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是什麼？

儒家主義思想學說，就是由周禮等一系列制度演變出來的一套國與國、君與君、人與人之間的制度要求和思想品德準則。西周的“分封制”是儒家主義思想理論的偉大實踐。在天下還有個周天子的時代，這一學說有著“核心價值觀”的至高地位，也是所有貴族基礎教育的必須課。這一思想的學者，忠實擁護者和踐行者則是“儒生”。

然而“禮樂崩壞”之後，各國之間開始互相蠶食，生產力也大大提高，再守著周禮那一套思想確實有點兒落後了啊，儒家是“基礎學科”，但是應用層面需要更先進的操作和管理制度，光講一些思想品德的大道理已經無法繼續適用於國際形勢錯綜複雜的實際問題。進入戰國之後，各國君主迫切的需求是“集權”和不是“分封”，各國開始變法，“分封制”的制度開始逐漸地轉向更加先進，基於法家主義思想的“郡縣制”。

董仲舒正是儒家變革的代表，這時候儒家已經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做出了一系列地自我蛻變。董仲舒不是唯一的儒家改革家，儒家的變革最早在叔孫通的時候就已經為滿足劉邦“重塑天子權威”的需求做出變通了 - 注意，這時候儒家已經變革成為維護“集權”制度，而不是還死守“分封”制度不放了。

至於漢朝的那個“儒家”，已經深度和法家融合，深度融合“郡縣制”制度，成為適應大一統格局下的“劉徹新時代大漢特色儒家主義思想”，和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家”僅僅是有一脈相承的關係而已。

1，孔子死後，儒分為八，有顏氏之儒，據說是顏回 所傳；曾參 作《孝經》、《大學》；其孫 子思 作《中庸》、《子思子》；孟子受學於子思門人，學通五經，著《孟子》；吳起曾拜曾參為師，雖然後來所見不合；韓非受學於荀子 等等。儒家學者雖然分裂，但儒家學派已經滋然大盛了。

2，先秦時齊魯兩地的儒生講學授徒已蔚然成風，雖然有秦火之殃，但是到漢代經過朝廷提倡又迅速發展起來。浮丘伯授《詩經》、高堂生授《士禮》、伏生授《尚書》、胡母生授《公羊春秋》、田何授《易》，都是史籍有名者。漢初時黃老之學因為竇太后的提倡還能與儒學分庭抗禮，到武帝時，已經頹然大敗了。武帝做太子時的太傅王臧，是儒家申培生的弟子，後來官拜九卿；趙綰，為御史大夫；太尉田蚡、丞相竇嬰“俱好儒術”，武帝受這些人的薰陶，自然就埋下了心向儒術的影子。後來武帝詔舉賢良對策，研習《公羊傳》的董仲舒脫穎而出，其《天人三策》非常符合統治需要，因此頗受青眼。等到了公孫弘以《春秋》拜相，“天下學者靡然鄉風矣”。

我們總的來看，似乎是武帝影響了儒學的興盛，其實是因為儒學的興盛影響了武帝，只不過武帝給了儒學應有的地位。儒學作為一門學問，自孔子始授，是孔子給了子路這樣的底層人接觸文化的機會；經其弟子、再傳弟子的傳播，接受儒學文化的人越來越多，遍佈全國。然後接受儒學教育的人反過來又影響朝堂，於是儒學大盛，從孔子私家教授的一人之儒到一門之儒，最後變成天下之儒了。

漢武帝做了皇帝之後,需要加強他的中央集權統治,老子的寬容思想就不再合適了,於是,漢武帝就提倡等級思想,尊重皇帝的權力.

公元前140年,丞相衛綰對漢武帝說,現在推薦的官員,都是喜歡法家的思想,但不利於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有擾亂輿論的危險.漢武帝於是讓各地官員推薦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親自主持考試.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問題時,回答得非常好.從此,漢武帝就開始重視儒生了,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有的還做了丞相.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提出來的,意思是廢除其他很多的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學說.以後,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學說,而且法官也用儒家的思想來解釋法律.獨尊儒術之後,中國古代的封建正統思想就開始確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確立是到了隋唐時期.

漢代儒學能成為官方正統思想主要是有兩個方面的原因決定的：

一是漢朝統治者實現大一統的需要；

二是董仲舒改造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順應了漢朝大一統的需要。

西漢武帝時國力強盛，但社會潛伏著危機：諸侯國的勢力膨脹，威脅中央政權，土地兼併劇烈邊境不寧，都威脅著西漢的穩定。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皇權，適應經濟的發展，需要積極有為的政治思想，取代以前的“黃老之學”。董仲舒把儒學糅合道家、陰陽五行家思想創立新儒學思想。提出“君權神授”和 “天人感應”“天人合一”加強君權；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央集權；提出“三綱五常”，提倡孝道”規範人們的道德行為，形成封建倫理道德規範。董仲舒改造後的新儒學適應了當時統治的需要，深受漢武帝的賞識。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並付諸實行。

儒學在漢朝初年的發展背景:

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第一個統一的封建集權制國家。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的思想局面，顯然不符合當時中央集權國家的統治利益。焚書坑儒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秦朝採用法家思想治國，施行嚴刑峻法，禁百家之言，收天下兵器，天下百姓無不噤若寒蟬。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賦稅，讓人民生活的苦不堪言，這直接導致秦王朝的迅速滅亡。

儒學在漢代大發展的社會基礎。

西漢初年，劉邦基本上沿襲秦朝舊制。強秦瞬間灰飛煙滅，迫使西漢統治者深刻反思。儒家思想憑藉著積極入世的思想，進入統治者的視野。為了維護新興的西漢王朝，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國家急需在意識形態領域建立統一思想。他極力尋找與皇權相結合的理論，在叔孫通的極力遊說下，採納了儒家學說。建立“以孝治天下”的道德觀念，施行皇家禮樂儀法，儒學得以施行。後來採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開創漢初儒家思想發展的新局面。

儒學思想有利於鞏固封建帝王的統治地位。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義、禮、智、信。反對過猶不及，提倡中庸，崇尚和諧的關係。在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張，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根本。提倡統治者施行仁政，以緩和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倡導凡事以“孝”為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有利維護封建集權的統治。

儒學的發展符合封建統治者對正統的訴求。

儒學在漢代得到很大的發展，增加了“君權神授”的思想，鞏固了大一統的思想，在客觀上有利於封建集權的加強，也有利於社會穩定。此外儒家還建立嚴格的禮制，強化了等級觀念，鞏固了當時的皇權制度，弱化了民眾反抗封建統治的積極性。

總結起來，儒學在西漢初期的興起，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對兩千年的封建社會的形成奠定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漢朝是第一個強大的封建大一統國家，面對曾經西周分裂的動亂，統治者們急需總結經驗教訓，恢復曾經的大周盛世。因此曾經的商湯貴族被重用，封爵封地。新興的地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利益，也會急切的追求孔子的儒家思想，等級森嚴，有禮有序，如此用社會輿論證明自己身份的合理性。並且孔子所處的社會，諸侯爭霸，孔子的仁政主張，一生無法得到施展，但孔子之偉大在於“知其不可行而行之”，他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寄託於後世。孔子因而在回到魯國之後停止了直接的政治活動，一面繼續整理文化典籍，修訂六經；一面廣收弟子，大規模的開展文化教育事業，相傳教授弟子3000餘人，其中精通六藝的弟子有72人。因此到了漢朝，完全不存在諸侯割據爭霸，國家統一穩定，不論文化底蘊，還是社會平民受教育的程度，都已經到了大興儒學的時機。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儒家思想開始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

漢代的時候施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從而儒家學說得到了興起。儒家在先秦時期和諸子地位平等，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家受到重創， 在漢武帝為維護專制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施思想鉗制後興起。儒學在漢代進行了轉型。之前的儒學是向帝王出售的一種治國方略。轉型後變成了捍衛皇權的一種學說。加之儒學提倡溫良恭儉的自我修養。這一切都有助於社會的穩定，於是在皇權的培植下，儒學開始大力發展。

漢代的時候施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從而儒家學說得到了興起。儒家在先秦時期和諸子地位平等，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家受到重創， 在漢武帝為維護專制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施思想鉗制後興起。儒學在漢代進行了轉型。之前的儒學是向帝王出售的一種治國方略。轉型後變成了捍衛皇權的一種學說。加之儒學提倡溫良恭儉的自我修養。這一切都有助於社會的穩定，於是在皇權的培植下，儒學開始大力發展。

一、儒家思想概述

儒學以崇古尊君為中心思想，不損害現存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係，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認為統治者有統治權力，但統治者應在合理的道德原則基礎上進行統治。

實際上儒家學說是一個解決日常生活中各種問題的實用性道德體系:個人透過禮儀規則以塑造性格;在家庭中，父母健在要盡心奉養，父母過世要全心供奉;好的政府能使近的人感到快樂，遠的人受到吸引，當君主遵守禮儀規則時，其臣民就樂於聽從他的召喚來為他服務;要遵師重教，學者要不斷追求有德性的東西，並在藝術中找到娛樂。

漢朝皇帝推崇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專制統治，而儒家的尊君思想及禮教規則正好可彰顯統治者的金字塔頂地位，並規範了臣民的行為。唯有獨遵儒術，才能保證皇帝的絕對權力。

漢高祖劉邦沒認識到儒家學說的好處時，就非常厭惡儒家學派的人，見了儒生就取下其帽，當眾往裡撒尿。可後來皇帝劉邦在皇宮裡與手下的大臣將軍——————當初一塊兒當流氓的黑社會朋友大吃大喝，喝醉了放聲高歌，還拔出刀劍砍柱子助興，這場面真是一團糟亂，劉邦想改正卻不知道該如何改，這時博士之一的儒生叔孫通就出面請求制定朝見皇帝的儀式——————“朝儀”，從而彰顯了皇帝的威嚴。

朝儀完畢後，劉邦大喜:“老天爺，今天才品味到當皇帝的威風啊”！立即擢升叔孫通當九卿之一的“奉常”，還賞黃金500公斤。

公元前140年，十七歲的漢武帝劉徹親自主持國家選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的國家管理人才考試，而實際操作考試者卻是宰相衛綰。衛綰是儒家學者，儒家學派人士遂天經地義地被認為是唯一的國家管理人才。一位專門研究“五經”之一《春秋》的學者董仲舒，在他的萬言試卷中攻擊其他學派全是左道旁門，邪說妖言。還建議:“凡是不在五經之內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傳的書籍，應一律禁絕，不準流傳。”

這意見被漢武帝採納後，便成了國家的政策。儒家學說也因此得以大力發展，並一直居於統治地位達二千餘年。

董仲舒先後三次上《天人對策》，主張順應大一統趨勢，結束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混亂局面，實現思想上的大一統。

董仲舒的這一思想深得武帝賞識，但他本人並未受到重用，只好退而修學著書。他的人副天數說，天人感應論以及他的人性論與倫理學說 ，均為封建階級服務。

董仲舒對人性的討論最後落在教化上，從形式上看，這似乎與荀子，化性起偽的重教主張十分接近，但荀子的人性教化，把重心放在與禮法制度上，而董仲舒的人性教化則是以王為核心，所以董仲舒特別指出此種教化是王教，並且不是先王之教，而就是現實統治者天子的教化。

一般來說，我們將漢魏六朝放在一起說，包含兩漢的經學時期和渭南南北朝兩個不同的發展的階段，放到一起是因為，這是中國文論發展到自覺與成熟的時期，正是形成自己獨特的傳統。

兩漢經學時代的特點是強調文學和政治教化的關係，文學的社會教育功能，側重於探討文學的外部規律。其基本綱領是《禮記·樂記》中提出的音樂、人心、治道的詩教共識，並明確提出了美刺諷諫說。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儒家思想的相對衰落，玄學和佛學成為這一時代思想的主潮，擺脫了儒家經學附庸的地位，開始重視文學本身的創作和審美特徵，側重於探討文學的內部規律。

總的來說，這兩個時期奠定了中國“外儒家和內釋老”的文論傳統，是文論裡是上的關鍵時期——我總覺得這個外儒家和內釋老的說法非常奇怪，不過我也懶得在古典文論上多思考。

|西漢前期的批評和發憤著書說

最早對屈原展開評價的是賈誼，他在被貶官為長沙太傅以後，由於政治理想受挫，於是寫作《吊屈原賦》肯定屈原的為人，讚揚了其高貴的品格的和精神。但是賈誼也認為屈原既然不能得到出國當權者的支援，可以退隱，可以去別國施展，未必非要在楚國，表達了“縱軀委命”“達人大觀”的看法。這種評論是借屈原的形象來表達自己的人生觀，只能算是從論其人而論其文的方式吧。

賈誼之後對屈原作品進行全面評價的是淮南王劉安，其有《離騷傳述》專評屈原離騷，被儲存在史記中，由司馬遷所引用。劉安認為屈原的《離騷》是對《詩經》怨刺傳統的發展，對黑暗的現實加以批判，這是其作品的思想意義之一，而另一個意義則是表達了出淤泥而不染的超脫精神。

其還對《楚辭》的藝術成就加以概括，“其文約，其辭微”，這種寄託深遠的比興方法，在表達上非常有力。

我們看到，對屈原作品的評述，一直是和屈原這個人物的評價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主體-表達-作品的模式。而司馬遷則進一步就此提出了發憤著書說，以“屈子放逐，乃著離騷”這個事件為例子，提出了所謂發憤著書說，為自己的創作衝動提供解釋。

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司馬遷具體評價屈原作《離騷》，則是更加突出一個“怨”上。他指出屈原有感於當時朝廷一片黑暗，自己則受到排擠誹謗，還被流放，心中充滿怨憤不平，於是發而為《離騷》。這個例子當然被應用在《報任安書》那段著名的論述中：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一共並列七例，皆為某人遇到災厄（心情鬱結），於是作某書這樣的格式，藉此表達自己對創作的看法：書必發憤而後作，作品創作是作者主體創作激情的表現。

|《淮南子》中的文藝思想

戰國末期和秦代法家大盛，而漢代之初則是黃老道家大行其道，這一派思想的概括性著述就是淮南王劉安所編《淮南子》。《淮南子》是一本集體創作的文集，博採眾家之說，但主要傾向則是道家，但是將道家中過分消極的傾向加以糾正，因而可為主導性社會思潮。其理論的特點在於，均衡而全面，雖然有側重，但不會因為側重而忽略非議其他方面，這種溫和難能可貴。

還是老樣子，作品論，活動論，型別論挨個說。

在作品論方面發展了老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文藝思想，在強調無聲和無形的主導作用時，也不像老莊那樣極端，宣揚比如拋棄有形的形才能達到無聲無形的境界。《齊俗訓》雲“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有形和有聲的的境界受到無形無聲的境界支配，但也不能沒有形體。這在討論繪畫形似神似問題時，也有所體現，其強調神似的重要，但也不廢形似的必要。總的來說，雖然《淮南子》一書更加強調作品之神，作品之內容，有時也會在邊邊角角有一些因質毀文的說辭，但大體上還是承認作品要並重文的形式和質的內容的。

活動論則是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創作，一個是鑑賞。

創作方面則是技藝精神和情感表現並重。承接老莊的特點，《淮南子》也將藝術創作的最高境界理解為“遊乎心手眾虛之間”，技要達到道的水平才好。但是其格外明顯地強調這種境界需要靠長期的訓練和學習才能達到，還要依託於外物才能表現，相對於老莊來說更為務實了。另一方面創作也是人感情的自然流露，比如《主術訓》中“文者所以接物，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而且這個過程特別必須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是“水之下流，煙之上尋”的。

在鑑賞上，《人間訓》一節有專門討論，講缺乏文學修養的人聽《採菱》《陰陽》這類音樂，不能欣賞其美，甚至覺得不如通俗的《延路》好聽，欣賞者的欣賞能力會影響其評價。而其主觀感情的不同，也會影響對藝術作品的接受，《齊俗訓》雲“夫載哀者聞歌聲稱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

型別上，雖然也推崇天然質樸的風格，但是不像老莊那樣，尤其是莊子，直接反對人工之美，而是認為人為的修飾有助於表露天然之美，而人工的雕飾和創作必須要順從自然，合其自然本性而作。這一點似乎同時關聯到作品本身、創作和型別風格三個方面。

|儒家正統文藝觀的確立 《樂記》和《毛詩大序》

漢代的儒家文論繼承和發展了先秦儒家文藝思想中很多觀點，並加以更加發展，將其更加深入和更加系統地闡述出來。這首先表現在美刺諷諫說的正式提出，對六義的闡述，其次是對詩歌本質認識的深化，把“質”和“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更加充分地闡明文學的抒情性，還提出了所謂“物感說”，再有一點就是進一步深化闡述文學和社會的關係。

其具有代表性的綱領性作品是《禮記·樂記》和《毛詩大序》。

①《禮記·樂記》

《禮記》這部書是西漢儒生對先秦禮樂制度的論述，一般通行本是小戴《禮記》。其中《樂記》一篇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文藝思想論著，根據《史記》記載，應該是武帝時期由一位藩王和毛萇等儒生所合編，其主要是在荀學和呂氏春秋的基礎上對此前論述音樂的資料進行的整理創作。

先介紹一下里面的一些專有概念。聲是指組成樂曲的不同聲音因素，音是指樂曲，樂則是指詩樂舞的統一體，似乎就是作品體裁。

先說創作論，這一塊不是重點，其認為詩、歌、舞是雖然人的感情表現需要而逐步推進的，是感情發展的自然過程。其強調樂的創作必須有高度的真實性“故樂不可以為偽”，但真實性指的是人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

《樂記》的重點在於表述樂的社會功能教育作用，其認為樂起源於人性而反哺於社會，樂本就是儒家文化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其認為樂產生於人心感物，提出了“物-心-聲-音-樂”的起源理論，外物牽動內心產生情緒，情緒需要外向的表達，於是由聲到音到樂，樂就這麼自然產生了，產生於“物感情興”的人性需要。而樂又能對社會政治起到重大的作用，《樂記》提出了“聲-音-樂-心-物”的提法，認為樂可以“治心”，塑造保持理想的人性，從而教化改良社會風俗，從而直接影響到社會政治，這樣才有所謂的“治世之音”的說法。

因此，樂乃是王道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禮樂刑政”之一，這能看得出來荀學的特色。而禮樂的關係則是更為緊密的，“樂由中出，禮自外作”，禮樂配合才能真正完成教化人性的作用。而禮樂更是合乎自然規律的，“樂以天行，禮以地制”，以天地配樂禮，可見當時儒家陰陽學的神秘傾向。這一傾向還體現為對宮商角徵羽的附會解釋，五者分別對應君臣民事物，這是先秦儒家不會有的解讀。

②《毛詩大序》

漢代傳授詩歌的有四家，但是隻有毛詩一家流傳至今，其承自荀子，後來傳到毛萇那裡。他也參加了《禮記·樂論》的編寫，因此《樂記》和《毛詩大序》的觀點基本上是相通的。毛詩每篇之前均有題解，整部書之前還有一篇對《詩經》的總論，因此題解被稱為小序，這篇總論被稱為《大序》。一般認為小序出自毛詩在春秋戰國的流傳，非一人之手筆，而《大序》則出自毛萇之手。不過小序對詩的解讀多有穿鑿附會之處，沒什麼可讀價值。

這篇大序論詩歌創作是“情志統一說”，進一步發展了荀子樂論以來的情志統一的思想，明確提出了是個透過抒情來言志的觀點，其一方面認為詩歌是言志的，要闡述觀點、理念和思想，另一方面也關注詩歌吟詠情性的一方面。但是其相較於楚辭的抒情言志也有不同之處，其特別強調情必須是合乎禮義的，要“發乎情，止乎禮義”。

儒家提倡天地君親師，是教授古代平民百姓，除天地以外，君王統治者地位最高，再者是對父母親人得重孝道，對授業恩師尊敬忠誠，如再生父母般，又把職業貴賤高低分成，士農工商，仕是入朝做官，再就是農民和工匠，商人。總的來說這一套有利於皇帝統治天下，又把當官地位提高，讓當官的去治理百姓。。。效果也很顯著，所以後面的朝代便紛紛效仿

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後，法制嚴苛，造成民怨沸騰，各地方農民也紛紛起來反抗，有名的是陳勝、吳廣起義。後來劉邦，項羽起兵爭奪天下，人稱楚漢之爭。再後來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建立大漢王朝，結束了秦朝的暴政，逐漸建立起了一個強大的帝國，到漢武帝時期，漢武帝為了統治的需要，推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國家政權穩定，思想統一，成就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一一大漢王朝。此後，各朝統治階級一直推行儒家思想，是之成為了中國傳承久遠的國家文化。到近代一度有人質疑儒家思想，但雖著中華文化在世界廣泛的傳播，現在華人也開始推崇和繼承儒家思想，並視之為中華文化精華，傳揚世界。

首先，問題就錯，不僅僅是漢，其次，我們簡單分析一下。

周王朝的結束，華夏正式進入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代，沒有中央集權管理約束，華夏進入百家爭鳴時代，迎來了文化發展的高潮。每種學術流派，都希望進入實際應用層面，因此，各種學術流都或多或少的被各諸侯國應用，到後期的秦國，採用了商鞅的法家方略，開始變法，順應天時，強秦崛起，掃蕩寰宇，統一六國，第一個正真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始皇帝誕生了！

法家嚴苛，加上六國難以平憤，趙高專權，二世太弱，一切因素疊加，亂世開啟，楚漢爭霸，劉邦得了天下，大漢創立。秦始皇焚書坑儒，其實坑的是其他學術流派。天下苦秦久矣，大漢需要一套新的，不一樣的思想，儒家很合適，既然選擇了儒家，中央集權制度下，是要求統一思想的，不能各種聲音都有，儒家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

後世帝王發現，儒家這套東西真好用，把帝王伺候的很舒服，所謂的民是啥東西！魯迅說的好，歷史字離行間都寫著吃人兩字。

回到問題本身，既然這套東西這麼好用，後期帝王家怎麼可能不花功夫完善他，明清的程朱理學，多強大，所有讀書人不都仰附其下，美國百年，把一泱泱大國踩在腳下，百年屈辱，不正是因為那套東西太強，毒害人太深。

唉！餘毒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