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中國安史之亂髮生在唐極盛時期，那時四夷來朝，文化繁榮，社會穩定，人民逸安，一派興盛景像，國家不用兵已有五、六十年。正是基於這種情況，人們居安忘危。從統治層面看，玄宗已無開元歷精圖志之志，驕傲自滿，逐趨豪華奢侈，放鬆警惕，重奸佞輕正士，重逸樂輕國防；奸相李林甫、楊國忠，更是口蜜腹劍，笑裡藏刀，打擊排斥異己，行賄受賄，弄得官場腐敗混亂，貪汙成風，奸邪小人成事，正人君子退隱。在朝廷政治腐敗情況下，致使小人安祿山鑽營，透過獻媚阿諛，取得玄宗信任，漸握重兵；同時因安祿山受寵，受李林甫、楊國忠嫉妒，不能很好安撫，相互明爭暗鬥，致胡人心懷異志；安祿山覬覦唐室已久，摸清唐朝的外強中乾，在自己力量足夠大時，就漁陽頻鼓動地來，發動了叛亂；當時的軍隊人民，久不習戰，一發生叛亂，風聲鶴戾，盡如鳥獸散，致使叛軍如風掃殘雲，迅速遍及全國，攻陷長安洛陽，弄得玄宗含淚賜死玉環，傳位肅宗，慌跑四川躲避，廣大人民倍受戰亂之苦，十死二三。從安史之亂中，我們也應看到，安不忘危，忘戰必危，只有持之一恆，歷精圖志，才能保國家長治久安；同時，為國選才用才，要用正士，用私慾私心小、面對國家大義能分輕重大局為公廢私的人。

大唐盛世的文治武功，於唐玄宗開元年間達至鼎盛，同時埋下了不穩定的種子，安祿山與史思明反唐。

首先是制度因素。

大唐皇朝開疆拓土，為了加強對邊疆的統治，採用節度使制度，而節度使又有軍事、行政、財政、律法一把抓，如此制度，最容易產生野心家。唐玄宗開元十年，節度使率兵鎮守邊地，軍勢凌駕於中央之上，而京師守衛卻脆弱不堪，形成中央空虛，最容易被野心家所趁。

其次是人禍因素。

太平日子過久了，君主偷懶導致小人當道，朝政腐敗，野心家蠢蠢欲動。安祿山擁三大兵鎮大權，且胡化嚴重，漢文化影響越來越小，獲玄宗寵信，與宰相楊國忠交惡，而玄宗毫無作為。

再次是社會因素。

唐玄宗及楊家任意揮霍，造成國庫空虛。文臣武將之間衝突不斷，導致社會不安。安祿山的三鎮中胡人不斷增加，漢胡矛盾激化。中央軍的兵源少又差導致戰鬥力低弱，產生了中央和地方軍閥的矛盾，是促成安史之亂最最重要的因素。

安史之亂的原因有多個方面，根本原因是唐玄宗的腐敗政治要對安史之亂負直接責任，馬嵬之變中，楊玉環實際上是代唐玄宗受過遭難；主要原因是地兼併嚴重、邊防節度使權力過大成為強大的地方勢力、中央統治集團日益腐朽。

社會矛盾、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統治階級的惡性延續的必然結果。

一、統治階級失政。

唐玄宗後期有大過，可以說從唐玄宗後期，就已經為大唐的滅亡埋下了種子。經歷了武周時代以來的政變不斷、政權更迭的混亂局面，結束了韋后專政與太平公主專政，唐朝政權終於又重歸李唐正統。唐玄宗勵精圖治，任用賢能，開創了一個繁榮富強的開元盛世。然開元盛世的繁榮使得唐明皇不思進取，怠於朝政，安於享樂，日益腐化，寵信奸臣小人，李林甫、楊國忠兩朝宰相專權導致朝政腐敗，貶殺忠臣良將，朝局政令問題日益嚴重。

二、經濟基礎動搖，社會問題突出。

北魏以來的均田制在武周朝開始動搖，土地私有化問題日益凸顯，土地兼併嚴重，均田制遭到嚴重的破壞，隨之而來的就是均田制基礎上實行的府兵制逐漸瓦解。

三、邊鎮對中央的軍事優勢威脅隨著唐玄宗時期不斷對外用兵，全國大部兵力集中到了邊境用於駐守和進攻，導致全國各地區兵力極不均衡，邊鎮軍事力量強大，內地兵力空虛，唐前期“舉關中之眾以馭天下”的優勢不復存在，這就已經存在了邊鎮對中央的軍事威脅。邊鎮節度使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在歷史的形勢下逐漸開始微妙，節度使權力過大，擁兵自重，成為了唐朝後期的重大隱患，延續到唐朝終結。承平日久的開元天寶四十多年，內地武備鬆弛，士兵久不操練，安於太平，無戰爭經驗，戰鬥力低下，無戰備意識。這與邊鎮的軍隊形成鮮明對比，邊鎮軍隊常年征戰，形成對內地的戰鬥優勢。四、安祿山的個人野心

唐朝從開國以來，就一直有重用胡人的習氣。從唐太宗“自古中華皆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到唐玄宗時期胡將胡兵大量編入唐軍，唐朝提拔了一批胡人將領。在軍功的激勵之下，很多胡將能征善戰，很快執掌一方。安祿山就是其中之一。不同的是，安祿山的野心和貪慾更大，不滿足於現狀，覬覦皇位。在權力慾的推動下，安祿山採取一系列舉動來獲取唐玄宗對其的喜愛和信任，成功麻痺了玄宗，賜予安祿山過多的權力，使得安祿山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18萬，成為了全國邊鎮中最大的勢力。同時，他對各方的洞察和掌握，給他提供了敢於造反的依據。

另外，安祿山與楊國忠長期不和，楊國忠對其反心早有察覺，不斷尋機減除安祿山勢力，導致安祿山內心不安，加速了其叛亂，

安史之亂是唐朝內外一系列行為惡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