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清末外交家曾紀澤學習英語的例子。

曾紀澤（1839-90），字劼剛，國藩子，湖南湘鄉人，諡惠敏。1877年，襲封一等毅勇侯，次年，任清廷駐英、法公使，補太常寺卿。1880年，兼任駐俄公使，次年，簽訂《中俄伊犁條約》。1885年，歸國任總理衙門大臣，海軍衙門幫辦，戶部右侍郎。

美國駐華使館頭等參贊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談到曾紀澤學英語的事情：

他是一位出類拔萃孜孜不倦的學者。在家為其父守喪期間，在沒有教師的情況下，他僅僅藉助《聖經》《韋氏大詞典》《Watts "s Select Hymns》《讚美詩選》和一些習字課本，花費了近三年的時間努力自學英語。

曾紀澤當然知道可以用音標學習英語，不過，他更喜歡自創的“西洋字調音合併之法”。據其自述，此法系以中國傳統音韻之學治英文，可以總結為“以反切之法，為拼音之方”。

存世的湘鄉曾氏文獻中有幾十葉紙，便是此法的證據。基本格式，如：

做。to do。妥度

又如：

坐。to sit。妥西特

他注意到有些音要輕讀，於是，

走。to walk。妥挖而刻

這一條後面，補充了

妥挖而（小字，輕聲）刻

他還會將注音漢字的字義與英語單詞的本義聯絡起來，如

騙。cheat。起殹特

之後，修正為“欺特”；而die注作“歹”，hot則是“火特”。他曾為慈禧太后做過科普，說英語是“買賣話，外洋以通商為重，故各華人多能說英國語”；這或許是啟蒙課本帶來的影響，因為單詞抄本上有很多商業用語，如

市價。market price。買㖇街特拍唻司實價。true price。特路拍唻司

曾紀澤還特創了“英華合璧詩”。賦詩贈人，同時奉上詩體的英譯，所謂“詩中新格，前人所無也”。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就受贈過一首合璧詩，雲：

學究三才聖者徒，識賅萬有為通儒，聞君兼擇中西術，雙取鮫龍頜下珠

譯詩則雲：

To combine the reasons of Heaven, Earth and Man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I have heard doctor enough to have compiled the brances of scienceAnd the boo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l to be experienceChoosen the deeply learning to deliberated at rightTake off the jewels by side of the dragon as you might。

創作這首合璧詩花了紀澤三天時間，遺憾的是，丁韙良發表了毫不客氣的批評：

不知是因為隔絕（缺乏比較的機會），還是因為奉承（貴族總因慣受奉承而自我膨脹），曾紀澤對自己的英文水平過於自負。中文原詩深得風雅，譯文卻是典型的洋涇浜英語（Baboo English）。

然而，丁韙良敏銳的認識到，較諸其他中國高階外交官，曾紀澤“口語流暢”，雖不合語法，在閱讀寫作方面有障礙，“但他所知道的那點英語使他在社交場合大佔優勢（社交是外交的一半），並使他成為最有才幹的中國駐外使節”。

2016年10月2日，成都市民堯先生向大家展示了其收藏的一本印有“咸豐十年”字樣的英語教材。專家從這本書的印刷和字型、內容上推斷，應該屬於清朝晚期。

這本書上的英文是用當時的漢語標註的，看起來很是奇怪。

比如：

tomorrow i give you answer to do with my friend

托馬六、唵以、及夫、尤、唵五史為、土、度、回夫、買以、勿倫脫

是不是一下子感覺回到了自己小時候。不過那時候的漢語發音和現在的發音已經有了很大區別，所以讀起來有些拗口。

清朝晚期，隨著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開放，華人掀起了學習英語的熱潮，尤其是在做外貿生意的商人之間。在上海曾經出現過很是潮流的‘洋涇浜英語’。當時外商雲集，為應對對外貿易中的洋人，商人們連蒙帶猜地開創了這種中英夾雜再融入上海口音的混合語，——洋涇浜英語。比如，rice(大米)說成‘萊斯’，fish(魚)念成‘費斯’， have(有)念成‘哈布’，very(很)念成‘歪裡’，為了方便他們還常用漢字注音。

但是這樣的英語在對外事宜中總是吃虧的。所以洋務運動時期，開設京師同文館，專門設定了外語專業，注入英、法、俄、德等國語言，教師也多聘用外華人，直接使用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進行教授。這是華人正規學習外國語言的開始。

除此之外，很多教堂和教會學校也會給孩子們教授英語，比如林語堂，他就是畢業於教會學校，所以英語功底很好。當然，有些人是透過留學美英學會的英語。

想想過去，看看現在，世界已經掀起了學習漢語的熱潮，有些國家甚至把漢語當成了必修課程。記得梁漱溟說過，中國文化未來必將成為世界文化。誠然！

To combine the reasons of Heaven, Earth and Man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I have heard doctor enough to have compiled the brances of scienceAnd the boo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l to be experienceChoosen the deeply learning to deliberated at rightTake off the jewels by side of the dragon as you might。

只有聰明的人，我才能聽到足夠的醫生編寫科學的專著，華人和外華人的書都是為了體驗深邃的學問，能夠像龍一樣，在正確的地方深思熟慮，從龍的旁邊摘下珠寶，這是我們的經驗。

其實，上面《英話註解》的序言部分就提到了清朝人學習英語的情況。馮澤夫在序中指出：

竊維中外通商，始於乾隆年間，廣東之香港斯時皆用粵人為通事，以通其言語，即我幫業廣號者，均與十三行交易，不知外國之商情也。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貿易日盛，而以上海為大宗。初通之際，通事者仍系粵人居多，邇年以來，兩江所屬府縣亦不乏人，而吾邑惟尹紫芳、鄭久也、姜敦五諸君而已。茲奉諭旨，準於各口通商，中外交易，自必更加蕃盛，但言語不通，雖善於經營者，未免齟齬。吾邑藉於此者十居七八，自宜互相習學，然亟欲習學英話者，亦苦無門可入耳。向有《英語》一書，所注均系廣音，好學者仍無把握，今餘會商寶楚張君、對山馮君、紫芳尹君、久也鄭君、敘五姜君等，匯資著《英話註解》一書，注以勾章鄉音，分門別類，使初學者便於記誦，其中細微曲折，雖不能悉載其辭，而英商之方言已具大略。是書也，或亦吾邑懋遷之一助云爾。

在這段序文中，馮澤夫講述了從行商時期“粵人”壟斷翻譯事務到五口通商以後寧波人打破語言隔閡的過程。與此同時，他還提到了當時學習英語的方式主要就是注音，只是此前的學習教材“所注均系廣音”，給其他地域的人群帶來學習上的困難，因此《英話註解》均“注以勾章鄉音”。

下面我以《英話註解》中的具體內容，來說明當時清朝人學習英語的方式：

從這張圖上看，“中國”（China）被標註為“採納”，“大英”（England）被標註為“恩搿藍脫”，“英國京城”（London）被標註為“倫敦”，“花旗”（America）被標註為“美立根”，“合眾”（United States）被標註為（尤乃脫司椎之），“佛蘭西”（France）被標註為“勿藍司”等等。

清朝晚期，列強入侵，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此後外華人如雨後春筍般湧入中國，清廷也開始大規模地同外國來往，而英語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在清朝晚期，不管是皇帝大臣，還是普通商人、學生，都開始學習英語。具體而言，英語學習分為專業或系統性的學習與業餘學習。

清末後兩位皇帝光緒皇帝、宣統皇帝（溥儀）都是英語水平還可以的。光緒皇帝英語學習的熱情非常高，據說每天凌晨四點就開始上英語，不過他的英語有一個大多數華人的通病，那就是“啞巴英語”，光緒在閱讀和寫作表現出極高的悟性與水準，但是口語水平實在是不咋地，雖然光緒是極力想證明自己的英語水平的。與光緒不一樣，溥儀的英語學習可謂是非常系統了，他有一個私人的英語外教—莊士敦，莊士敦教溥儀可謂是十分耐心，先是讓他從最簡單的英文單詞和口語練習開始，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還帶溥儀讀了很多英文童話故事如《伊索寓言》、《愛麗絲漫遊記》等等。這種長期且專業的學習讓溥儀的英語突飛猛進，他可以很流利地和外華人進行交流。

莊士敦

同樣比較專業性地學習英語還發生在學堂中。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九日，恭親王奕訢、李鴻章、曾國藩奏準在北京設立同文館，附屬於總理衙門，京師同文館下設英文館，主要培養翻譯人員，學生為十三、四歲的八旗子弟。在英語教學上，同文館採用的是當時歐洲盛行的“翻譯教學法”，直接讓學生透過做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英語。不過這種方式對此前沒有任何英文基礎的華人而言可以說是苦不堪言。1911年成立的清華學堂，對英文教學作了一些改進，學堂很注重英語氛圍的營造，學堂裡的各項活動大都用英語進行，同時為了督促學生的英語學習，定期都要舉行考試，並實行嚴格的淘汰制度，這種方式下培養出來的學生有很多都成為了日後的精英。

但是在晚清，能夠享受比較專業且系統性地英語教育的人還是比較少的，一些不得不與外華人打交道的人只能透過自學的方法，自然而然英語水平最多能和外華人日常寒暄幾句。這種自學方法最常見的就是用漢字注音，因為要到了19世紀60、70年代才有英文的音標出現在中國的英文教材中。“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晚清外交大臣曾紀澤等人都是使用的漢語注音學習法，單詞靠死記硬背，發音可以說很不標準，外華人有時候也聽不懂。

此外，還出現了一種“洋涇浜英語”，主要發生在通商口岸，一些中國的商人不可避免地要和外國商人打交道，因此他們自己編寫了英語學習教材，也是用漢語為英語注音，發音還順帶摻雜了一些上海、廣州口音。不過他們由於時常與外華人接觸，所以發音要標準很多，而且很多漢語注音後來演變成了新興的名詞，比如說吐司（toast）、咖啡（coffee）、計程車（taxi）等。

150年前的英語，有可能我們今天的人是讀不出來的，不信，我們測試一下：

托馬六、唵以、及夫、尤、唵五史為、土、度、回夫、買以、勿倫脫。

我翻譯一下：tomorrow i give you answer to do with my friend。

這有點類似於我們最開始學英語時候註明的中文音標。而最早的英語教學，就是這種洋涇浜英語，發明這種英文並大力推廣的，是一個叫穆炳元的寧波人。

穆炳元是定海人，據《清稗類鈔》的記載，鴉片戰爭時，僅僅十來歲的穆炳元做了俘虜。而後，他在英華人的艦隊上開始瞭解英語。

被釋放之後，穆炳元成了寧波幫中的第一個買辦——所謂買辦，就是幫洋人和華人做生意。所以，說英文是非常必要的。

在這種情況下，半瓶子醋的穆炳元辦了一個英語補習班，不僅自己上課，還編教材。他用中文給英文單詞注音，編成寧波話的順口溜，這是寧波人發明的洋氣英語“紅寶書”。

來是康姆（come）去是谷（go）廿四塊洋鈿吞的福（twenty-four）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如此如此沙鹹魚沙（soandso）真嶄實貨佛立谷（fullygood）靴叫蒲脫（boot）鞋叫靴（shoe）洋行買辦江擺渡（comprador）小火輪叫司汀巴（steamer）翹梯翹梯（tea）請吃茶雪堂雪堂（sitdown）請儂坐烘山芋叫撲鐵禿（potato）

穆炳元的英文補習班生意很火，而因為他開課的地方叫“洋涇浜”，所以後來大家把這種英語就叫做“洋涇浜英語”。有趣的是，當時連英華人來上海做生意，也要先學幾句洋涇浜英語，以便跟說洋涇浜英語的華人交流。

而這種洋涇浜英語，有很多我們現在還在用，比如：

“吐司”（toast）、“咖啡”（coffee）、“雪茄”（cigar）、“計程車”（taxi）。

除了很多官方開設的學堂，也有學習外語最好的教會學校，中外籍老師都使用外語授課。教會學校的英語教學注重系統性和計劃性，反對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學，根據不同層次學生的特點，設定不同的課程，採用不同的教學法。

清朝人學英語靠的是漢字注音。

根據“咸豐十年”的英語教材顯示，當時清朝人學習英語正是依靠漢字注音。除了漢字注音，還有特別的友情提示，比如漢字從右邊往左邊讀，英語從左邊往右邊讀。當然，透過這些漢字注音念出來的英語發音非常糟糕，卻也是英語推廣手段的必要，類似有漢字注音的英語教材，很多還是洋人編寫的，直到甲午戰爭後，英語原版教材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