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康乾盛世時期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續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統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間，中國社會在封建體系下達到極致，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

康乾盛世國土遼闊，人口眾多。中國清朝政府統一蒙古、東北、新疆、西藏、臺灣，奠定了如今中國的版圖，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大一統。透過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火耗歸公等一列改革和發明推廣御稻、雙季稻等高產作物，增加了國家的收入，減輕人民的負擔，華人口歷史上首次破億，並連破三億。為華人口大國打下基礎！

盛世局面下隱藏著巨大危機，政治的腐敗與社會矛盾愈演愈烈，各種衰敗之象逐步顯露出來，而清廷社會統治和管理能力日漸衰微。康乾時期之所以被吹噓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為人口劇增。

明代全華人口穩定在六千萬左右(據王世貞記載，明代人口最高數字6330餘萬 );經過戰亂後的恢復，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突破一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億。有人將此歸結為清朝統治者勤政的結果;實際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進番薯、玉米等高產糧食作物在全國農村推廣，導致“人口膨脹”

康乾”工商業遠遜前朝、落後西方

中國宋代工商業早已非常發達。經過蒙古元朝的大破壞而逐步復甦，明代工商業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遙遙領先，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一半(一說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重還要高。

而所謂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品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代的水平。到康乾盛世末期,中國工業產量僅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所謂“康乾盛世”都遠遜明代！

不但要在國內比較，還要到國際上比較。歐洲復興以來，啟蒙運動、體制改革、產業革命蓬勃發展，蒸汽機、紡織機、火車輪船、機械製造、現代工廠林立，就連相對落後的俄國也在彼得大帝時期向英法德學習，走向進步。而老朽的滿清帝國卻妄自尊大、閉關自守;在這“康乾盛世”幾乎沒有什麼發明創造和技術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艦前來敲開“滿大人”鏽蝕腐爛不堪的國關大門。

民國以來，學者對清朝多持批評態度。較早使用“康乾盛世”一詞的是鄧拓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但當時及之後20年間的學者，大多都對“康乾盛世”這一說法持有否定態度，認為是清廷御用文人和遺老叫出來的，只是同時代的清史專家蕭一山卻對康雍乾三朝讚譽有加。

“康乾盛世”這一提法，出自民國初年滿清遺老編篡的《清史稿》。《清史稿》由於極力為滿清歌功頌德、仇視辛亥革命，被民國政府列為禁書，歷屆民國政府都不予承認其正史地位，因稱之為“稿”。自民國以來，學者對滿清都持猛烈批評態度，且史學界普遍認為“康乾盛世”不過是滿清御用文人和滿清遺老叫出來的。這個“封建時代最後的盛世”得不到後世史學家的公認。

在這裡，有必要追根溯源下滿清統治者與明朝的關係。清太祖努爾哈赤原系建州女真，其先祖猛哥帖木兒、董山等被大明封為都督僉事和都督。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八年(1375年)，改定遼都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洪武末年，明政府三次向東北地區進軍，建立了對斡難河域的管轄。永樂七年，明朝在斡難河、黑龍江，嫩江、精奇里江、烏蘇里江、格林河、松花江、享滾河等流域共設一百三十個衛所，任命了大批女真頭人為指揮使、指揮僉事、千戶和鎮撫。永樂七年，又在黑龍江口的特林地方設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正統十二年(1447年)，共有一百八十四衛和二十個所及五十八個地面(城、站)。萬曆時期，女真衛所增至三百八十一衛及三十九個千戶所(地面、站、寨)，分設在西起鄂嫩河，東轄庫頁島，北達烏第河，南瀕日本海，包括整個黑龍江流域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廣大地區，有力地加強了明朝政府對東北地區的統治。由此可知，滿清先祖努爾哈赤，並非是什麼獨立政權的君主，而是明朝遼東巡撫轄束的“建州左衛都督”和“龍虎將軍”，是明朝政府的地方官員。《明實錄》關於女真衛所的記載，在《滿文老檔》裡有著詳細的敘述，充分證實了所謂東北為滿清嫁妝論的荒謬無知，也顛覆了所謂滿清奠定現代中國版圖的荒謬無知論。現代中國的版圖是中華歷朝歷代打下的堅實基礎，是黨領導人民解放軍一槍一彈打出來的。

起源於西伯利亞的滿清統治者，被沙俄驅趕遷至明朝東北地區，被明朝政府收留，明末趁內亂入關，佔據華夏河山。入關後，為維護對華夏民族的統治和奴役，在政治上高壓、思想上奴化、經濟上閉關鎖國，資本主義工商業遭受嚴重打壓，明朝“隆慶開關”以後近百年的對外開放格局被徹底破壞，明朝中後期出現的思想啟蒙運動和西學東漸被徹底打斷，明朝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被徹底扼殺。

滿清康乾時期雖然社會經濟有一定恢復，人口數倍於明朝，然其人口猛增的根本因素是得益於明末引進的番薯等農作物被推廣種植。實際上，在滿清康乾統治頂峰時期，依然與明末有巨大差距。明萬曆末，中國耕地總數783萬頃。而滿清順治16年，中國耕地總數是549萬頃。直到乾隆31年，中國耕地總數達到741萬頃，才接近明末水平。至於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20年所謂“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所謂“康乾盛世”都遠遜明朝末年，更別提明朝中前期了，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這一時期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高度的文化壓制，大興文字獄。據不完全統計，康熙時文字獄30多起，雍正時文字獄20多起，乾隆時文字獄更是高達150多起。文字獄是滿清統治者為了禁錮思想、鞏固統治所犯下的泯滅人性的罪惡，在士人中造成了極大的恐慌。他們不敢發表任何論述，生怕一不小心就跌入文字獄的深淵，被砍頭和株連九族。在滿清殘暴的文化壓迫下，中華文化遭到了空前殘酷的催殘與扭曲。

康熙時，下令禁止公開討論天文預兆和曆法研究。1715年，康熙在科舉考試中也禁止了相關內容。此前兩年，鄉試和會試的策問，都已禁止涉及天文、樂律和計算方法。滿清社會無知無能和愚昧的種子，就是所謂“千古一帝”康熙一粒粒播下的，這也是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之一。乾隆38年開《四庫全書》館，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繳"詆譭本朝"之書，盡行銷燬。乾隆四十年令四庫館臣對所收書籍“務須詳慎決擇，使群言悉歸雅正”。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燬，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各地查繳禁書更高達三千多種、十五萬部還多，焚燬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燬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歷史學家吳晗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再看看西方人印象中的所謂“康乾盛世”。乾隆59年，來訪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記載滿清中國：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 …很多人沒有衣服穿… …軍隊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使團成員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除了村莊周圍，難得有樹，且形狀醜陋。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偶爾有一幢獨立的小樓，但是決無一幢像紳士的府第，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舍。……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國泰晤士河邊的兩個城鎮）相提並論。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極度貧困落後的景象。”

“清初蜀中三傑”之一的唐甄，在康熙40年記載：“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是四空也。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由此可知，“康乾盛世”根本是子虛烏有，實則是中華文明在滿清時期陷入歷史最低谷。所謂“康乾盛世”根本不存在，反而應稱之為“飢餓之世”“奴化之世”“沒落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