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敲鑼賣糖，各幹一行”。古代也是行業眾多，唐朝時就有三十六行的說法，後又延伸出七十二行和三百六十行的說法。這些都只是行業種類的約數，實際上遠不止這些。這麼多行業裡，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賺錢的呢？

很多人首先會想到清朝的廣州十三行。的確，清朝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只授權廣州十三行做對外貿易，其經營的是壟斷性業務，所以利潤非常高。十三行的行商們，個個都富可敵國。總行商伍秉鑑，在道光十四年時的資產已達2600萬銀元，摺合白銀2000萬兩左右。要知道，當時清朝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就4000萬兩左右。《華爾街日報》對伍秉鑑的評價是“擁有世界上最大商業資產的天下第一大富翁”。可見，伍秉鑑就是那個時代的世界首富。

壟斷性的對外貿易只存在於特殊時期，是特殊體制造就的產物，不具有普遍性。而在古代常見的行當裡，最賺錢的應是販鹽。

鹽是維持人生命的必需品。在沒有冰箱的古代，鹽可以醃製食物使其減緩腐敗變質。鹽在古代的戰略地位，類似於今天的石油。而且鹽不是每個地區都出產，因而具有稀缺性。可一旦發現某一地區產鹽，其開採成本又很低，所以，古代的產鹽地就像今天的中東產油國，閉著眼睛都賺錢。

但這麼賺錢的行業，古代政府是不會放過的。中國很早就對鹽實行官營了。春秋時，齊國之所以強大，很大程度是因為實行了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國家專營鹽業，“便魚鹽之利”。戰國時，秦國商鞅變法，也有相似的政策。漢朝初年，鹽業開放民營，很多販鹽的商人成為鉅富豪強，富比王侯，讓中央政府極其擔憂。漢武帝時，常年對外戰爭，國家財政吃緊，又開始實行鹽業專賣，即“鹽鐵官營”政策，由官府直接組織食鹽生產、運輸和銷售，禁止民營。漢朝政府獲得巨大利潤，這才緩解了連年戰爭導致的財政危機，另外，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豪強勢力。以後的歷代政府，都對鹽業嚴格管制。在很多朝代，販賣私鹽是和謀反一樣的重罪。但儘管如此，依然有許多亡命之徒冒著殺頭的風險販賣私鹽，因為利潤實在太高了。

私鹽的利潤率有多高？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北宋時，政府在陝西壟斷經營的青海鹽售價是每斤四十四文，而在青海產地的價格每斤僅為五文，開採成本則更低。一般情況下，售價是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在今天，這個利潤率估計也只有販毒能達到了。暴利之下，私鹽販子自古便富可敵國。甚至有些私鹽販子靠販賣私鹽起家，然後組建軍隊，起義造反。比如隋末的程咬金、唐末的黃巢、元末的張士誠，都是販鹽出身的農民起義領袖。

到了明清，政府對鹽業改為特許經營，給商人發放“鹽引”，類似今天的特許經營許可，憑鹽引可在鹽戶那裡合法收購食鹽，然後再轉運倒賣。食鹽低價買高價賣，日進斗金不在話下。為了獲得鹽引，鹽商需要承擔官方分配的任務，比如向軍區運送軍糧。當然，鹽商也需要向主管鹽業的官員鉅額行賄。清朝主管鹽業的官員是各地的“鹽道”，也是“最肥”的官職。

明清兩朝的鹽業，是官商勾結獲取暴利的典型行業。當時盛極一時的晉商和徽商，就是在鹽業特許經營制度下靠官商勾結而起家的。徽商販鹽產業的集中地是交通便利的揚州，揚州鹽商有著極高的智商和情商，能夠牢牢抓住統治者的心理，時刻想方設法討好權貴。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揚州鹽商都主動請纓負責接駕事宜，把乾隆伺候得非常舒服。乾隆在位時有個叫鮑志道的鹽商，他在擔任淮鹽總商的二十年間，共向朝廷捐銀兩千餘萬兩、糧食十二萬餘擔，受到政府的多次嘉獎。伺候好了權貴，自然能獲得權力的庇護從而賺錢，揚州鹽商正因深諳此道才成為明清時期最富有的商人群體。

鹽商，由政府批准，發給“鹽引"(賣鹽的批准書)，將鹽四處販賣，利潤巨大。清朝中葉，乾隆皇帝多次南巡就是由幾個大鹽商接待的，每次都花去讓人咂舌的開支，鹽商富可敵國！

鹽，鐵，還有娼妓行業。

鹽和鐵就不用說了，都是政府直接壟斷的，但凡是敢觸碰這兩個行業的抓到就是死，其中利潤自不用說。

娼妓這個行業也是暴利，那些青樓裡的妓女，被老鴇子以廉價買來之後就終生為她做事，能為客人提供性服務的時候就提供，老了就到別的地方繼續為老鴇子賣命，可以說老鴇子只花了買那些妓女的小錢，卻得到她們一生的勞動成果。

當然，青樓裡的人也是有高有低的，那些賣藝不賣身的，固然在前期要花費大量金錢去培養，但回報是巨大的。首先這些號稱賣藝不賣身的人可不是誰都能見的，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能見到，並且享受她們的服務。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出手最是闊綽，要是出的少了豈不是讓人笑話，跌他自己的身份。另外，這些號稱賣藝不賣身的人也只是號稱而已，錢給到位了，老鴇子滿意了，自然有辦法讓她接客。

在春秋時期的魯國，管仲率先將娼妓行業納入繳稅的行列，這也意味著娼妓行業的合法化。管仲為什麼不選其他的行業，偏偏要選娼妓行業，無它，惟暴利爾！

對這個問題，認真的審視了一下，感覺做糧行最暴利。

表面上看，做鹽、鐵生意不錯，但這兩個行業，無論哪朝哪代都是官營，絕對不允許私營。這是因為，這兩樣東西，一是稀缺，二是涉及政權穩定。鹽在古代很稀缺，多是岩鹽，如四川自貢的岩鹽，曬海鹽大約是明、清以後的事。

由於鹽的稀缺，又是生活中一日三餐少不了的，因此只能官營，並嚴加管制。凡倒賣私鹽均為殺頭之罪，尤如今天販賣鴉片白粉。《隋唐演義》中的程咬金，最初就是做販賣私鹽生意的人。

至於鐵，早期比青銅還貴重，因為冶煉青銅的技術比鐵早得多。懂得鍊鐵技術以後，有限的鐵資源主要用於煅造兵器鎧甲，這無論從資源稀缺的角度，還是從維護統治的角度，鐵都絕對只允許官營。

如此一來，儘管販賣私鹽和鐵可以獲取暴利，但風險很大，也不可能大規模經營，獲取暴利的機會很小。

如果開糧行做糧食生意，情況就截然不同了。中國自古是農耕社會，糧食生產只有豐、歉之別，沒有稀缺之說。

豐年了，穀賤傷農，糧商平價或低價收購，可以大量屯積，有利於農民，官家也無須過問，也不過問。

歉收的年份，糧商把糧食高價或平價拋售，特別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可以解民之危難之時，也稱得上積德，官家也樂得高興。

這樣一進一出，糧商老闆賺得盆滿缽滿，數錢數得手發酸，有時還落得個好名聲。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年間，有一個叫慕一寬的糧商，不僅自己發了大財，還接濟了李世民的西征戰役，被賜字"道德商人"。

如果可以穿越到古代做生意，我肯定選擇做糧商。

放貸。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借貸關係，繼而演變成高利貸。並且從一開始就未侷限於金錢，比如“莊周借粟”。甚至有時得利獲萬倍，如蘇秦“借百錢還百金（百萬錢）”。

又如戰國四君子中的孟嘗君田文，他緣何能有錢供養三千門客？馮諼的故事裡說的很清楚：“至薛，得息錢十萬。”而後馮諼用這筆錢，和能還利息的約定了期限，與不能還利息的燒掉債券……僅僅是這樣，就為孟嘗君贏得了“美名”。

君子……是啊，「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對於放貸，從原始社會開始就已經是一個被司空見慣，且不會被人們斥責的事情了。便如一國之君，《管子》中齊恆公甚至去問“曲防之戰那會，老百姓多借貸給上事者，我想還這份債務該怎麼辦？”且不止於此，《管子》中也記載了齊國的高利貸，一些地方僅半年利率就高達100%。

到了漢代，七國之亂時長安的列侯封君從軍之前，找放貸的子錢家借債，而這些人不看好戰局，唯獨無鹽氏一人“齎貸子錢”，約定“其息什之”。最終戰事結束後，一年之內，無鹽氏所獲十倍利息，幾乎等同當時關中一歲之和。

又如南北朝，放貸群體中出現了很多僧人，因為當時崇佛，梁武帝都曾四次捨身佈施計四億錢。而其中的佼佼者，便是北齊時濟州僧人道研，他甚至能利用官府勢力追債。直到蘇瓊出仕此地後，因為不拆看與私事有關的信件，道研不得已才多次登門拜訪。蘇瓊知道他的來意，便只說佛法不談追債。道研事後與弟子吐槽說“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這才把那些債券拿出來燒掉。

唐代有京債，官員上任後首要之務便是還債，因為不時便有人催討。宋代則出現了中間人職業“行錢”，專職經營放債業務，最高可得利息的50%作為報酬。再至明清民國的印子錢……誰還記得白毛女、黃世仁？

諸如此類，可以顯著看出資本對公權的影響。那還需談什麼經營政權、專營鹽鐵呢？只需放貸，這些便都可做到。只要做得好，莫說像南韓那樣會由政府成立“幸福基金”幫窮人還債。甚至可以效仿下日本的山口組，成為輕易便可撼動國家政權、社會治安的龐然巨物。

至於日韓那種藉由催債的逼良為娼……似乎今天在中國，裸貸也早已如此了吧？

古今中外，最暴利的行業當屬開黑店！沒有之一。

成本僅需一爿小店、數劑蒙汗藥、幾盤酒菜、一副利刃而已。古代沒有微信、支付寶、銀行卡，客人長途跋涉，一般金銀細軟隨身攜帶，可謂全部身家。只要跨進店門，無論店租、酒菜貴賤，衛生如何，幾杯濁酒下肚，頃刻便失去了知覺，錢財被洗劫一空權且不論，連身子亦被“咣哧、咣哧”洗刷乾淨，剁成了肉餡，包成了包子，用以營業，順帶誘惑下一位客官。故開黑店可謂敲骨吸髓，一本萬利，吃人不吐骨頭，遠非其它行業可比。利潤所不同的，維有客人攜帶錢財的多寡及肉體的老嫩胖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