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實行的以均田制為基礎上的租庸調製，“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拖各二丈……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安史之亂以後，由於土地兼併嚴重，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很多，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天下之人苦而無告，朝廷負擔遽增”。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楊炎建議，推行兩稅法。“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兩稅法的推行改變了過去的徵稅標準，實現了“以人丁為本”到“以資產為本”的轉變，“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誡而奸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兩稅法是中國稅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

租庸調製，唐時實行的賦稅制度，以徵收穀物、布匹或者為政府服役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基礎的賦役制度。此制規定，凡是均田人戶，不論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納定額的賦稅並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調定須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破壞，租庸調法則失敗，武周後由於人口增加，又不斷土地兼併，公家已無土地實行均田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繳納定額的租庸調，使農民無力負擔，大多逃亡。安史之亂後，朝廷負擔遽增。唐德宗年間，改行楊炎的兩稅法，以徵收銀錢為主。唐朝在隋朝的基礎上，以輕徭薄賦的思想改革賦稅體制，實行租庸調製。唐朝的租庸調製不再有年齡的限制。唐初施行租庸調製時，運作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國家收入穩定。

其基本背景是:隋末，人民負擔太重，流民四起，揭竿而起。所以必須想辦法，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而且既要保證國家財政，又不能讓民眾負擔過重。

租庸調製，唐時實行的賦稅制度，以徵收穀物、布匹或者為政府服役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基礎的賦役制度。

丁男二十歲以上，授田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八十畝為口分田。死後還田。政府依據授田紀錄而向人民徵收租庸調。不論貧富，一律繳納定額的租庸調。

租即田租，每年要納粟二石。庸則是力役，每年替政府服勞役二十日，這項制度原本在隋朝開皇二年（582年）試行，原是役期一個月，除租庸調外，人民還須負擔雜徭和色役。租庸調製中以納絹來代役的方法，在均田制的同步實施下，使農民在有土地耕種的同時保證了有充足的農耕的時間，不會因為長期服役在外而耽誤農時，推動了農業的發展。

陸贄稱許租庸調法：“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以之厚生，則不堤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眾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

租庸調製是唐朝前期實行的賦稅制度，即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繳納一定量的穀物，叫做“租”；繳納定量的絹或布，叫做“調”；服徭役的期限內，不去服役的可以納絹或布代役，叫做“庸”。）

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在實行均田制的同時，制定了與之相適應的租調製度，規定以一夫一婦作為交納租調的單位，但對徭役的規定不詳。北齊對租調和服役年齡都作了具體規定，經過隋末的大動盪，唐初人口銳減，土地大片荒蕪，唐王朝為了恢復農業生產，採行前代曾實行過的均田制。對每一男丁授田百畝。其中永業田20畝，口分田80畝。在這基礎上實施租庸調法。

每丁每年向國家輸粟2石，為租；輸絹2丈、綿3兩（或布2丈4尺、麻3斤），為調；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布3。6尺），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則以所增日數抵除租調，“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並限定所增日數與正役合計不得超過50日。

唐朝租庸調的這些規定，承襲了北魏以來對賦役制的改進，租調負擔比前代略有減輕，並訂有水旱災減課辦法；在服役與納絹之間有一定的靈活性，使農民的生產時間較有保證，賦役負擔相對減輕，政府的賦稅收入有了保障。

後因唐朝土地兼併日益加劇、大量的自耕農破產逃亡、或者淪為地主佃戶，均田制逐漸瀕於崩潰，租庸調法遂於德宗建中元年（780）為兩稅法所代替。

唐朝初年實行租用調製的背景，這個問題很好。租用調製是依附在均田制上的。所以沒有均田制就沒有租用調製

首先租庸調製是一種賦稅制度，具體是，老百姓的田地要收取田租，具體的徵收方法是每丁每年向國家繳納粟二石。繳納絹二丈，綿三兩（注意，這裡的綿不是棉花的棉）或者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作調。服役二十天，是為正役，國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則每丁可以按照每天交納絹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準，交納二十天的數額以代役，這叫做庸。國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服役二十天外，若加服役十五天，免其調，加役三十天，則租掉全免。水旱災害則是另有說法，可以參看《朱紹侯，中國古代史》

首先我們從租用調製的內容當中可以分析出來，租用調製是按人頭收稅的。男女不一。我們就要明白，如果要按人頭收稅，必然會出現不合理的現象——有錢人和沒錢人所徵收的賦稅一樣。當然在唐代所謂的有錢人實際上指的是地多地少。

而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那前提必然是每個農民的土地差不多，孔子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那唐朝有沒有這個條件呢？

答案是肯定的，這也就是租庸調製的前提，實行均田制。

可是問題又來了，均田制的田從哪裡來呢？

隋末唐初，社會混亂各路諸侯征伐不斷，南邊有王世充，李密，西北有薛仁杲，李淵，河西四郡還有李軌把守，北邊有劉武周，竇建德，高開道等，征伐不斷。土地荒蕪，流血飄櫓。以至於人口大量減少，大量的無主荒地出現，唐初社會一安定，便可以把這些土地分給農民。

前面已經說了，租用調製要每個人都平均均田制要有田，但如果土地不均，兼併嚴重的話，自然租用調製就不管用了，這也就是後面兩稅法按財產徵稅的原因，當然這是後話了。

還有一個背景便是，均田制有歷史淵源，從北魏就開始實行，當然這和從那時起便戰亂不斷有關，社會不安定，土地自然多。有歷史的話，民眾是比較好接受的，也十分有利於穩固民心，爭取民心，鞏固政權。

還有就是均田制實際上是一定程度上的均田制，為什麼這麼說呢，均田制並沒有觸動貴族利益，只分派了無主的荒地而已。可以看做是一個妥協。

租庸調製是唐朝前期實行的賦稅制度，即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在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在實行均田制的同時，制定了與之相適應的租調製度，規定以一夫一婦作為交納租調的單位，但對徭役的規定不詳。北齊對租調和服役年齡都作了具體規定，經過隋末的大動盪，唐初人口銳減，土地大片荒蕪，唐王朝為了恢復農業生產，採行前代曾實行過的均田制。對每一男丁授田百畝。其中永業田20畝，口分田80畝。在這基礎上實施租庸調法。

租庸調製是唐朝前期實行的賦稅制度，即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繳納一定量的穀物，叫做“租”；繳納定量的絹或布，叫做“調”；服徭役的期限內，不去服役的可以納絹或布代役，叫做“庸”。）

①背景

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在實行均田制的同時，制定了與之相適應的租調製度，規定以一夫一婦作為交納租調的單位，但對徭役的規定不詳。北齊對租調和服役年齡都作了具體規定，經過隋末的大動盪，唐初人口銳減，土地大片荒蕪，唐王朝為了恢復農業生產，採行前代曾實行過的均田制。對每一男丁授田百畝。其中永業田20畝，口分田80畝。在這基礎上實施租庸調法。

②內容

每丁每年向國家輸粟2石，為租；輸絹2丈、綿3兩（或布2丈4尺、麻3斤），為調；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布3。6尺），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則以所增日數抵除租調，“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並限定所增日數與正役合計不得超過50日。

唐朝租庸調的這些規定，承襲了北魏以來對賦役制的改進，租調負擔比前代略有減輕，並訂有水旱災減課辦法；在服役與納絹之間有一定的靈活性，使農民的生產時間較有保證，賦役負擔相對減輕，政府的賦稅收入有了保障。

後因唐朝土地兼併日益加劇、大量的自耕農破產逃亡、或者淪為地主佃戶，均田制逐漸瀕於崩潰，租庸調法遂於德宗建中元年（780）為兩稅法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