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對這個詞的理解，朱熹和王陽明，有著很大的分歧。而這種分歧的背後，是王陽明、朱熹對成聖之路的方法論的分歧。王陽明和朱熹，隔著342年。不同時代的儒家，或不同的思想大家，他們之間的理解也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是朱熹和王陽明之間的分歧所在，並集中體現在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分歧上。

格物致知的來源？格物致知，這個詞來自《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個詞，被統稱為八目，綱舉則目張，它們是《大學》的八個重要的詞眼、條目。《大學》中的八目，基本概括了儒家的三觀，並給出了成為“聖人”的方法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說的是對自身道德的存養，齊家、治國、平天下，超乎了個體，將個人道德外延，進入到家庭、國家、天下等更大的維度上。從個體到世界，從個人道德至天下大德，一步步地遞進，儒家思想藏不住政治的野心。

格物致知是什麼意思呢？通常，我們是這麼看的：格物，就是對事物進行研究探索；而致知，就是得到一種知識，甚至一種智慧。如果這麼看的話，我們觀察一棵小樹的生長，然後知道了小樹生長規律的知識，就完成一次格物致知了。

在朱熹、王陽明之前，另一位重要的理學家是北宋的程頤。程頤認為，“知者吾之所固有”，而“致知在格物”。意思是，人本來內心是有“知”的，但要致知，非透過格物不可；格物就是“窮理”，大概是說探索一切事物的“理”直到盡頭。窮了理，自然就“致知”了。朱熹、王陽明都深受程頤的影響，他們繼承了知是人所固有的觀點。但對於何為格物、何為致知，卻有著很大的分歧。

朱熹怎麼看格物致知？朱熹認為道理散在事物上，人做不到一理通便萬理皆通，故需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盡天下萬物，大道才能貫通。但，朱熹“只有窮理後知才能盡道才能明”的觀點其實是有違儒家之道、孔孟之訓的。儒家正統觀點是良知天賦。孔夫子雖然很少言天道和性，但他的言行是絕對支援後來的孟子的良知天賦說的。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坦陳他並非生而知之者。可為何一問便知，並非他事先花了很多精力儲備了無數知識和技能，而是因為他有“一以貫之”的道，即良知。故，入太廟，每事問。孔夫子有一顆尊崇周公的誠心，所以，遇到祭祀周公這類事情，他會主動去學習祭祀周公的禮儀。農夫問他事情，因為他有良知，能就著事物的本末，逐步啟發農夫，自己便也逐漸明白了事理。

王陽明怎麼看格物致知？王陽明訓“格物致知”為致良知，而格物是致良知的工夫。這是雙方最大的分歧。王陽明認為“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關於“致良知”，另有博文詳解，這裡不再贅述）。“格物致知”在朱熹那裡是對天理（包括事物之理乃至知識）的追求，儘管這也是一種行動，但本質上還是求知。更何況格盡天下事物絕無可能（如同最外圈的圓由無數個點組成），故朱熹轉而讓天下學子一心攻讀聖賢書。他以為千百年來成聖之人必定已格盡天下萬事萬物，所以讀聖賢經典是學子可行的捷徑，以至於“格物”在朱熹那裡幾乎等同於“讀聖賢書”了。儘管朱熹也強調“無有知而不能行者”，但畢竟求知的工夫花得太多，致力於行動的時間就會減少。事實上，良知天賦，無需花太多的時間去求知（天理、良知）。朱熹如此解釋“格物致知”，是在大方向上出了偏差。王陽明的“致良知”思想一改朱熹的“透過學習獲得理（道、知）”的路徑，強調人在推廣擴充本然之良知時，透過格（正）物（事）的工夫來獲得必要的學問，意即良知涵攝了知識。這是對孔孟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們對何為真正的學習有相同的看法。

朱熹和王陽明格物致知如何比對？簡單來說，南宋理學家朱熹認為，成聖之道就要向人心外探索“理”，不斷做加法；而明代心學家王陽明認為，心本來就有完備的“理”了，不要向外求索，而要向內求，做減法，不斷地發現和去除不良的慾望，存樣原本優良的品性，那就對了。朱熹的格物窮理，是一種非常艱難的被動的學習，因為天下永遠有格不完的事物。按朱熹的路子，天下學子終生都在求道的路上，像個苦行僧，卻未能見道或感覺尚未圓滿得道，故大多知而不行。而“致良知”是推廣、擴充人固有的良知於萬事萬物，將事物處理得合乎良知（天理），更具有主觀能動性和可操作性。沿著王陽明的路子，有治病救人的良知，便去學點醫術；有保家衛國的良知，便去學點軍事；有教書育人的良知，便去做點學問。這是何等親切簡易的成才之路，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能感覺到自己的社會價值和個人成就。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王陽明比朱子高明的地方是，他認為無需窮盡天下事物。他認為，萬物一體，人各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致良知，便是和諧社會。並且，沿著朱子路子的人，很容易陷入多識卻無真知的地步。今日格一物知一理，會以為給父母洗腳就是孝順，明日格一物知一理，會以為親切撫摸孩子的頭就是表達喜愛。殊不知日本有位大孝子表達自己的孝心是讓年邁的母親俯身為他洗腳，因為讓母親體會到“為人母”的溫暖感覺對老人來說是一種無限欣慰；殊不知在泰國撫觸孩子的頭是大不敬。而按照孔子和王陽明的路子，是不存在這種尷尬的。孝心，友愛之心，人與生俱來，但同時也清楚，時境不同，需要做正確的表達才行。有良知的人，自然會思考、會觀察、會發問、會學習、會行動。這種學習，是因良知的推廣和擴充的需要而做的主動的快樂的學習。論語開篇的第一句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王陽明的理解最為準確。當我們每天因致良知而學到了些具體實踐知識，並努力的不斷踐行時，比如天天盡孝悌、與人為善，就會感到很快樂。確實，家庭和睦，社會安定，豈能不悅？

王陽明和朱熹，隔著342年。而這場對儒家經典典籍的跨時空學術之爭，到今天還沒有最終的答案，人們至今對格物致知的意思依然沒有明確，或者說，也無需明確。但是在今天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裡，我更喜歡王陽明的觀點。我們被與我們無關的資訊刷屏，每天花五六個小時（甚至更多）的時間，茫然而焦慮地盤手機，試圖透過資訊的擴充來獲得無用的安慰。虛擬的體驗，不斷侵蝕真實的感知，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糟。所以，這個時代更需要一個王陽明來提醒我們，人的內心本來是完善的，當我們撥開那些多餘的遮蔽和紛擾，大膽地去偽存真，就能獲得更有質量的生活乃至生命。這或許也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格物致知吧。

格物致知這個詞讓我想到“理論結合實際”這句話。

大千世界的事物和經歷不是我們有限生命和時間所能瞭解完全的，所以大多東西都是透過書本、網路、新聞所獲取的認知。

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有時候還是錯誤和片面的。

“格物”更像是要從多角度，多方向，深入的去洞察事物的本質和內涵，不能被表面所迷惑。

只有這樣才能獲得真正的知識！

和“格物致知”相近的另一個詞是“韜光養晦”，告訴我們要不斷學習，不斷修正看實物的眼光。

《禮記•大學》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其中的格物、致知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為：探究事物的原理法則而總結為理性知識。意思是任何事物要弄清來龍去脈，不要斷章取義，自然也就提升了自己的知識。

格物致知是儒學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哲學概念，比較理論。如何做到格物致知？就是讓人思考事物原委。比如：手機螢幕為什麼可以透過觸控來進行操作？夏天太熱，為什麼空調能把溫度降下來？最終實現提出問題、分析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每個古時候讀書人的夢想和追求。而《禮記.大學》八目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四個，卻很少有人知道。大致上意思是掌握事物的本質（格物），而後讓自己認知水平提高（致知），端正自己的心態（誠意），運用事物正面的品質（正心），修練自己的身心（修身），管理好自己的家庭（齊家）、進而治理好國家（治國），而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平天下）。前四個是方法，路徑；後四個是效果、目的。一味只提後四個，可見古人功利心也是很重的，並且本末倒置。

歷朝歷代的大儒對格物致知雖有一些論述，但多不是解讀禮記的重點。儒家強調入世，只有入世才能展平生所學，不妄讀聖賢之書，才能為天下蒼生謀福祉。突出後面的結果去誘惑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認為不是孔孟先賢的初衷。

強調格物的著名人物是王陽明。小時候就去“格”竹子，“格”板凳，進而無物不格。格物對王陽明的思想和學術的影響是他更講究知行和一，學以致用。不死讀書，還要重視實踐。所以最後他可以是個工程師修橋鋪路，也是個軍事家，上陣殺敵，也是個思想家，著書立說。

格物致知，運用到兩個方面，一是用於自然科學，探求物質本源，發現事物規律，進而為人類生產生活可用，這是現代科學的起源和未來。一是用於社會科學，處理人，家庭，民族，社會，國家等素質提高和和諧管理。如果中國按孔孟之道兩方面去發展，今日中國必會引領世界各方面的發展。可惜後世“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視後者為正途，“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視前者為“奇技淫巧”，不屑一顧。

孔子的棺材板一直在動啊！可惜每朝每代都在給他的封土上加土，聽不見了！

格物致知，乃入乎其內的沉浸式學習。分為三個層次階段，"三mo"境界:

1.用腦子想；這是琢磨。

2用心想；揣摩。

3.著魔。

身主於心，心發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與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意不誠而無物。《記》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惡媸，好富惡貧，感於物慾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理，而曰物者，踐其實耳。鄭玄曰：“格，來也。物，猶事也。”程子因言：“物來知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溫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為外，非合內外之道。”黃潤玉曰：“格，正也，義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誠意致知為哉？”是數說，皆因《記》而億者也。惟《說文》曰：“格，木長貌，從木各聲，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訓精矣。（《格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