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說：“中國歷史人物，似乎衰亂世更多過了治盛世，又且強過了治盛世。”

錢穆先生採取例證法，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主要例子是孔子、朱熹等等名人。

譬如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於春秋末期的衰亂世，霸業已盡，時代將變。

尤其在南宋末年，國家將亡，出一朱子。

孔子與朱子，是中國史上前後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卻均出在衰亂世。

我覺得這個結論可能有下面4個原因，簡單說是4個篩子，說明如下：

一、 第一個篩子：寫書的人對歷史人物的篩選。

古代人分為士農工商，寫書的人大部分屬於“士”，他們寫的歷史人物大部分都是“士”。

士在古代就是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而對於“農工商”寫的比較少，這些人大部分是科學家、經濟家、技術專家。

治盛世，由於比較穩定，容易出現人物大部分是科學家、經濟家、技術專家。

衰亂世，比較混亂，大家都在尋找解決方案，比較容易出現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

這樣篩選下來，顯得亂世出的人才多。

二、 第二個篩子：文字表達對於歷史人物的篩選。

文章似山不喜平，歷史人物處於衰亂世，則他們事蹟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寫書的人很好寫，看書的人也比較容易流傳出去。

而處於治盛世的歷史人物，事情比較單一，情境簡單。既是功績很大，由於沒有傳奇性，不容易流傳開來

三、 第三個篩子：國家機器對於歷史人物的篩選。

治盛世，國家機器的控制能力很強，想出現思想家，革命家是不太可能的。

衰亂世，國家對於社會的控制力，影響力，壓制力大幅度減弱，所以歷史人物風起雲湧。

四、 第四個篩子:錢穆先生個人偏好的篩選

錢穆先生身處中華民族最大的衰亂世，抗日戰爭時期。他自然希望出現更多的強人，引導大家找到解決民族危機的方法。

民諺說“深山藏虎豹，亂世出英雄”。為什麼每逢戰亂年代，總是英雄輩出？我們可以從這幾點來分析：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古代和平時期，社會秩序與權力結構相對比較穩定，蛋糕就那麼大，僧多粥少。這個時候不僅靠才能，出身、朋黨、機遇等等，很多因素都能將有才能的人卡在門外。進不了權力中樞，史書上自然難以留痕。

而在亂世之中，群雄並起，自然需要大批的人才，謀士武將有了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間。在不斷的試煉中，大浪淘沙，真正的傑出之士，自然光芒閃爍。

天縱英才，也需要通過後天勤奮學習和不斷的實踐錘鍊，才能修煉成才。亂世中，各方勢力角逐，鬥智鬥勇、戰場廝殺，這些都給能人異士們提供了充分的實踐機會。

而在和平年代，人們過著安逸的生活，不肯創新，不要新事物，接受能力弱，因為他們活的“很好”，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歷來戰爭都是權力的遊戲，飽受摧殘的總是廣大的底層人民。他們在戰爭中東躲西藏，渴望和平，憧憬安居樂業。所以對於那些能夠帶來和平，帶來實惠的能人異士更容易產生共情，從而廣為傳頌。

如今，我們耳熟能詳的很多英雄豪傑，都是經過一代代傳頌，甚至被神話的。

所以說，時勢造英雄，亂世出英雄。李廣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漢文帝對李廣說的話，道出了玄機：“可惜你生在今天，只能陪著我打打獵，要是你生在高祖那個時候，封個萬戶候是不成問題的。”

有一個美國卡車司機說：“我爸爸是卡車司機，我四歲的時候就知道，長大後我也會是一個卡車司機；我的兒子最可能幹的，也是開卡車，也許他會開一間雜貨鋪，但他絕對不會當董事長或者州長。”

美國卡車司機的這番話什麼意思呢？

很明顯，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在本土發生的大規模戰爭只有那一次——南北戰爭。美國南北統一之後，可以說本土從未遭受戰亂之禍，社會大環境穩定，社會秩序基本一成不變，人民生活相對安定，一個人的生活軌跡很難有大的改變。也就是說，和平時期絕大部分人的生活軌跡基本一成不變，甚至會延續給後代。

亂世是對正常社會秩序的破壞，對於普通人來說，社會動盪的同時還蘊涵著機會。

在穩定的正常社會中，社會流動相對固定，而且緩慢。草根子弟上升的道路，很窄，很曲折，還常常遇到天花板，上升到一定的階段就升不上去了。所以那個美國卡車司機會那麼說。

亂世就不同了。以往的社會流動被打亂了，遊戲規則也被突破了，甚至沒有成型的規則可言了。於是，底層子弟平白有了快速向上躍升，乃至上升到社會最高階層的機會。昨天還是販夫走卒，明天就可能封王拜將了。這一切都拜亂世所賜。

我們都知道，民國初期是一個大亂世，也是一個大戰場。那時就有很多手裡拿著刀槍的軍閥殺來殺去，你徵我伐。最終，中國近代史上都留下了他們的一席之地。

孫傳芳、吳佩孚、黎元洪、陸榮廷、馮玉祥、齊燮元、曹錕這一些大佬都出身貧寒，到最後又都成為獨霸一方的軍閥，權盛時期，無論哪一個都堪有皇帝的威嚴。與其出道之時相比，簡直是有云泥之別啊！

民國軍閥除了袁世凱，不是出身普通家庭，就是來自底層家庭，有著悲慘的早年。這些人往往是舊秩序的受害者，在秩序更替的混亂期憑藉槍桿子躍升而起。

南朝劉宋皇帝劉裕的父親早逝，家境貧苦，幼年時淪落到靠賣草鞋為生。還曾因為借人家錢，到期還不上而被人吊起來毒打，明顯是底層的受壓迫者。

後梁皇帝朱溫也是父親早逝，母親不得不領著三個兒子到大戶人家去當傭工，也是典型的底層出身。

元末的張士誠出生於一個窮苦鹽民家庭。元朝食鹽由政府專賣，對鹽民的剝削很重，東南沿海鹽民生活無著，還不時遭到颱風侵襲，海水倒灌，生活也是苦不堪言。

好在他們都趕上了亂世，把握住了脫離底層向上躍升的機會。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家喻戶曉的“他們”，是因為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爭取最基本的生存權利。

劉裕受生活所迫，不得已投身北府兵，開始戎馬生涯。

朱溫成人後，勇猛兇悍，二十五歲時投黃巢，加入了唐末的造反大軍。

為了活命，張士誠十歲就開始和膽大的同鄉一起販賣私鹽，維持生計。不用說，販賣私鹽也是拿生命在冒險。

舉再多的例子也只是為了說明亂世時期的一切都是瞬息萬變的。看似不可能的事，到了亂世都有可能發生。朱元璋就是個最好的例子，開局一個破碗，最後成就一個大明江山。

身份低微、忍氣吞聲、苟延殘喘的劉裕、朱溫、張士誠、朱元璋和民國的那些軍閥一樣，是那個時代中可有可無的螞蟻、臭蟲，任誰都可以隨手捏死他們。但是他們不服輸，不認命，抓住機會，努力改變困頓的局面。反過來說，這些人也就是在亂世中才會脫穎而出，和平盛世時期還真不一定有他們的出頭之日。是亂世給那些不顯眼的，眾多的“平庸之士”提供了藉機趁勢而起的翻身機會。可能這就是所謂的“時勢造英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