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是已知的殺掉人牲進行祭祀最為普遍的時代。商人祭祀的物件非常廣泛，包括了天、地、人三個層次的各種神靈，因此其祭祀活動非常頻繁。就以祭祖禮為例，商代實行周祭制度，就是按照六十甲子的日子裡祭祀相應廟號的祖先（商王死後都以天干作為廟號），比如甲日祭祀上甲，週而復始，往復迴圈，一個祭祀週期大概在三十六或三十七旬，約一個太陽年，因此稱為“周祭”。這種祭祀頻繁且規格高，其所消耗的犧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在祭祀中，用人作為犧牲的現象相當普遍。比如以下幾條甲骨卜辭：

甲午卜，鼎（貞）：翌乙未㞢於且（祖）乙羌十人，卯一㞢（又）一牛。（《甲骨文合集》324/1）

丙午卜,貞:草尊,歲羌三十,卯三牢, 箙一牛,於宗用。(《合集》320/1)

丁亥俎於磬京羌三十（《合集》318）

第一條中，是在乙未日對祖乙進行“㞢”這種祭祀，而祭品之一就包括了“羌十人”，即十個羌人。這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據胡厚宣先生的統計，商代甲骨文中涉及用人牲的卜辭共1350片，1992條，共用人牲數量14197人之多。這還是可見於甲骨卜辭的記載，其他的未記載的情況就更多了。商代用人牲規模的龐大，在商代遺址中也可窺一斑。商代的遺址，如河南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等等遺址中，發現了數量驚人的祭祀或殉葬所用人牲。

至於這些人牲的來源，都屬於奴隸。許多甲骨卜辭已經明言所用人牲為羌，即羌人，他們是活動在西部及西北地區的遊牧部族，或許在商人的擴張中被商人征服，從而淪為奴隸。同時，商對其他方國進行征伐，征伐過程中的俘虜，也成了商人的奴隸。他們便是商人祭祀用人牲的主要來源。

活人祭祀，世界十大恐怖習俗之一。古人相信宇宙的一切都由神來掌控。因此人們透過祭神的活動來祈求神靈賜福。每當祭神的時候，人們拿出貴重物品作為貢物，有的地方甚至用人的生命做貢品，以表示虔誠。

原始社會末期和奴隸制社會期間，為祭祀祖先（人鬼）、神靈或自然界萬物而殺戮活人以為祭品。一般使用戰爭中的俘虜、被征服部落貢納的青年男女及兒童或由此而形成的奴隸。使用人牲的數目多少不等，一般為數人、數十人，有時更多。

人牲起源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農業崇拜。約從公元前4000—前1000年人牲在從東方到地中海這一地區的許多古代民族中都曾流行。墨西哥的瑪雅人、秘魯的印加人和非洲的阿沙特人也有過這種習俗。

中國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的遺址中，曾發現可能用於祭祀的俘虜骨架。到商代，人牲作為一種制度流行廣泛，如安陽殷墟的侯家莊商王陵區，出有數以千計用活人祭祖的祭祀坑。到西周，這一制度仍然保留。

東周時期逐漸衰落。中國邊境一些少數民族遲至封建社會階段仍有人牲。

據《殷墟文字甲編》二九九二片，卜辭記載商王一次屠殺三十名羌人祭河神。而這，只是在殷墟甲骨卜辭裡見到的殺人祭祀的記錄之一。胡厚宣先生曾經從著錄甲骨文字的九十種書刊，以及他自己長年蒐集尚未著錄過的甲骨資料中找出大量有關人祭的卜辭。光商王武丁時期的人祭卜闢就有甲骨673片，卜辭1006條，祭用9021人，另外有531條未記用人數。其中一次最多用五百個奴僕作祭祀。

《易卦爻辭》上說：“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此外，土方、呂方、苦方、龍方、馬方、蜀方、盂方等小國也經常遭到商的攻擊。

據《殷墟書契考釋》（增訂本）所輯卜辭統計，商伐苦方就有二十六次之多。戰爭的規模，從商帝國用兵的數額看，一次可徵集三千人或五千人以至三萬人，一次殺伐敵人竟達二千六百五十六人。戰爭的規模可不算小。

《大誓》記載周武王的話說：“紂有億兆夷人”，所謂“億兆夷人”，就是紂在徵夷方戰爭中獲得的俘虜。牧野之戰，紂王一下子武裝起十七萬（一說七十萬）奴隸，證明武王的話是真實的。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一篇第一章：“我們看‘隨’的上六和‘困’的九五，在當時好象還有人牲供祭的習俗存在。這些人牲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不消說是由戰爭得來的俘虜。”

郭沫若《奴隸制時代·奴隸制的下限在春秋與戰國之交》：“卜辭中常常用人為祭牲，與牛羊犬豕同用……上面所舉的人殉、人牲以及耕田的眾或眾人都是官家的奴隸。”

據甲骨卜辭記載，人祭每次所用人數不等，最多時有三四百之眾。至於這些人牲的來處，太史公的《史記》似乎有著記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裡。”

從挖掘的文物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人祭的場景。

作為目前中國發現時代較早、製作最精的一批立體圓雕石刻文物，金沙遺址的石跪坐人像共有12件，其造型大同小異，高約20釐米，人像臉形方正瘦削、顴骨高凸，有著高鼻樑、大鼻頭與大嘴巴，耳垂部位還存在穿孔。石像未穿衣物，雙腿彎曲、雙膝跪地，被繩索反綁雙手，而其臀部則跪坐於腳後跟上。人像髮式極為奇特，不同於同時期的周人，頭頂髮飾從中間向兩翼左右分開，如同一本正在開啟的書籍，髮梢兩側則修剪得極為短促並微微上翹，人像腦後頭髮則被梳成兩股長辮，直垂腰間。

考古學家發現石跪坐人像與周圍出土的石虎、石蛇、石璧等組合在一起，顯得極有規律，石虎出土時的位置恰好是虎口正對人像胸膛，這種特殊擺放形式顯然具有極強的宗教涵義，這無疑表明了人像、石虎、石蛇等都是古蜀國祭祀時所用的禮器。從石跪坐人像展現的姿態來看，這應該是商周時期人祭（人牲）現象的反映。在殷商時期，這種祭祀方式最為盛行，而人牲的主體很多時候都是戰俘、奴隸等對於統治者來說不值一提的“牲畜”。

對於這一說法，史學界部分學者有著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石跪坐人像反映的是古蜀巫師正在進行祈雨祭祀等活動。他們的依據是《呂氏春秋》，“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磨其手，以身為犧牲”，古蜀人剪髮磨手，為的就是祈求上蒼垂憐、風調雨順。因此，石跪坐人像的真實含義至今仍無定論，或許隨著更多古蜀文物的出土，人們能夠掀開其神秘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