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只有孫權是“英雄”？

這個問題呢，就不要去糾結了。因為原因說出來你可能不相信，那就是因為古人寫東西，喜歡湊一些名詞，給一些定義，以便區分不同的人的特點。

比如說“英雄”，古人會把“英”跟“雄”分開來定義：聰明出眾，叫做“英”；膽力過人，叫做“雄”。

比如說，孔子將人分為五個層次：庸人，士人，君子，聖人，賢人。這些其實也是沒有什麼標準的。

除了英雄、梟雄、奸雄這些名詞，還有“驍雄”，就是“膽略、勇氣過人，才能、謀略超眾”者。它跟英雄有什麼區別呢？沒有！

再比如，傅玄將人才分為九類：一是有德行的，這類人可用來作為政權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讓他們來推究事物變化的規律；三是政務之才，可以讓他們從事政治體制的運作；四是學問之才，可以讓他們搞學術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統帥軍隊；六是理農之才，可以讓他們指導農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製作器具；八是經商之才，可以用他們來振興國家經濟；九是辯才，可以發揮他們諷諫和議政的長處。

這些所謂的這才那才，也是古人善用的套路，以便闡述某些人做某些事的原因。

孔子說：“人心比山川還要險惡，知人比知天還難。天還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個個都好象很老實，但內心世界卻包得嚴嚴實實，深藏不露，誰又能究其底裡呢！有的外貌溫厚和善，行為卻驕橫傲慢，非利不幹；有的貌似長者，其實是小人；有的外貌圓滑，內心剛直；有的看似堅貞，實際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遲遲慢慢，可他的內心卻總是焦躁不安。”

正因如此，古人不厭其煩地給“人”於不同的定義，讓我們後來研究歷史的人頭疼。

還好，我們明白了古人的套路。他們就喜歡給人分類，分英雄、分奸人、分男人也分美女。

我們只管看我們的書，不必理會太多。

孫權為何被稱為三國英雄呢？

熟讀三國，你就會發現其中的一個英雄人物，他就是孫權，這個被很多人當成是榜樣的人物。曹操曾誇獎他“生子當如孫仲謀”，這句話既是對孫權的褒獎，還有對自己兒子沒有這樣的大才能的無奈。後代辛棄疾曾在詩文中寫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他這樣說的原因就是孫權年紀輕輕就當上了萬軍統帥，因為不滿足偏居一隅，所以和強大的曹操、劉備爭奪天下，最後還讓對手曹操都稱讚他。

孫權算得上英雄嗎？

蘇軾拿孫權自比道“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蘇軾拿孫權自比彰顯自己的“狂”和豪氣；辛棄疾憑高望遠，追惜故去英雄，抒發自己的報國偉志。為什麼這兩個國士無雙的大人物都會拿孫權作為激勵自己的物件？我們今天就來聊一聊這個東吳霸主孫仲謀。

話說這孫堅死後，孫權的哥哥孫策用得傳那國玉璽換取了袁術2000兵馬自去江東發展。不出數年，小霸王孫策便征服江東六郡，建起基業，可是，正是由於在征途中誅殺了太多江東名士豪傑，所以遭到暗殺，孫策不幸而亡。

這時，年僅十八歲的孫權統領江東，孫策臨死前託孤張昭為“仲父”，更是有“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的囑託，所以，在孫權執政初期，基本是張昭負責國政，孫權只不過是東吳對外的牌面而已，且江東大臣多數不服於孫權，各地還經常出現叛亂。

直到赤壁之戰後，孫權才樹立了威信，而張昭也因主張降曹退居閒職。孫權從此真正成為東吳之主，時周瑜病死，魯肅代替其位，與大將呂蒙共同輔佐孫權，群臣俯首帖耳。

不僅如此，吳軍在赤壁之戰大勝後，乘勢攻取江夏、江陵等郡，並收復交州，數年之後又與劉備簽訂“湘水之盟”，自此，孫權的東吳真正成為群雄一霸。

但是，要論政治地位的話，孫權卻遠不及曹操和劉備。且不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貴為大漢丞相、魏公。單單就是劉備一個“宜城亭侯”“左將軍豫州牧”的名號也比孫權自封的“車騎將軍，徐州牧”大的多，更何況劉備還是漢室宗親，中山靖王之後，論名望和合法性，都遠高於孫權。

因此，孫權靠自封“徐州牧”統領江東，實際上是名不正言不順的，不具有被大漢認可的合法性。所以，孫權連同劉備抵禦曹操十數年，實際上只是想以戰促和，獲得以曹操為首大的大漢群臣們，承認東吳割據的事實。

但事態的發展似乎超出了孫權的預料，吳蜀聯軍不僅大敗曹魏軍隊，之後西蜀的關羽更是在駐守荊州的時候，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僅存的曹仁軍團也岌岌可危。所以曹操終於放棄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統一國家的願望，承認了東吳割據的的事實，並封孫權“車騎將軍”“南昌侯”。

可不久之後劉備奪取益州，攻佔漢中，勢力大增。孫權知道，這個曾經寄人籬下都能翻江起浪的劉備，有了自己的基業那還不是翻雨覆雨，於是他打了一張聰明的外交牌。孫權馬上與曹操交好，並乘關羽北上攻曹之時，派遣呂蒙陸遜白衣渡江，奇襲荊州，並擒殺了關羽，增大了自己的勢力。而且，這場仗讓一直秉承“聯吳抗曹”的諸葛亮處於尷尬境地。

曹操死後，孫權上表朝廷支援曹丕稱帝，因此被封為“吳王、大將軍、賜九錫、都督荊揚交三州軍事”，在即將到來的曹魏王朝裡獲得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地位。

220年，曹丕受禪在洛陽稱帝。221年，劉備效仿光武帝在成都稱帝。可孫權，卻沒有任何理由能夠稱帝，但是，出身貧寒的他能在江東被稱為吳王已經是莫大的榮幸，已經很知足了。在對劉備與曹操的外交政策中，孫吳無疑是極其危險的，一旦走錯一步，便萬劫不復，再難回頭。

我們來看看之後東吳的外交歷程。夷陵之戰大破劉備後，東吳馬上又和曹魏交惡，曹丕又派遣三路大軍討伐東吳，東吳在化解危機後，立馬又遣使者拜見西蜀劉備，欲想重歸於好。

西蜀元氣大傷，東吳數年征戰將士疲憊不堪、國力日下，兩個“人”抱團取暖，重新結盟，抵抗曹魏。劉備死後，諸葛亮更是放棄前嫌，為了聯手抵禦大敵，只得放棄政治上的競爭力，公開承認孫權稱帝的合法性，自此，孫權從“吳王”正式轉變為“吳帝”。

赤壁之戰後，由於剛剛上任，孫權的政治經驗和各方面的能力都不足，被“老資歷”的劉備耍得團團轉，先是失去了荊州，後又獨自抗衡曹魏的十幾萬大軍，反讓劉備從寄人籬下到奪取益州、漢中成為了“漢中王”。

可是後來，孫權也逐漸成長，成為一個富有謀略的政治家，他的外交政策著實將了劉備、諸葛亮一軍。不僅奪回荊州，擴大了自己的版圖，還在東吳稱帝，在曹魏和西蜀之間，建立起一個40多年持續穩定發展的東吳政權，實數江南第一人。孫權至此成為了割據一方天下的霸主。

三華人才之眾，是非常罕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三國之主善於用人，孫權之所以能威震江東，是和他善於用人分不開的。孫權委屈自己，不惜忍受曹魏稱臣納貢的恥辱，任用人才，崇尚有智謀的人。他有當年勾踐的奇才，是當時的一代英傑。所以他能獨據江南，與魏、蜀兩國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成就了一番大業。

孫權是一位“任才尚升”的英雄。

當年孫權手下有四員大將，對於建立和鞏固孫吳政權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四員大將就是周瑜、魯肅、呂蒙和陸遜。

這四員大將在建功立業的時候，年紀都不大。周瑜做建威中郎將，不過24歲，魯肅參加孫權的幕僚工作，也只有三十上下；呂蒙在赤壁之戰時，是31歲；陸遜初在孫權幕下任職，年紀更小，不過21歲。孫權手下不是沒有老將，一批老將尚能征善戰，但孫權除了繼續發揮這些老將的才能之外，還親自提拔一批年輕有為的將領，讓他們獨當一面，這就是孫權知人善任的本領。也是他才是三國真正的英雄的證明。

在三國以前，江南經濟雖然也有進步，但還是相當落後，這有很多原因。主要是長期以來，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北方的中央政權也就對江南不夠重視。而東吳政權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個強大的政權，它的規模和實力，要遠超秦以前的吳、越、楚，而且足以和北方的曹魏、西南的蜀漢相抗衡。任何政權要想維持這個局勢，都需要相應的人力、物力、技術和經濟條件，因此需要加大對江南的開發。從東吳開始到六朝時期，落後的江南一直成為與北方相對抗的政治舞臺，它的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孫權最大的歷史功績，就是他在開發江南經濟上作出的卓越貢獻。孫權才是三國中的英雄。

為了開發江南經濟，孫權的第一個有力措施，是仿照曹操推行屯田制度。東吳的屯田開始於建安七年，一直推行到吳滅亡時，歷時七十多年。跟曹魏一樣，東吳的屯田制也分為軍屯和民屯兩類。屯田大概分佈在今天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區，範圍十分廣泛。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與曹魏軍事對抗的鄰近地帶，有些則是在孫吳的腹地。東吳的屯田規模是很可觀的，少的有幾千家，多的有近萬家。同時為了配合屯田生產，東吳很重視水利灌溉，而且還大規模引入北方的牛耕技術。早在漢代，江南就已經開始用牛耕，但到南朝時才開始普及，中間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轉折，正是由於東吳的大力推行。由於東吳推行的屯田很廣泛，重視水利灌溉，又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對江南經濟的開發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東漢末年，在今天的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嶺地區，散居著許多山越人。經過長期的發展，大部分山越人已被漢化，而且在他們的聚居區也遷進了不少逃亡的漢人，所以山越與先秦時期作為一個種族實體的越族已經不相同了，他們與漢族其實已經沒多大區別了。東漢末年，隨著州郡和豪強武裝的崛起，山越在那些大族的領導下，也建立起許多拒絕向政府服役納稅的割據王國。這些割據王國大多坐落在山區，規模小點的有幾千人，大點的有數萬人，其力量不容忽視。東吳政權建立後，為了與魏、蜀相抗衡，就需要廣開兵源和稅源，但江南向來人口就少，所以孫權就把目光投向了這些已經漢化的山越人，對各地的山越展開了長期的征討。對被征服的山越人，孫權採取“強者為兵，弱者補戶”的政策。所謂“弱者補戶”，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婦女編為國家的自耕農和民屯上的生產者。經過長時間的討伐，東吳從征討山越中得到了大量的人口。據史載，僅補充進軍隊的就有十多萬人。大量山越人離開山裡，進入平原，東吳因此又設定了幾個郡縣。雖然這些人要受東吳的統治，不僅要納稅還要服徭役，剝削和壓迫比較重，但他們居住的條件改善了，而且和漢族進一步的融合，使他們的生產技能和文化水平進一步提高，這對江南的開發有著重大意義。

在吳國的經濟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業部門的發展也是引人注目的。由於東吳地處江南，河流湖泊比較多，為了水運和作戰的需要，孫權很重視造船業的發展。當時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福州市），東吳在此地設典船都尉，把許多犯罪分子發配到這裡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業也很興盛，這裡所造的戰艦，最大的能容納士兵三千人。東吳的船隊很是龐大，孫權就曾經派萬人船隊向北到達遼東，向南到達臺灣、海南島，為中國航海事業的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在吳亡國時，西晉從吳接收的舟船就有五千多艘。這說明吳國已經具備極強的造船能力。吳國的紡織業和冶鑄業的發展也較顯著。當時江南盛產麻布、葛布，天下聞名，就連曹丕也曾派人向吳求精細的葛布，可見江南所產布、葛的質量在全國是一流水平。江南的紡織業原本是很落後的，從吳時才開始發展起來，但發展速度很快，諸暨、永安生產的絲因質量優異，而被列為貢品，稱“御絲”。孫權還在後宮設立織絡廠，一開始在此工作的人還不滿百人，等到孫皓時就已經發展到上千人，專為統治者生產高階的絲織品。

吳國最大的冶鑄基地是在建業和武昌。建業的石城門外有個專門冶煉的城池，後來這裡也一直成為東晉南朝的冶鑄中心孫權曾在225年開採武昌山的銅鐵，製作了數量巨大的刀和劍，可見武昌有生產能力巨大的冶鑄作坊。吳的冶鐵作坊十分普遍，為以後南朝冶鐵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孫權還派人把嶺南重新納入了政權的統治範圍，對嶺南經濟的開發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孫權的這些貢獻對中國經濟格局的發展有重大的意義。中國正是從三國兩晉南北朝開始，大規模開發江南經濟，為江南的轉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