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9月28號，死於公元前479年4月11號，魯華人。

孔子的出生年代早於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年代。在孔子所處的那個年代，趙武靈王所面對的北方的威脅沒有那麼大。而且孔子崇克己復禮，崇尚周禮。

所以如果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孔子，是否會反對？這是肯定的。

1、戰國時期，儒家推行禮儀制度已經在各國已經有了很大市場，趙國也不例外，其中，服裝是表現禮儀制度的重要形式。雖然各個階層的服裝有所不同，但主要特徵概括是：寬衣博帶。寬大的禮服雖然看上去很好看，溫文爾雅，但這種穿戴只適合士子悠閒地踱步，不適合騎馬射箭，更別說衝鋒陷陣打仗了。

2、趙武靈王是戰國時期一位牛逼的君主，也是卓越的軍事改革家。他在位初期，趙國的軍事力量不強，而且四面受敵。趙武靈王為了鞏固國家安全，想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改革作戰方法，擁有一支大規模的騎兵部隊。然而要寬衣博帶並不適合騎兵，所以首先必須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而胡服是窄袖短裝既輕便又靈活，非常適合馬上作戰，所以進行作戰服裝改革勢在必行。這就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的由來，其實改革改的是一種生活方式，國民的一種思想觀念。

3、如果當時孔子在，孔子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推行的聖賢教化，儀表萬方，斷斷是不會同意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的。

不同意

周朝八百年都是以禮法治國！趙國是周朝諸侯國，孔子是周禮的堅定擁護者！因此孔子是絕對不可能同意周朝的諸侯國廢除周禮的一部分—服裝穿著

依周禮，諸侯國禮法不能與天子朝廷相左。天子是以禮法制約諸侯的，如果禮法被破，就無法實現周朝統治，這也是春秋戰國以來，周天子無法止戰的關鍵因素，周禮崩塌了！

孔子同不同意很重要嗎？即便為授其術而將自己搞得“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孔夫子不同意，他又能如何呢？充其量也不過是在《春秋》中添上“某年月日，趙武靈王混淆夷夏，其心可誅”一筆而已，但歷史是公正的，他不會因為某個人的某句話而改變他的發展軌跡，更不會因為某個人的某個意見而將事實掩藏。歲月的風塵終將公平的把功過是非呈現在每個人面前。

一：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無

在“夷夏之辨”這個問題上，即便混亂動盪如春秋之世，孔子依然是堅定而執著的，秉承周禮思想並畢生矢志於發揚周禮、宣揚周禮的孔子對於夷狄始終是存了蔑視之心的。

誠然，相比於文化燦爛、鬱郁乎文哉的中華文化，野蠻落後，以擄掠為生的少數民族政權確實要顯得落後的多。而更重要的是，那個被孔子崇拜終生嚮往一世的西周王朝也是覆滅於夷狄之手，換言之，春秋禮崩樂壞、瓦釜雷鳴的大亂之局正是由那些茹毛飲血的少數民族政權開啟的。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痛苦和悲慘也都是由他們所帶來的。作為一貫以來即“哀生民之多艱”的孔子，在面對趙武靈王要“變夏為夷”的舉措時又豈能無動於衷？

換言之，雖說孔子必然會反對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但他的反對卻不是因為個人義氣，而是站在民族立場和道義之上的反對。是出於維護民族純粹和文化道通的反對。我們並不能因此而說孔子陳腐守舊、不知變通。恰恰相反，做出開山立派的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思想不僅不守舊，反而還是很激進的，只不過相對於墨家和法家而言又顯得稍稍溫和而已。此外，再加上董仲舒為逢迎皇權而大肆改造儒學，我們今天所批評討論的儒家早已不是孔子時代的儒家了。

二：“胡服騎射”的本質是混合夷夏

“今之凡談變法之人，皆當反顧以見‘胡服騎射’之事，趙武靈王實自商、周以來四千餘年中的第一偉人。”這是梁啟超先生在談論辦法改革之時所提出的觀點。但此觀點是否就一定客觀而正確呢？

在我看來，梁啟超先生之所以許趙武靈王為四千年來第一偉人，是由於清末積貧積弱、備受欺凌的客觀時局決定的，畢竟，業已是末世之局的清末與趙武靈王剛剛繼位時的趙國時局實在太像。而趙武靈王卻憑藉“胡服騎射”的政治軍事改革不僅實現了富國強兵的夢想，更使趙國成為中原霸主，一度具備一統天下的實力。這無疑為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魁首的維新派增加了無窮的信心。換言之，梁啟超先生之所以如此推崇“胡服騎射”，不過是簡單的惟結果論的體現罷了。

但歷史上真正的“胡服騎射”運動卻遠不如我們想象的這麼美好，他並不是簡單的“學習胡人的短打服飾，同時也學習他們的騎馬、射箭等武藝。”從更深層次的文化角度而言，趙武靈王的此次改革，無異於破開了“夷夏之防”的壁壘。既是中原禮樂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一次漸染，卻也是少數民族文化對中原禮樂文化的一次衝擊。話說春秋之世雖說動盪已極，但當時的諸侯卻也還普遍遵守著周文化的禮節。但自從“胡服騎射”之後，“當今爭於霸力”的戾氣越來越重，之前備受推崇的文化禮儀則被徹底甩到一邊。“崇利爭勝”之心亦隨之而愈加濃烈。只問結果不問手段的文化因子亦就此根深蒂固，源遠流長。

除此之外，趙武靈王發動的“胡服騎射”還進一步混淆了夷夏之間的服飾文化，進而減弱了華夏族鄙視胡人、蔑視夷狄的心思。在無形之中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族的依歸心理，縮小了夷夏之間的文化差距，促進了華夏族與北方遊牧民族之間的民族融合。但這只不過是我們站在現代人的觀點和角度上所得出的結論和功績，終究不是當時社會的價值體現，畢竟，對於當時只是掌握了相對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相對有限的生活資料的華夏族而言，少數民族的融合不僅不是好事，反而還是擠佔其生存空間的侵略。而這也就是為何英明神武的趙武靈王最後困死沙丘不得其死的原因之一。

三：趙武靈王強軍富國沒錯，孔子克己復禮也沒錯

對於趙武靈王而言，“胡服騎射”的改革確實起到了他所希望的效用，但他所不曾料到的是“胡服騎射”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趙國的貴族階層陷入了更加深刻的矛盾與分裂之中，而其本人也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不僅如此，由於胡漢之間的文化交流，華夏族先進的政治體系亦被胡人所吸取，進而使得原來一盤散沙的少數民族政權逐漸擰成一股勢力，時時刻刻都在長城之北威脅著華夏族的國家安定和政權統續。

固然，按照現在很多公知的話說，文化理應豐富多彩，理應多樣包容。但事實真是這樣嗎？所謂“欲亡其國，先滅其史”，相對於明晃晃的刀槍劍戟，殺人於無形的文化侵略才是最可怕的，他就像病毒一樣，植入人的身體，影響人的行動，改變人的思想，最後滅亡人的身體。

在時代如此發達的今天，在我們吸收、 汲取外來文化的時候，我們更應該秉持孔子的“夷夏之辨”，魯迅的“拿來主義”，對其進行解剖、分割，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的壯大自己、發展自己並最終成就自己。

所以說，無論是趙武靈王，還是孔子，他們都是“時之聖者”，都是我們民族的功臣，我們國家的先賢，並無深刻的對錯之分和是非之辯，所差者，唯在時機恰當與否而已。

1.孔子政治上主張“行仁政、法先王”，重新恢復周禮，不符合時代需要。

孔子曾短暫在魯國入仕，後因與魯國權臣季桓子發生了矛盾，離開魯國開始周遊列國，基本上沒有得到哪個諸侯國的重用。春秋時期戰爭頻繁，各國國君想的是，如何在號令其他的諸侯國，稱霸天下，孔子的以禮義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難得到重用，這是時代的形勢所決定的。如春秋戰國時期的燕國，一直以來遵循的就是禮義為核心的王道思想，國家一直處於弱小的境地，時常被齊國欺負。

2.春秋戰國時期爭霸戰頻繁，君主需要的是富國強兵的治國措施，更易接受法家的學說、主張。

戰國初期，魏國魏文侯時期開始，到秦國實行商鞅變法，南韓申不害主持變法圖強，受到國君重用的都是法家代表人物。縱觀整個戰國的歷史，是法家、兵家、縱橫家叱吒風雲的歷史舞臺。就算真有孔子式的人物，也不可能得到國君的重用。

3.戰國時期華夏族服飾寬鬆，同遊牧民族作戰處於劣勢，不靈活、實用。

趙武靈王時期，趙國時常被林胡、樓煩等少數民族侵擾，所以下定決心實行變法、革新趙國軍事，實行胡服騎射，趙國軍事實力大增，成為僅次於秦國的戰國侍寢強國。這是出於國家生死存亡的現實需要，頭腦清醒的君主，一定會做出的選擇。

孔子信奉周公創設的周禮，不可能接受法家、胡服騎射，這樣的革新行為。這對於孔子來說，是棄禮儀不顧、仁義不施的狂悖行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真正所推崇的，是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託古改制後的儒家思想，早已與孔子的原旨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從漢朝開始，歷代王朝實際上並不是只奉行儒家思想，不過是儒表法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