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出身，本來就是三代貧農，在南京登基的時候，有人提議把他塑造的偉大一些，他拒絕了，主要是他的履歷就擺在那，知根知底的，也不好說什麼，但是當朱棣繼位之後，他就把朱元璋的出身給改的高了很多，並且也給了很多帝王的異象！

“再造中華”這個詞豈是說用就用的，朱元璋雖然推翻了元朝的統治，恢復了漢人的江山，但這並不能算是“再造”之功。

在我的認知中，敢於說對中華民族有“再造”之功的，只有毛澤東一人而已。他帶領貧苦的華人民，一方面徹底結束了封建統治，跨越資本主義社會，直接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讓中國在世界上始終保持著制度優勢，這在這次疫情中表現的淋漓盡致。另一方面，他帶領華人民趕走了西方列強，讓中國免於亡國滅種之禍。還有一方面，他豐富了中華民族的含義，讓56個民族都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除了毛澤東之外，中國歷史上，再無其他人有如此功績。

第一點，不管塑造不塑造，朱元璋都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君主，這一點毋庸置疑，說他偉大不是因為什麼“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種虛無縹緲的民族主義。

而是他在短短三十年內讓飽經戰亂流離失所的百姓們再一次能在這邊土地上安定的生活，並且始終認識到自己“布衣”的出生身份而對危害黎民百姓的大臣們絕不姑息。朱亮祖戰功赫赫，換做唐宗宋祖只怕看在他開國大功的份上對他危害地方的事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結果這樣一位開國侯爵，直接被朱元璋活活打死。傅友德一介國公請田千畝被拒絕不說還被斥責，一點面子都不給，而朱元璋也是歷朝歷代皇帝裡唯一一個允許底層百姓越級上告，告到自己面前而不被處罰的。這正是他最偉大的地方，哪怕唐太宗口口聲聲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再怎麼關心黎民百姓，他也是做不到的。

第二點，朱元璋沒必要去宣揚這種事，朱元璋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像秦始皇那樣好大喜功，秦始皇做出點業績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朱元璋則是做了實事也不關心有沒有人知道，始終謙遜克己，高下立判。

再加上當時朱元璋的大臣內包括各地都有不少元朝遺民，在即位詔書這種官方的臺詞上自然要顯得大方包容，承認正統，也方便以後進行北伐統一全國。

私下裡以及後來朱元璋的態度自然有所不同，

這裡開始就把元朝視為戎狄，胡人了，不再是什麼前朝。這也是朱元璋的態度，這是對元朝的態度問題。

宣不宣揚功績都在那裡，後人都看得見。

——李贄

千古一帝和千萬古一帝誰厲害，不用我說了吧？

事實上，朱元璋是有塑造過的，但並不是簡簡單單的透過去否認前朝法統來塑造自身政權合法性，作為從“紅寇”出身的朱元璋政權在取代元朝後做了一系列文化工作用來塑造朱明合法政權，並喚醒士大夫心中夷夏之防，使其轉移其效忠物件，關於這一點復旦大學張佳博士在其書《新天下之化》中，從洪武禮俗改革入手，精彩的論述了朱元璋是如何透過文化革新塑造自身政權的合法性。

明初政府透過對元代禮法、習俗、服飾的大規模反正否定，塑造出一個充滿“胡風”“羶腥”的它者，也樹立了朱元璋作為中國文化挽救者的聖王形象。事實上我們看到明代士人，乃至明政府從思想到政策上根深蒂固的“華夷之分”“夷之防”，這些思想正是從朱元璋時期萌芽生長的。

這些文化革新，使朱元璋在後世明人眼中成為遠邁漢高的聖王形象

明代理學家來知德評價朱元璋：

元自太祖至順帝，元運已將終矣。國運將終之時，教授鄭咺猶建言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叔嬸嫂．恐貽笑後世。觀斯言，則在君位者禽獸聚麀、五倫掃地、贏豕踽躅、百罪滔天，不言可知矣。……我聖祖驅而盪滌之，不惟有功於生靈，且有功於天地，有功於五帝三王。有功於周孔。明倫立教者多矣，蓋非特漢高祖之止除暴秦也。

明人喜歡將本朝開國皇帝和同是以布衣取天下的漢高祖相提並論，但來氏看來，明太祖的功業非劉邦可比。原因在於朱元璋不僅平息了前代的虐政。更在異族統治百年之後，重新恢復了漢族的文化傳統和道德秩序。

朱元璋的這種形象在明人腦海中根深蒂固，在政治或文化上的外患漸深之時會變得愈加鮮明，甚至演變為漢族文化的象徵符號。這也是明清之際再次“夷夏”更迭之後，亡國士大夫如顧炎武等，對“聖祖”之政念念不止的主要原因。（上文引自《新天下之化》第三章）

在這裡，我就直接引用張博士的論著《新天下之化》的內容簡介來予以說明吧。

《新天下之化》內容簡介

朱明政權起源於被正統士大夫視為叛逆、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紅巾武裝；在元季士人普遍固執“君臣大義”而不講“華夷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如何論證政權合法性、爭取士大夫的認同和支援，成為明代開國之初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在古代中國，儒家意識形態是政治合法性的基本來源，這就促使明初當政者不得不依照儒家的政治理想，透過文化重建來努力塑造自身的正統形象。洪武時期的禮俗改革，便是在這種特殊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展開的。

從衣冠服飾、婚嫁喪祭，到日常生活中的禮儀細節，明初禮俗改革涉及的範圍甚為廣泛。其所關注和針對的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類。一是遵照儒家政治理念，對元代因“寬縱”而造成的各種失序現象進行嚴厲清整，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社會秩序。

其次是以“用夏變夷”為旗號，對元代社會生活中瀰漫的“胡風”進行清整，恢復漢族的文化傳統。當政者試圖用重新劃分“胡漢”文化界限的方式，喚醒士大夫淡漠已久的族群意識，建立他們對明政權的認同。這些措施使得元明易代在文化上，顯示出明顯的“夷夏”變革色彩。

明初進行的禮俗改革，透過與儒家意識形態的呼應，成功地樹立起明政權作為“華夏正統”的形象。在這一過程中，精英思想與國家權力密切配合，大大加速了宋代以來儒學（理學）思想制度化、常識化和風俗化的歷史程序。洪武禮俗改革不僅塑造了明代前期社會生活的基本面貌，而且其所恢復和構建起來的基本價值觀念和社會規範，還奠定了有明一代社會文化的基調和底色，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