷所有的金銀財寶全拿去給袁崇煥了，結果皇太極從蒙古繞到北京差點直搗黃龍，雖然袁崇煥守衛北京有功，但這也是他造成的。袁崇煥死後朝廷就更加沒錢了，投出去的錢就像打了水漂一點成效都沒有，當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袁崇煥死了，關寧那邊的軍隊群龍無首，也只有像袁崇煥這種人才能控制得住這些當時以流寇，強盜，囚犯為主的軍隊。最後結局大家也知道，崇禎沒錢平亂，沒錢功績關寧軍隊，沒錢賑災，然後我大明亡了

天啟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朱由校病死。因朱由校子嗣早夭，皇位只能傳給弟弟朱由檢。朱由檢繼位後改年號為崇禎，是為明思宗。

崇禎帝雖然年僅16歲，但聰慧正直，早有剷除奸孽、重振朝綱之意。他先清理了魏忠賢的羽翼，之後將魏忠賢貶謫到鳳陽。魏公公見大勢已去，在南遷途中自縊而死。朝廷裡剩餘的閹黨成員，或殺或流，也大多遭到懲處。

解決完閹黨，雄心勃勃的崇禎把注意力轉向遼東。在群臣的推薦下，他重新起用了袁崇煥。次年四月，又把袁崇煥升任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令其總督薊、遼、登、萊、天津等地軍務。同年七月，袁崇煥入京言事，崇禎在平臺召見了他。當二人談及復遼方略時，袁崇煥誇下海口稱：“方略都已經寫在我的奏疏中。為臣既然得到陛下的特別關照，希望還能得到便宜行事的權力。（這樣一來）只需五年，我就能恢復整個遼東。”崇禎聽後欣喜地說：“如果能恢復遼東，朕絕不吝惜封侯級別的賞賜。你努力解救天下人的倒懸之苦，也是在為你的子孫謀福。”

話講到這裡，崇禎暫退內室小憩。給事中許譽卿趁機詢問袁崇煥“五年平遼”的具體計劃，袁崇煥回答說：“皇上焦慮勞苦，我只是安慰他罷了。”許譽卿提醒道：“今上英明，怎麼能用輕慢的態度迴應？來日真的按期問責，你打算怎麼辦？”袁崇煥也自知“五年平遼”有些託大，怎奈覆水難收。為了更容易實現目標，他在崇禎小憩後再次奏請道：“遼東事務本來就不易處理。陛下既然委任給臣，臣不敢推辭。但五年之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才，兵部調兵將，必須事事配合我，如此才可以成功。”崇禎急於收復遼東，對這些要求全部應允。

一場對映危機的兵變

京師這邊的袁崇煥還在和崇禎討價還價，寧遠那邊的軍營卻已經炸了鍋。就在同一個月，寧遠爆發了一次軍人譁變。由於朝廷欠餉，先是從川、湖調來的戍邊士兵“大噪”，緊接著剩下的十三營士兵也群起響應。憤怒計程車兵把巡撫、總兵、通判、推官等人通通捆縛到譙樓，要求他們支付餉銀。兵備副使郭廣為安撫士兵，散發了官庫的二萬兩存銀。但士兵們已經四個月未見餉銀，二萬兩根本不夠。郭廣又向商人借貸五萬兩，這才暫時穩住亂局。

八月初，袁崇煥抵達山海關。他聽說兵變的訊息，急得單騎出關，徑直馳往寧遠軍營。雖然欠餉之前已經發放，但寧遠計程車兵們仍情緒緊張，日夜戒備。袁崇煥向他們“宣上德意”，“各兵始還營伍”。兵人譁變屬於謀逆大罪，不可能就此收場。為了善後，袁崇煥和郭廣秘密傳喚了帶頭譁變的楊正朝、張思順。袁崇煥提出，只要楊、張二人幫助逮捕其他譁變首領，就答應免除他倆的罪責。楊正朝和張思順別無選擇，報告了其他十幾名譁變首領的名字。十八日，15名首領一齊被帶到袁崇煥面前。經郭廣親自辨認，十五人均繫帶頭譁變的“首惡”，旋即被梟首示眾。

處置完底層士兵，袁崇煥又著手處置違令的官員。推官蘇涵淳和通判張世榮一酷一貪，直接激發了兵變，受到申斥並降職。譁變發生時，士兵們集中在廣武營歃血起誓。中軍吳國琦和參將彭簪古明知營中有變卻沒有阻止，袁崇煥遂以瀆職罪斬了吳國琦，讓彭簪古等待處分。對其餘治軍不善的車左營加銜都司王家楫、車右營加銜都司左良玉、管局遊擊楊朝文、總鎮標營都司僉書李國輔等人，袁崇煥也都分別予以責罰。只有都司祖大壽，因麾下士兵沒有參與譁變而得到嘉獎。

經過一番複雜的軟硬兼施，袁崇煥總算是控制住了寧遠兵變的不良影響。然而，引發此次兵變的財政危機，卻早已超出袁崇煥的能力所及。

財政的“過量”投入

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財政危機是造成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此言不虛。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的財政危機並不代表遼東戰場的投入不足。恰恰相反，自薩爾滸戰役以來，明廷對遼東的財政投入一直都充足到“過量”的地步。

萬曆四十六年（1618），為準備征討後金所需的費用，戶部開始向全國土地攤派“遼餉”，每畝增稅三釐五毫，實際攤派總額約200萬兩。萬曆四十七年（1619），明軍在薩爾滸遭遇慘敗。面對岌岌可危的遼東局勢，朝廷把當地的軍餉預算提高到300萬兩。可戶部經過東拆西借，僅募集230萬兩，實際運到遼東的只有160萬兩。在財政盈餘不足的情況下，朝廷不得不提高遼餉的攤派額度。萬曆四十七年（1619），遼餉在每畝三釐五毫的基礎上再加三釐五毫，總額增至400萬兩。萬曆四十八年（1620），國用仍然不夠，每畝又增二釐。至此，遼餉已達每畝九釐，年額共計約520萬兩。

事實上，萬曆朝每年在遼東投入的軍費還不止這520萬兩。從萬曆四十六年到天啟元年的不到三年時間裡，朝廷以遼餉為名共發放軍費2000萬兩，年均支出超過660萬兩。為了填補遼東這個無底洞，戶部還需請求皇室發放內帑，拆借各個部門的餘款，甚至挪用其他邊鎮的糧餉。

到天啟年間，因田賦收入下降，朝廷又把遼餉的攤派擴大到鹽課和關稅等領域。尤其是袁崇煥經略遼東的天啟六年（1626）和天啟七年（1627），在不計算皇室內帑和拆借挪用等雜項的前提下，單是遼餉攤派就高達550萬兩左右。如果算上其他款項，總額起碼在600萬兩以上。

這600多萬兩的軍費是個什麼概念呢？晚明的財政收入大體分為四項：田賦、徭役、鹽課和雜色。田賦每年徵收約2800萬石，折銀2200萬兩左右。萬曆初期的一條鞭法規定以銀代役，使國庫另有徭役收入約1200萬兩。鹽課和雜色收入相對較少，僅500多萬兩。四項稅收合計，共約3900萬兩。這些收入並不固定，遇上天災、動亂等問題時會向下波動，但保持在3100萬兩以上應該是常態。也就是說，600萬兩的遼東軍費，大約相當於全國財政的1/5。

財政投入的效率對比

萬曆末期到天啟初期，依靠巨大的財政投入，明廷在遼東關外募集了約12萬大軍。從賬面上看，關外明軍不僅在數量上超過後金，而且在盔甲、戰馬、火器等軍資儲備上也都比後金富裕。照理說，遼東局勢本該有所好轉。但這隻賬面上的“龐然大物”在戰場上卻不堪一擊。經過天啟元年（1621）的遼陽之戰和天啟二年（1622）的廣寧之戰，經略袁應泰和巡撫王化貞先後丟掉了關外的全部領土。用不到3年時間，讓明廷投入遼東的2000多萬兩白銀都打了水漂。

後世在談及遼陽之戰和廣寧之戰時，常把敗因歸咎到袁應泰和王化貞的作戰策略上。因為在袁崇煥治下，關寧防線再未出現類似的大潰敗，甚至還獲取了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這樣的戰果。不少人就此認定，只要謹守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三人的“堡壘推進”戰術，明朝就有機會滅掉後金。

該類觀點顯然是透過簡單類比得出的狹隘結論。如果我們拉長曆史的維度，放開對比的視野，很容易得出一個更客觀的答案：在明軍與後金軍對峙的過程中，無論是“堡壘推進”派還是“野戰蕩平”派，都是嚴重不合格的。

這是因為，在明朝之前經營遼東的歷史上，也遭遇過和明末類似的邊疆危機。為了解決這些危機，“堡壘推進”和“野戰蕩平”兩種策略都曾被採用，而且效果遠好於明末的那些遼東經略。

經略遼東的根本困境

萬曆四十七年（1619），遼東經略熊廷弼的奏疏中出現了這樣一段曠古奇事：在“糧餉富餘”的遼東，許多明軍士兵不僅窮得典當行囊，甚至連衣服都穿不起，只能裸體著甲。

熊廷弼“違背常識”的發言頗值得玩味。須知，萬曆四十七年，單是全國加派的遼餉就已提高到400萬兩，是其他邊鎮的八、九倍，這還沒有把戶部拆挪的盈餘款計算在內。糧餉供應如此充沛，為何還有人衣不遮體？難道是援遼的軍人太多，以至於幾百萬糧餉不夠發放？但就在同一年，熊廷弼的另一封奏疏又如是說道：“乃兵部所調援兵俱是紙上虛數，十無二三到遼陽者。”

換言之，兵部調了兵，戶部發了餉，結果卻是兵也不夠用，餉也不夠用。

關於這樁怪事，天啟二年（1622），戶部尚書汪應蛟即曾明言：“將官不利本色，惟欲折色以入私囊，其詭名冒領恆十之三。所謂額數軍兵十四萬、馬六萬匹安在？”一竿子戳在了吃空餉的基層軍官身上。天啟三年（1623），兵部尚書趙彥也揭露稱，戶部放餉雖未斷絕，軍人領餉卻常遭剋扣，甚至還有一兩個月分文未得的情況。

但是，如果把剋扣糧餉的責任都推給武將，又有些冤枉他們了。因為凡是經手糧餉的官員，幾乎都不乾淨。天啟六年（1626），東江守將毛文龍即上書抨擊：“天津歲運米二十萬石，而去年只運到十六萬餘，其中尚有漂沒腐爛者。天啟四、五兩年，山東每年運往遼東的二十萬餉銀，全部被理餉都司毛應時、韓文翼等侵佔，還用貪腐的餉銀賄賂上司。”崇禎元年（1628）正月，戶部尚書畢自嚴也報告稱：“諸臣終年經營餉運，軍中卻時時欠餉。臣考察其中緣由，都是收運委官貪汙軍餉所至。”

明朝官員們對軍餉的剋扣侵佔，造成士兵頻繁譁變、大量逃亡。前文所提的寧遠兵變，就是典型例證。袁崇煥第二次赴任前即已如此，赴任後又如何呢？據戶部尚書畢自嚴的奏疏披露：崇禎元年至崇禎三年之間（1628—1630），寧遠委官閻棟等侵吞米豆四萬四千餘石。崇禎元年和崇禎二年，正值袁崇煥第二次督師寧遠。袁大人能制服討餉的官兵，對各級腐敗官吏卻毫無辦法。因為在大明朝的各級官吏看來，抗金事業已然發展為一門生意。朝廷發給的糧餉越多，下頭貪挪的程度就越嚴重。在缺糧短餉、士兵空額的窘境下，無怪乎袁崇煥一味守城而不敢主動出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從根本上講，明朝末年在遼東戰場的敗落，實乃其行政貪腐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縱然袁崇煥是曠古名將，僅憑他一人之力，也不可能真正扭轉遼東戰局，更別提五年平遼的豪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