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自己曾經在《中國大歷史》這本書裡面解釋過他的大歷史觀，所謂大歷史觀可以與小歷史相對，黃仁宇用經濟學，也就是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來進行解釋。所謂宏觀經濟學，就是研究一個國家整個財政體系，國家收入狀況等等問題，而微觀經濟學，則主要說的是一個人或者一家公司的經濟狀況。

黃仁宇認為，整個歷史的發展，是有它的趨勢的。所以，黃仁宇認為，一般讀者閱讀歷史，要抓住整個歷史發展轉變的關鍵所在，不要太在意很多歷史人物和歷史細節，一個人的偶然之舉當然可以改變歷史，但是他最多隻能改變幾十年和幾百年的歷史，但是沒有人可以阻擋歷史的潮流，用孫中山的話說：“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黃仁宇還用了一張圖來詳細解釋他的觀點，這裡面，實線的部分，表示的是歷史發展的過程，它不斷前進，有如命中註定。而向其它地方伸出的箭頭，則如同歷史上個人的作用，比如某些人的思想或者某些有影響人物的行為，他們可以給歷史發展形成一種力，這種力可以讓歷史發生的某些小的改變，但是，大的趨勢卻很難改變。

比如，我們人類文明都是不斷向前的，古代人肯定沒有現代人文明，物質生活古代人也沒有他們後來的人生活好，而物質變化，文明程度的提高，都會使得人們的思想有所發展。例如，不論是哪個國家，都越來越尊重人的尊嚴和權利，國家政府也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越來越完善，政府體系也會越來越複雜，其實這就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

黃仁宇在美國教書幾十年，他的大歷史觀點就是在不斷給美國學生講授中國歷史所總結的。因為這些洋學生，他們對中國毫無瞭解，所以黃仁宇不可能面面俱到給他們講授中國歷史，所以只能講授大的方向，尋找歷史上轉變的重要環節。所以，他總結了歷史的關鍵部分，形成了他“大歷史”的觀點。

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的序裡寫道：“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但“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因為這是把經濟學中“宏觀”“微觀”之說“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系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裡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黃仁宇先生提到費正清博士對他的幫助，以及自己在治學方法上和他的分歧，並提出自己的大歷史主張：

在《黃河青山》（P277）中黃先生也提到，費正清博士“無疑是亞洲研究領域的權威，但他的作品卻一絲不苟……至於撰寫博士論文的學生，他鼓勵他們以二十年為研究範圍，處理題材時才比較順手……”“這個方法暗示，大歷史一定要架構於小歷史之上。”

而西方學院派的專業分科也對黃仁宇的研究形成阻力。（P289）“美國學者更注重他們的專業分科，經濟歷史學家絕不應該談法律學，在研究中國官僚已小有進展的學者也不應該貿然踏入經濟的領域，讓我們尊重彼此的專長。”

（P287）但是在寫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時，“我努力把素材擠進符合學術出版規範的模式時，零零星星的材料拒絕被擠入架構中，我也無法完全掌握。現在我必須一開始就接受它是有機體，功能必須先於解剖……”這樣作者才逐漸打破研究的僵局。

黃仁宇先生說：“一旦大歷史的觀念盤踞我的腦海，我就無法擺脫它。”“就我目前的歷史觀而言，我並不欣賞將中國歷史切塊切片，卻沒有事先預想到如何還原成整體。”（《黃河青山》P535、P536）但他這種觀念引起他和同行的分歧，無論是出書還是申請經費，都變得更加困難。但黃仁宇先生在很艱難的環境和條件下堅持自己的史觀，並堅持研究工作。

他在1980年被解除教職之後，用了三年時間寫下回憶錄《黃河青山》，追憶平生奮鬥歷程，回顧親歷的歷史，闡述他的歷史觀點的形成，在做這項工作的過程中，他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會福利津貼，這些費用僅讓他們勉強為生，低空飛過最低生活水準。（《黃河青山》P531-P532）

在黃仁宇先生的著作中，還多次提到“技術”這個詞，他在《中國大歷史》序言中也強調：“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一點也是需要注意的。

黃先生不止一次用一幅圖來形象表達自己的大歷史觀。這是《中國大歷史》中的：

這是《黃河青山》中的：

雖然黃先生作品中有些話語的深意我在閱讀過程中並未能透徹領悟，但他的文字能持續不斷地給人新知。讀他的文字越多，就越不會急於就某事下結論，以前的很多對世態的牢騷也逐漸減少，而是逐漸增加對歷史的寬容度和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