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野獲編》

　　明人筆記。三十卷，又有補遺四卷。沈德符撰。德符字景倩，明浙江秀水（今嘉興）人，萬曆四十六年（1618）舉人。家世仕宦，隨父寓於京邸。同當時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勳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覽，博洽多聞，尤明於時事和朝章典故。功名不就回到家鄉秀水以後，將故所見聞。仿歐陽修《歸田錄》之體例，隨筆記錄。萬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間撰成該書，三十卷，書名寓“野之所獲”之意，四十七年又編成《續編》十二卷。德符留心史事，頗具特識。該書記述起於明初，迄於萬曆末年，內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遺聞、階級鬥爭、統治階級內部紛爭、民族關係、對外關係、山川風物、經史子集、工藝技術、釋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諸多方面，尤詳於明朝典章制度和典故遺聞。所記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偽，常者固加詳，而異者不加略，內容翔實，在明代筆記中堪稱上乘之作。為研究有明一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該書著成後，未即刊刻。後有明末刻大字本，流傳甚罕。清康熙間桐鄉錢枋，見朱彝尊舊抄本，即據以輯錄於《日下舊聞》中。然因其書事多猥雜，難以查考，又重新列門分部，事以類序。分為三十卷，目為列朝、宮闈、宗藩、公主、勳戚、內監、內閣、詞林、六部、科場、督撫、司道、府縣、畿輔、士人、外郡、釋道、土司、風俗、技藝等。德符五世孫沈振又搜輯諸家所藏，得二百三十餘條，編為八卷，後依錢枋體例，編成四卷附後。全書已失原書的本來面貌。清道光間有錢塘姚祖恩扶荔山房重刻本。未分門類的原刻本，則很難見到。通行本有1958年北京中華書局以姚氏刻本為底本出版的鉛印標點本。

說實話，《萬曆野獲編》這本著作還是很小眾的，許多人都不太瞭解這本書到底是幹嘛，為什麼就有史料價值了，它到底有怎樣的史料價值呢？這個我們還要從這本書說起。

《萬曆野獲編》是由明代大文學家沈德符所撰寫的關於史料的筆記，大概記述的是從明初到萬曆末年的事情，史料來源較為廣泛，史料跨度較大，書內的內容也很豐富，上自政府制度，下到山川風物，乃至文人學士的瑣事異聞等，都有所記載，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史料文獻。所以，這本書究竟有什麼史料價值，小編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

一、作者所處時代背景特殊：作者沈德符所處的時代是明朝由盛轉衰的萬曆年間，當時國家問題重重，內憂外患的問題逐漸暴露，文人的經世致用的思想頗為濃厚，即文人學習讀書的目的很單純很實用，一心多為社會國家矯枉時弊，多注重實物。因此，沈德符在作此書時更加註重這本書的記載的客觀性和政治理性，同時這本書也能夠體現出作者史以資學，史以養學的一面，從而更能體現出這本書豐富的歷史價值和史料價值。

二、從著作的題材內容來看：沈德符出身官宦家族，其祖父和父親皆為科舉出身的史官，並且家有藏書樓，書籍數萬本。沈德符也就在長輩們的耳濡目染下以及在家中的書海中徜徉，逐漸成長為一名具有廣闊的政治視野和文史基礎的大文學家。因此，作者所寫的這本書雖名為野史，然而其內容與政治典章制度切實相關的佔到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佔據絕對支配性地位。因此，可以看到的是這本書並非是什麼街談巷議，道聽途書，沒有價值的堆料書籍，而是作者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所學所問的非常認真嚴肅地在著作有關明朝的各種事情，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有所涉及，從清朝大量書籍對其的引述，以及今人著作之時也十分注重從這本書中有所徵引，從側面也可以看到這本書的價值所在。

三、這本書有一些因避諱曲筆而完全看不到的東西：明代的史官們在修史書的時候，多有考慮，他們會在想事情於皇家不利的話是不是要避諱啊改寫，那件事情要不要不寫啊，到了明代這種修史書避諱嚴重，極意曲筆的情況多有存在，不免對於明代的歷史記載會有所紕漏。而沈德符心懷修當代國史的理想，也有私修國史的史家責任，以彌補正史官修的紕漏。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萬曆野獲編》就成為了正史之外的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因此，從這本書，可以看到明代一些因避諱曲筆而完全看不到的東西。

但是，話又說回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都需要我們去辯證地去看待，這本書的史料固然豐富，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副涉及明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生動畫卷，補正史之紕漏，記正史之所缺，不僅對史學而且對文學研究同樣有很重要的價值，史料價值非常高，其中的許多評論與見解也很中肯，但它也有些許缺陷和不足，在這裡也不過多贅述了，需要朋友們自己去發現啦……

為研究有明一代歷史的重要史料，可以補充正史中的缺失錯誤，此書對正史少敘或不敘的社會見聞、民間情狀，大小統治者的卑劣行狀都有較多的記述。書中描述世風日下，邪諂滔天的情況非常具體。

作者對歷史事件、人物的評價議論，也都較為公允、客觀，並不片面。例如記述名列正史奸臣傳的嚴嵩，即寫了他貪殘橫恣的劣跡，也寫了他在家鄉做好事，受到鄉人的擁戴。而記述享有剛正盛譽的海瑞被彈劾之事，也寫出他不識時務，不近人情的一面。

萬曆野獲編為明人筆記。三十卷，又有補遺四卷。明沈德符撰。德符字景倩﹐明浙江秀水（今嘉興）人，萬曆四十六年(1618)舉人。家世仕宦﹐隨父寓於京邸。同當時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勳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覽﹐博洽多聞﹐尤明於時事和朝章典故。功名不就回鄉以後﹐將故所見聞﹐仿歐陽修《歸田錄》之體例﹐隨筆記錄。萬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間撰成該書﹐二十卷﹐書名寓“野之所獲”之意﹐四十七年又編成《續編》十卷（一說十二卷）。德符留心史事﹐頗具特識。該書記述起於明初﹐迄於萬曆末年，內容翔實，在明代筆記中堪稱上乘之作。為研究明代歷史重要史料。

該書在明代筆記中稱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有明一代歷史的重要史料。書中所記載的都是作者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所以敘述有些史事較《明史》更為詳細，可以補充正史中的缺失錯誤。書中內容十分豐富，從錢枋所分的四十八門中，可以概見。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勳親、大監佞幸，內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隱逸、和尚道人。在記事方面，不僅有朝章典故、風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軼、瑣聞遺事等等不一而足。

該書記錄明初至萬曆末年，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等，在明代筆記中稱得上是上乘之作，是研究明朝歷史的重要史料。

《萬曆野獲編》原書分前編、續編，清人“割裂排纘，都為三十卷，分四十八門“。另有《補遺》四卷，系沈德符後人沈振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輯成，共二百三十餘條。道光七年（1827）姚祖恩合刻，是為通行之扶荔山房本。尚有明大字本《分類野獲編摘錄》，列四十四類，收四百六十六條。

從《萬曆野獲編》的體裁內容入手來看，沈德符出身仕宦家庭，其祖其父都是科舉出身而為史官，並且家有“萬書樓”藏書樓，這無疑給沈德符留下了極為廣闊的政治視野與文史基礎，因此《萬曆野獲編》雖是名稱野史，彷彿是小說家的聊以消愁的戲謔之言，然而真正與軍國政治、典章制度切實相關的內容佔到了70%以上，佔據絕對支配性的地位，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萬曆野獲編》絕非街談巷語，道聽途書，它的創作是非常嚴肅而又認真的。我們可以看到清代大量書籍都對其有所引述，這顯然證明了此書內容來源的踏實可靠。

作為野史意義上來講所具有的極高的價值，《萬曆野獲編》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清初文壇盟主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中已經有了這樣明確的評價：“事有左證，論無偏黨，明代野史未有過焉”，這說明了它在有明一代的野史中的分量與地位，同時，在明代官修史書避諱嚴重，史官極意曲筆的情況下，沈德符與當時的諸如李攀龍、王世貞、朱國楨等人，都懷有著私修國史的史家責任，並以此來補正史官修的紕漏。這一點孫衛國先生已經有所提及，他們都懷有著修當代國史的理想，王世貞由此而創作了《嘉靖以來首輔傳》（又稱《嘉靖以來內閣首輔轉》）只是沈德符沒有表現的像王世貞那樣的明顯罷了。在這樣的條件下，《萬曆野獲編》成為了正史以外的一個重要的參考資料，從本書之中，我們足以見到一些因避諱曲筆而完全看不到的東西。

基於沈德符所處的時代，乃是明王朝極王而厭、由盛轉衰的萬曆時期，國家內憂外患逐漸暴露，文人的經世致用的思想頗為濃厚，他們著史的用意多為矯枉時弊，注重實務，因此《萬曆野獲轉》的書寫並不應當以作者文學家的身份就磨滅其客觀性與政治理性，事實上，《萬曆野獲編》已經足夠表現出沈德符繼承“弇州之學”史以資學、史以養學的一面，從而體現出了豐富的歷史價值與史料價值。

從這三方面來講，我們看待《萬曆野獲編》的角度就應當有所確定，即他絕非是無可依憑的小說野史家言，它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史料價值，等待著我們去發現與挖掘。

其可以說是明人筆記 是仿歐陽修《歸田錄》之例，從萬曆34到35年間完成的 ，共二十卷。 內容從明初到萬曆末年，記錄了典章制度、人物事件、階級鬥爭、內部糾紛、民族關係、及對外關係還有什麼宗教、鬼怪什麼的。

內容還是比較真實的，是研究明的重要史料

具有較高的歷史研究價值

該書由明代沈德符撰寫

述說明初至萬曆末年間的歷史﹐內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遺聞﹑階級鬥爭﹑統治階級內部紛爭﹑民族關係﹑對外關係﹑山川風物﹑經史子集﹑工藝技術﹑釋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諸多方面﹐尤詳於明朝典章制度和典故遺聞。所記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偽﹐常者固加詳﹐而異者不加略﹐內容翔實﹐在明代筆記中堪稱上乘之作。

此書對正史少敘或不敘的社會見聞、民間情狀，大小統治者的卑劣行狀都有較多的記述。

大多內容為作者所見所聞，及親朋好友們的見聞。對研究當時的百姓生活細節有很高的價值。

（部分內容參考百度詞條）

萬曆野獲編為明朝沈德符所撰筆記。三十卷，又有補遺四卷。沈德符字景倩﹐明浙江秀水（今嘉興）人，萬曆四十六年（1618）舉人。家世仕宦﹐隨父寓於京邸。同當時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勳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覽﹐博洽多聞﹐尤明於時事和朝章典故。功名不就回鄉以後﹐將故所見聞﹐仿歐陽修《歸田錄》之體例﹐隨筆記錄。萬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間撰成該書﹐二十卷﹐書名寓“野之所獲”之意﹐四十七年又編成《續編》十卷（一說十二卷）。德符留心史事﹐頗具特識。該書記述起於明初﹐迄於萬曆末年 ，內容翔實，在明代筆記中堪稱上乘之作。為研究明代歷史重要史料。

該書記述起於明初﹐迄於萬曆末年﹐內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遺聞﹑階級鬥爭﹑統治階級內部紛爭﹑民族關係﹑對外關係﹑山川風物﹑經史子集﹑工藝技術﹑釋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諸多方面﹐尤詳於明朝典章制度和典故遺聞。所記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偽﹐常者固加詳﹐而異者不加略﹐內容翔實﹐在明代筆記中堪稱上乘之作。為研究有明一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書中所記載的都是作者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所以敘述有些史事較《明史》更為詳細，可以補充正史中的缺失錯誤。書中內容十分豐富，從錢枋所分的四十八門中，可以概見。在人物方面，涉及到皇帝后妃、宗室勳親、大監佞幸，內外朝臣、文人士女，山林隱逸、和尚道人。在記事方面，不僅有朝章典故、風土人情，也有文人雅軼、瑣聞遺事等等不一而足。

例如記述嘉靖年間張桂之的橫行霸道，霍文敏的陰險忌恨，徐文徵的獻媚取寵，汪榮和、汪鋐的邪諂；隆慶年間高文襄的驕縱恣肆；萬曆年間給事中王元翰的貪戾，以及廢遼府、勘楚獄二事，玩翰的貪婪兇恨都有詳細完備的敘述。清代編修《明史》，有不少傳中所載的事實，其來源皆出於此書。

該書的取材也十分廣泛。在書的自序中，作者說：“餘生長京邸，孩時即聞朝家詩，家庭間又竊聆父祖緒言，因喜誦說之。比成童，適先人棄養，復從鄉邦先達剽竊一二雅談，或從隴畝老農，談說先輩典型及瑣言剩語，娓娓忘倦。”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收集素材的渠道不僅來源於祖父、父親的日常言談，來源與家庭相交往的朋友，而且還從家鄉的老人甚至隴畝老農那裡收集素材。所以，此書對正史少敘或不敘的社會見聞、民間情狀，大小統治者的卑劣行狀都有較多的記述。書中描述世風日下，邪諂滔天的情況非常具體，比如“為搏嚴土藩歡笑，光錄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塗面”；“江陵公臥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誠祈禱。御史朱璉暑月馬上首頂香爐，暴赤日中，行部畿內，以禱祝奉齋。”

書中還提供了嘉靖、萬曆時期上至皇帝、首輔，下至按院、和尚、塾師、士兵淫風甚盛的普遍情況。成為研究當時出現的《金瓶梅》等小說、《東郭記》等戲劇的可貴的旁證資料。另外，書中關於道釋榮耀，妖妄之說盛行也有詳細記載。這些材料對於研究明代中葉以後神魔小說大量出現的原因也提供了背景材料。作者對歷史事件、人物的評價議論，也都較為公允、客觀，並不片面。例如記述名列正史奸臣傳的嚴嵩，即寫了他貪殘橫恣的劣跡，也寫了他在家鄉做好事，受到鄉人的擁戴。而記述享有剛正盛譽的海瑞被彈劾之事，也寫出他不識時務，不近人情的一面。

作者在書中還對民歌、戲典、小說的演變及其創作的情況有一些記載和議論，也大多比較中肯穩妥。論述了民歌從宣德、成化年間的“鎖南枝”、“傍妝臺”、“山坡羊”三隻盛行於中原的曲目，到嘉靖時流行的“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怒”、“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等，到萬曆時出現的“打棗兒”、“掛枝兒”的發展過程，提供了明代民歌發展的重要依據。

此書對於所記事件的考證也十分切事，足以徵信。例如第十三卷記載了明朝官員佩戴牙牌的情況：“唐宋士人腰帶之外，又懸魚袋，為金為銀，以別等威。本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號別耳。如公、侯伯為‘勳’字號，駙馬則為‘親’字號，文臣則為‘文’字號，武臣則‘武’字號，伶官則‘樂’字號，惟內臣又別為式。其後工匠等官，雖非朝參官員，以出入內廷，難以稽考，乃制‘官’字號牌與之。”

讀完這本書感覺就是明代的文人八卦。

《萬曆野獲編》是研究明代歷史、民俗、文學藝術的重要筆記資料，深受古今學者的重視。明末學者錢謙益曾高度評價該書，指出沈德符創為此書，有著超出該書價值之上的意義。他說：由於受明代復古派王世貞、李攀龍的影響，吳越學者迷戀古代典籍，相械不讀唐後書。而沈德符獨能對近世歷史發生興趣，近搜博覽，對兩宋以來的“史乘別集，故家舊事”，都能“敷陳其本末，疏通其端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