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史記》中傾向於道家觀點還是傾向於儒家觀點？依據是什麼？

並沒有明顯的傾向！其哲學思想是吸收了先秦道家思想的傳統，並接受了當時儒家公羊學說觀點而形成的。

司馬遷生活在漢武帝儒家學說昌明的時代。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司馬遷曾經師事過董仲舒，從董仲舒學過《公羊春秋》，從師承關係上看，他的哲學思想受公羊派影響很深，對比司馬遷的《史記》相關段落與董仲舒《春秋繁露》，兩相對照，二者幾乎如出一轍。例如：

“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史記滑稽列傳》）；

“《詩》道志，固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春秋繁露玉杯》）。

當時的儒家學說純正不雜，精而不博，貴在有用，如平當以《禹貢》治河，夏侯勝以《洪範》察變，董仲舒以《春秋》決獄，王式以《詩經》當諫書，都是例項。司馬遷的儒家思想是這一時代經學風尚的反映，他不求章句訓詁，而在闡發經義，以求對社會有用。這種思想在他寫作《史記》分析社會歷史現象時起了重要作用，是促成他的《史記》寫取得如此高成就的重要因素。

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說，“夫學者載籍廣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說明他是推崇“六藝”，尊奉“六藝”的，是一個儒生，但他同時也吸取道家的一些思想精華。

司馬遷的道家學術思想是直接承受著他父親司馬談的啟迪和影響的，他們父子在思想上有很深的淵源關係。司馬談的學術思想集中表現在他那篇著名的論文《論六家要旨》中。司馬遷把這篇論文引徵在其《史記自序》中，說明他對這篇文章的重視和在精神上的契合。

《論六家要旨》，對諸家學說進行條分理析地評述，極得要領。於陰陽、儒、墨、名、法都有所批判，有所肯定，唯予道則是全面肯定。他認為道家綜合各家之長，可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易操，事少而功多”，是最可取的。

司馬遷《史記 自序》肯定：“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在老子傳的讚語中說：“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遷《史記 自序》中說：“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這是對先秦老子學說的繼承。

結論：司馬遷在《史記》中沒有傾向於道家觀點還是傾向於儒家觀點，因為他的思想是雜揉儒家的六藝與先秦道家思想而形成的。

司馬遷對諸子百家的描述是很客觀的。

《史記太史公自序》，陰陽，墨，儒，名，法，道，都有批評，如，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以盡從。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至於道儒之間關係，司馬遷沒有偏向，《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孔子問禮於老子記載，老子批評孔子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而孔子回去對弟子說，見老子如見了龍。

司馬遷評道儒兩家關係：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者，儒者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在《史記》中，孔子與老子地位不同，孔子列為“世家”，而老子與韓非並列為“列傳”。

對於儒家與道家，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儒家與道家的優劣，都有客觀的評價，沒有偏向任何一方。在《老子韓非列傳》中，道儒兩家互相攻擊，司馬遷引用了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過，司馬遷在記述儒家《儒林列傳》中，對董仲舒的描述，卻是對後世傳說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提供了否定的證據。

董仲舒“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史記孝武帝本紀》沒有“獨尊儒術”的記載。

司馬遷當仁不讓的觀點，是史家觀點，沒有傾向性。

史家觀點就是他的歷史觀，史記的特點是，

第二是秉筆直書，不為尊者諱。

第三是以文載史，富於文學性。

《史記》更多的是一部文學作品，而非歷史作品，所以，那些認為司馬遷持的是史家觀點是不客觀的，《史記》中，太多的作品摻雜了司馬遷個人的感情色彩，比如對衛霍的不太認可與對李廣的過份吹捧，這就不符合史家的觀點。另外，《史記》中的好多內容，演義的成份更多，比如趙氏孤兒，完全背離了史實。所以，魯迅才會說：“（司馬千）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可能好多人都知道魯迅曾稱讚《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卻不知還有前一句“雖背《春秋》之義”，也就是說，魯迅認為《史記》是違背傳統歷史觀的，不能完全當作一部史書，而是一部《離騷》一樣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