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府以汴京為中心，修建了抵達各個州郡縣的道路，稱為“官道”，並且由於宋代都城的水路四通八達，加之國內商品經濟發達，因此水路運輸達到了中國古代王朝最巔峰的時期，那麼宋代的水陸兩方面的交通到底是如何的呢？

一.宋朝海上絲綢之路最遠可以到達阿拉伯地區。

1.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六個歷史階段：

海上絲綢之路開創期——先秦。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期——秦漢。

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期——魏晉。

海上絲綢之路繁盛期——隋唐。

海上絲綢之路鼎盛時期——宋元。

海上絲綢之路由盛及衰——明清。

2.宋朝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並且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係，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私人海上貿易在政府鼓勵下得到極大發展。但是為防止錢幣外流，南宋政府於嘉定十二年（1219年），下令以絲綢、瓷器交換外國的舶來品。這樣，中國絲綢和瓷器向外傳播的數量日益增多，範圍更加擴大。那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除了廣州外，泉州、明州也是著名港口，是當時的三大外貿港；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徵收商稅；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於番貨交易的“番市”，形成通往日本、高麗、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海上絲綢之路。

二.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

1.宋朝統治者的高度認同，宋高宗趙構雲：“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

2.據《文獻通考》記載：宋神宗後期某年北宋稅賦總收入為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佔30%，工商稅佔70%。宋時經濟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工商業發達，而這都仰賴海上絲綢之路。支撐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由原來隋唐時的絲綢變為瓷器。宋代記述海上交通貿易等內容的《萍洲可談》載：“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也就是說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滿船艙的所有空間，人晚上只能擠在貨物上睡覺。儘管宋瓷出口量大得驚人，卻還是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導致中國瓷器一運到國外，立即身價倍增，價比黃金，成為外華人珍藏和身份的象徵。如此繁盛的情景，背後跟隨著多少利益！

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

兩宋軍民抗擊北方遊牧民族南侵，以及宋遼、宋夏、宋金的議和，使得中原和南方地方獲得了相對安定的社會持續發展環境；契丹、女真、党項等少數民族崛起擴充套件之際，也不斷吸收中原先進文明，農耕文化也遊牧文化在碰撞中逐漸交融，大大豐富了華夏文明；兩宋時期，農業、手工業大大發展，市民階層興起，商品經濟蓬勃發展，古代經濟中心南移；指南針、火藥、印刷術三項重大發明與應用以及海內外貿易的興起，中國科學技術處於當時世界文明的高峰；兩宋統治者推行“重文輕武”的國策，推動了文化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宋朝的海上絲綢之路，東邊最遠到日本，西邊海路輾轉到紅海沿岸(非洲東海岸)，上岸之後貨物又輾轉到北非和歐洲。

而海上絲綢之路最鼎盛時期是在宋朝，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而宋朝時期東南沿海港口眾多，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而絲路起點泉州貨物吞吐量最大，到南宋後期甚至成為了世界第一大港。

而如此繁榮的海上貿易，又對宋朝經濟產生了什麼影響?

太平興國初，私與蕃華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黥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為役兵。《宋史.食貨志八》記載：

上文所述為宋朝海禁政策，對私自貿易者的處罰。

宋朝既然海上貿易發達，為何還要出臺海禁政策呢？但宋朝海禁與清朝又有不同，宋朝海禁政策只針對私人，這是為什麼呢?

這就牽扯到了利益分配的問題。

海外貿易的巨大順差，宋朝政府如果全面掌握這一豐厚的資金源，可以極大的緩解政府的財政問題。

宋朝雖然貿易繁榮，但總體海禁還是大於開的，但保持不變的是，宋朝海禁針對的只是民間，政府主導的海外貿易從未斷過。

宋朝雖然經濟繁榮，但眾所周知，財政壓力極大。

而宋朝國土面積已經被北方外敵擠壓到了東南方，生存空間與國土面積的不斷縮小就導致了宋朝需要龐大的軍隊來確保自身政權的穩定，而龐大的軍隊所需要的財政支出便成了一筆天文數字，加上宋朝臃腫的官僚機構，導致了宋朝財政十分緊張。

靠有限的土地和農業生產者稅收來彌補巨大的財政支出，本身就是不現實的。

而海外貿易所帶來的巨大財富，對宋王朝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雖然導致了政府與民間奪利，但依舊是緩解了宋王朝巨大的財政危機。

首先，造船業的昌盛是肯定的。

其次，繁榮的海外貿易自然需要巨大的貨物產量支援，而貨物產量不愁銷路，為生產者提供了鉅額的的利潤。

促進了各行業繁榮的同時，還養活了大量的相關從業人員，同時繁榮的海外貿易刺激了生產力與技術的不斷進步。

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宋王朝政局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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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其中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三大外貿港；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徵收商稅；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於番貨交易的“番市”，形成通往日本、高麗、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海上絲綢之路。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宋代的成就也提醒我們，繁榮依賴於開放與寬容，依賴於與外界交流。它不僅帶動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與碰撞，還直接推動了世界的進步和發展，也使得國際化視野的開放交流更加方便。　

北宋發明了指南針，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奠定了基礎。

開寶四年（971年），北宋在廣州設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市舶使由廣州知州兼任。凡蕃商船舶駛至廣州，先有市舶司抽取貨物的十分之一作為稅收，私自和蕃商交易者，滿百錢以上即論罪。

據紹興末年（1162）統計，福建、廣州兩市舶司歲得息錢二百萬貫，其中大部分為廣州市舶司所得。

海上貿易主要是日本、北韓、泰國、印尼、印度、東南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