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寬鬆教育”政策直接導致日本公立學校瘦弱化、空洞化、失去教育威信，私營教育機構過度擴張。其中最成功者運用商業手段，把進取的志向變成應試焦慮，透過超量教育、過度補習把焦慮變現，從而實現超常盈利。
第二，日本“寬鬆教育”政策下，由於正規公立學校無法提供充分的教育，教育供給由公立向私立轉移。這導致優質的基礎教育變得越發昂貴，家庭教育負擔倍增，全社會的教育不公平擴大。過重的教育負擔進而抑制了生育意願。
第三，國民學力顯著下跌，“寬鬆世代”難以成為“勤勉日本”的接班人。相關政策不僅降低了學業的達標底線要求，還完全不為優秀學生提供國家教育支援，甚至由於反對大規模的競賽、考試和選拔而取消了學習成績優秀所帶來的榮譽感。久而久之，寬鬆無壓力的成長觀念靡然成風，刻苦學習、拼搏進取、追求卓越確成了不健康的邊緣少數。過去30年間，日本教育寬鬆是寬鬆了，但也造就了缺乏求知慾和進取心、受不了批評、害怕擔責任、整體學力衰弱的“寬鬆世代”。這種國民性的改變令40歲以上、以勤勉苦幹著稱的老一輩日本人大失所望。
2016年5月，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在記者會上正式承認推行了30年的“寬鬆教育”失敗，明言“現行教育與當初所期待的寬鬆教育及其本質性精神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日本中小學將不再削減學習內容，並將從2020年開始全面實施“去寬鬆化”的新課標。然而，箭在弦上的“去寬鬆化”政策需要合格的師資隊伍支撐，但今天的年輕教師正是長大了的“寬鬆世代”。他們習慣了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成長，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嚴格要求、重視質量、重視挑戰。從緊入松易，從松入緊難。日本的例子提醒我們：教育政策的慣性很大，徹底轉向至少需要一代人的過程，因此不可不慎。
從結果來看，日本的“寬鬆教育”政策實現了教育的寬鬆化。日本由於多因素交疊，已經丟失了高等教育系統的選拔性。在日本，由於18歲人口銳減以及多年來高校過度擴招，上大學變得非常容易，大量高中學業不充分的學生只要交得了學費就能讀到本科。這種情況下，整個基礎教育的弦鬆脫了，還動搖了高等教育的“選拔性”這一起點。這種關鍵文憑貶值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我們應當警惕的。當然，這不完全是寬鬆教育政策帶來的效果，而是人口銳減和高校過度擴招共同促成的。
更重要的是，大國、強國的教育體系必須保有積極健康的人才選拔系統，這是國家獨立自強，進而有資格參與國際競爭的底氣所在。許多人羨慕芬蘭等北歐小國的教育系統具有低選拔、低競爭性的好處。然而小國在世界格局中偏安一隅，雖然教育競爭不激烈、升學壓力小，但代價是整個國家的人才資源支撐不了健全的產業體系，只靠自己無法擁有一流的科技與國防實力，從而受制於大國主導的產業分工和經濟佈局。
正如托克維爾早就指出的，小國的特點就是生活相對自由而幸福，但代價是無力維持國家的獨立自主。歷史上，日本考試競爭激烈的時期與國家經濟增長迅猛、大國雄心上升的時期存在某種一致性。如今日本的關鍵文憑貶值，高等教育選拔性丟失，看似是教育問題，實則是國勢衰頹的表現。它給我們的教訓在於：“寬鬆教育”和“科教興邦”不可兼得。
日本的“寬鬆教育”是一種“安逸富貴病”，其“寬鬆教育”的民意基礎在於大多數民眾生活富足後不忍心讓孩子參與學歷選拔的殘酷比拼與野蠻競爭。日本在上個世紀就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2002年更達到普及水平，全體人口中擁有本科學歷的比例遠高於中國。日本社會各階層的教育供給也非常均衡，經濟均質化程度很高，全社會的競爭和階層流動的焦慮感都不太強烈。這導致國家人才系統的活力大幅降低。
第一，“寬鬆教育”政策直接導致日本公立學校瘦弱化、空洞化、失去教育威信，私營教育機構過度擴張。其中最成功者運用商業手段，把進取的志向變成應試焦慮，透過超量教育、過度補習把焦慮變現，從而實現超常盈利。
第二，日本“寬鬆教育”政策下，由於正規公立學校無法提供充分的教育，教育供給由公立向私立轉移。這導致優質的基礎教育變得越發昂貴，家庭教育負擔倍增，全社會的教育不公平擴大。過重的教育負擔進而抑制了生育意願。
第三，國民學力顯著下跌，“寬鬆世代”難以成為“勤勉日本”的接班人。相關政策不僅降低了學業的達標底線要求，還完全不為優秀學生提供國家教育支援，甚至由於反對大規模的競賽、考試和選拔而取消了學習成績優秀所帶來的榮譽感。久而久之，寬鬆無壓力的成長觀念靡然成風，刻苦學習、拼搏進取、追求卓越確成了不健康的邊緣少數。過去30年間，日本教育寬鬆是寬鬆了，但也造就了缺乏求知慾和進取心、受不了批評、害怕擔責任、整體學力衰弱的“寬鬆世代”。這種國民性的改變令40歲以上、以勤勉苦幹著稱的老一輩日本人大失所望。
2016年5月，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在記者會上正式承認推行了30年的“寬鬆教育”失敗，明言“現行教育與當初所期待的寬鬆教育及其本質性精神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日本中小學將不再削減學習內容，並將從2020年開始全面實施“去寬鬆化”的新課標。然而，箭在弦上的“去寬鬆化”政策需要合格的師資隊伍支撐，但今天的年輕教師正是長大了的“寬鬆世代”。他們習慣了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成長，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嚴格要求、重視質量、重視挑戰。從緊入松易，從松入緊難。日本的例子提醒我們：教育政策的慣性很大，徹底轉向至少需要一代人的過程，因此不可不慎。
從結果來看，日本的“寬鬆教育”政策實現了教育的寬鬆化。日本由於多因素交疊，已經丟失了高等教育系統的選拔性。在日本，由於18歲人口銳減以及多年來高校過度擴招，上大學變得非常容易，大量高中學業不充分的學生只要交得了學費就能讀到本科。這種情況下，整個基礎教育的弦鬆脫了，還動搖了高等教育的“選拔性”這一起點。這種關鍵文憑貶值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我們應當警惕的。當然，這不完全是寬鬆教育政策帶來的效果，而是人口銳減和高校過度擴招共同促成的。
更重要的是，大國、強國的教育體系必須保有積極健康的人才選拔系統，這是國家獨立自強，進而有資格參與國際競爭的底氣所在。許多人羨慕芬蘭等北歐小國的教育系統具有低選拔、低競爭性的好處。然而小國在世界格局中偏安一隅，雖然教育競爭不激烈、升學壓力小，但代價是整個國家的人才資源支撐不了健全的產業體系，只靠自己無法擁有一流的科技與國防實力，從而受制於大國主導的產業分工和經濟佈局。
正如托克維爾早就指出的，小國的特點就是生活相對自由而幸福，但代價是無力維持國家的獨立自主。歷史上，日本考試競爭激烈的時期與國家經濟增長迅猛、大國雄心上升的時期存在某種一致性。如今日本的關鍵文憑貶值，高等教育選拔性丟失，看似是教育問題，實則是國勢衰頹的表現。它給我們的教訓在於：“寬鬆教育”和“科教興邦”不可兼得。
日本的“寬鬆教育”是一種“安逸富貴病”，其“寬鬆教育”的民意基礎在於大多數民眾生活富足後不忍心讓孩子參與學歷選拔的殘酷比拼與野蠻競爭。日本在上個世紀就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2002年更達到普及水平，全體人口中擁有本科學歷的比例遠高於中國。日本社會各階層的教育供給也非常均衡，經濟均質化程度很高，全社會的競爭和階層流動的焦慮感都不太強烈。這導致國家人才系統的活力大幅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