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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槐蔭樹下的老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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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梁宇柱
魏晉南北朝一百多年間,是一段分裂割據、殘酷,動亂,甚至血腥的歷史。這一時期,在中國北方遼闊的疆域上,匈奴、羯、鮮卑、氐、羌五個少數民族,在與漢民族的激烈衝突中,你方唱罷我登場,先後立有十六小國。而歷史也在前進、倒退中徘徊著。長年戰亂,相互殘殺。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秦漢以來的正常社會秩序。但任何事情都有其兩面性。這樣一段動盪、特定的歷史,也給中國多民族發展的歷史上做出了貢獻:即從思想觀念上和生活實際上促進了中國多民族的大融合和發展。多民族間在文化、思想、觀念、生產力水平以至生活習俗上相互影響,學習,取長補短,逐漸形成以漢文化為主流的思想文化觀念。為中國大一統多元化民族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這也許是這段歷史發展的收穫。
這個提問不嚴謹。
每一段歷史,都有其歷史地位,至於重要不重要,就沒有一個判定的標準。
如果這段歷史重要,她是不是就是全部歷史的重心呢?
如果這段歷史不重要,她為什麼又能夠成為一段歷史呢?
應該問成:這段歷史有什麼特別之處?她在中國全部的歷史中,起到了什麼獨特的作用?
魏魏晉南北朝,處於整個漢唐時代之間。
而漢唐時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
漢唐時代之前,是夏、商、周時代,那時候的社會生產力,是奴隸化的大農業生產。
以這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導致夏、商、周時代的社會基本矛盾,就是奴隸階級與奴隸主階級的矛盾。
但是,基本矛盾,不是主要矛盾。
夏、商、周時代的主要矛盾,是土地兼併,是大部落兼併小部落,發展至大諸侯兼併小諸侯,直至最後的秦始皇統一中國。
在這個主要矛盾之下,當時的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就是代表天下秩序的皇權,與代表個體自由的諸侯貴族之間的矛盾。
漢唐時代之後,就是宋元明清時代,這時候的生產力,就是農業生產孵化出工商業生產,形成農業生產與工商業生產混合發展的局面,而工商業生產比農業生產更加充滿活力。
以這樣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導致宋元明清時代的社會基本矛盾,就是農業生產與工商業生產之間的矛盾。
但是,基本矛盾,不是主要矛盾。
宋元明清時代的主要矛盾,是由於內憂導致外患,導致民族矛盾佔據社會矛盾的主導地位。
而由於農業生產與工商業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社會基本矛盾得不到解決,導致民族矛盾這個主要矛盾也是始終得不到解決。
那麼,從這前後的歷史,我們來看漢唐時代的歷史,她有什麼特點呢?
漢唐時代的特點,就是從夏、商、周時代的奴隸化的大農業生產,轉變為家庭化的小農業生產,又還沒有孵化出工商業生產,沒有農業生產與工商業生產之間的矛盾。
那麼,漢唐時代的社會基本矛盾,就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
但是,基本矛盾,不是主要矛盾。
漢唐時代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土地兼併。
但是,這時候的土地兼併,不是大部落兼併小部落,發展至大諸侯兼併小諸侯,而是大地主兼併小地主。
在這樣的主要矛盾之下,漢唐時代的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就是代表天下秩序的皇權,與代表個體自由的大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
而漢唐時代的社會演變,就是代表天下秩序的皇權,與代表個體自由的大地主階級之間矛盾的演變。
那麼,魏晉南北朝,在這個矛盾演變中,又處於什麼位置,具有什麼特點呢?
魏晉南北朝之前,是兩漢與三國時代,魏晉南北朝之後,就是隋唐時代。
兩漢時代,大地主階級的實力是由弱到強,皇權的力量相對就是由強到弱,這就最終導致秩序崩潰,社會走向三分天下的三國時代。
三國時代已經是沒有皇權,但是,天下還是比較尊重皇權,這才導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
而到魏晉南北朝,就是門閥士族,將皇權玩弄於鼓掌之間了。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就沒有小地主階級,只剩大地主階級了。
那麼,沒有了皇權,沒有了小地主階級,只剩下大地主階級,這些大地主階級,又會怎麼玩呢?
當然就是又一個“春秋戰國時代”了。
但是,不幸的是,這一個“春秋戰國時代”,不同於那一個“春秋戰國時代”。
那一個“春秋戰國時代”,外患基本上沒有,一個“尊王攘夷”,就妥妥地給解決了。
而這一個“春秋戰國時代”,外患很強大。
特別是一些破產的農民,甚至一些競爭失敗的大地主階級,都去投靠外來的少數民族,就更加增強了少數民族政權的力量,使得這個“春秋戰國時代”,註定與那一個“春秋戰國時代”不一樣。
這一個“春秋戰國時代”的結果之一,就是導致“漢人胡化”和“胡人漢化”。
當然,“漢人胡化”和“胡人漢化”只是一種外在的變化。
歷史的內在邏輯,就是“物極必反”,秩序崩潰到最後,必然是要重新得到恢復。
所以,就迎來了最終的隋唐時代。
而魏晉南北朝給隋唐留下的啟示是什麼呢?
就是大地主、門閥士族是秩序的破壞者,是皇權的威脅者,要想保障秩序,維護皇權,就必須消滅大地主,必須消滅門閥士族。
隋唐兩朝相對於魏晉南北朝,所做的工作就是實行“科舉制”,消滅門閥士族。
當然,魏晉南北朝導致的“漢人胡化”和“胡人漢化”,也給唐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了伏筆。
“節度使制度”是唐朝最終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
而“節度使制度”,又是“漢人胡化”和“胡人漢化”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