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為秦立下了不滅的功勳，他的主張雖利於國家卻傷害了不少其他人尤其是士大夫利益，作為君王偷著樂-商鞅為他出了個好主意。但秦皇也知道大家因此仇視商鞅，為日後的鞏固埋下了禍端。商鞅對國家對君主是忠心的，卻不知道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為了攏絡人心，君王只能拿大家的仇人商鞅開刀了，這一刀讓天下有志之士和忠臣們寒心，同時為奸詐別有用心的人開了方便之門。另，秦統治者卻不知道人世間冥冥之中的潛規則-有的人的命與他的江山是捆綁了的，他在江山在，他倒黴江山自然不安。不明白，當時怎麼就沒有攔著君主呢？至少沒有看到相關記載。

要說到秦國可以統一天下，那是絕對離不開商鞅變法的。因為如果沒有商鞅變法，秦國還是西陲的一個小國，別說是統一天下了，還很有可能會被其他的強國兼併，正是因為商鞅變法使秦國逐步由弱變強，不僅擺脫了被消滅的命運，而且還成為了最有實力可以統一天下的國家。

所以說商鞅變法對於秦國的變化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可以說是居功至偉，但為什麼他最後沒有得到英雄般的禮遇呢？

下面是天馬菌的觀點。

商鞅變法的實際其實是很簡單的，它其實就是改變了既得利益者的主體，就是使貴族本來擁有的一些特權基本上被取消，使這個利益轉到了君王的身上。

因為商鞅變法廢除了井田制，將土地分給了人民，本來的秦國的土地就是有限的，那麼哪來這麼多土地分給人民呢？那當然是沒收貴族的土地，然後再將它們分給人民。讓您獲得了土地，當然生產的積極性也提高了，但不要以為這是對人民比較好的一件事情，它還有一項比較關鍵的步驟，那就是稅收，這個稅收是國君到底想要徵多少就徵多少，所以從這方面來說，最終的利益獲得者就是國君，換一句話說就是強化了君權。

君權雖然被強化了，但是那些貴族們的利益受損非常嚴重，那到底是誰讓他們的利益受損這麼嚴重呢？這個人就是實行變法的商鞅唄！所以秦國的貴族早就已經恨透商鞅了。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史記·商君列傳》

只不過是商鞅與秦孝公的君臣之間形成的一種默契，是那些貴族們那些對商鞅下手，所以他們就只能等待時機。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

譚嗣同已經很明白的說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變法需要流血，其實放在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也是適用的。

不過商鞅在實行變法的過程中，留的基本上都不是變法者的血，而是被變法改造群體的血。

到了秦孝公去世之後，秦惠王即位，這位秦王在做太子的時候，就曾經以身試法，當時是商鞅勝了，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是秦惠王與商鞅之間已經形成了比較深厚的怨恨。

雖然商鞅變法強化的是君權，秦惠王應該說是一個既得利益者，但這並不代表他需要感謝商鞅。反而是這種變法已經使得秦國的那些貴族積怨極深，只要商鞅還存在，就無法平息那些貴族的怨恨。

當然秦惠王不會平白無故地去找商鞅的麻煩，正好可以利用商鞅在秦國所確立的法律來懲治商鞅。只要他們君臣之間出現了嫌隙，就會有一些小人出來打小報告，那到底打什麼報告呢？其實就是挑撥進城之間的關係，說在秦國說商鞅非常像一個國君，而作為國君的秦惠王倒像是一位臣子。

其實這個目的很明顯嘛，就是想要誣告商鞅謀反，商鞅到底有沒有謀反之心就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秦惠王已經相信了這種說法，以至於要定商鞅的罪。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史記·商君列傳》

因此，商鞅最終也成為了商鞅變法的流血者，這說起來有點諷刺，但事實就是這麼殘酷。

商鞅雖然用變法使秦國變得強大起來，但變法歷來都會得罪別人，因為這個觸動的本來就是利益。別人的利益受損，商鞅最終也成為了犧牲品，根本就談不上會有英雄般的禮遇。

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其實歷史上不光只有商鞅，其他不能得到正確評價的歷史人物比比皆是。究其根源，與特定環境下的歷史觀有關。

涉及到商鞅，他不僅沒得到“英雄禮遇”，還落得車裂的下場！除了商鞅改革觸及了權貴利益外，還與法家思想的特性有關。最重要的是，中國古代史，是一部儒家士族歷史，法家代表商鞅註定不會封神！

商鞅變法的背景，其實是對西周封建架構的一次推翻和重建。周公創造的“宗法制”，是中國第一部建立了社會秩序的制度，對中國的歷史影響非常重大。

不過，到了戰國時期，宗法制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處於崩潰邊緣，時代需要構建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這就是百家爭鳴產生的背景，也是商鞅所代表的法家能顯赫一時的原因。

變革的核心其實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商鞅變法就是強化中央集權，削弱舊貴族的勢力，促使政權走向王權獨裁。

因而，他的變法必然遭到老秦貴族的抵制。這種變革的難度是非常大的，好在商鞅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援，這就是商鞅變法能夠成功的最重要保障。

隨著秦孝公的離世，商鞅失去了政治依靠，被壓抑已久的舊勢力看到了反彈的希望。新上臺的秦惠文王，根基遠不如秦孝公堅實，他能做的就是，在不傷及王權根本的同時，選擇與舊貴族的妥協。

商鞅就是秦惠文王與舊貴族妥協的禮物！商鞅變法成功後，他的歷史使命已然結束，精神財物被保留，生命個體已經不重要！所以，秦惠文王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商鞅。

這就是商鞅的悲劇！

有人認為，法家是諸子百家中唯一“管用”的思想。我不這麼認為，法家其實從來獨立成功過，否則大秦帝國也不會二世而亡，更不會被後世拋棄。

法家思想最大的問題，就是其簡單粗暴的“工具特性”，堅硬而且冰冷，上升不到“道”的層次。雖然能解決問題，卻形成不了強大的“文化基因”。

我們可以看到，商鞅變法在將舊貴族的特權，分配給普通老百姓後，秦國迸發了勃勃生機。但同時，又產生了新的社會問題：社會關係完全架構在赤裸裸的利益基礎上，法律嚴苛，人們往往得益於新法，也受害於新法。

比如，為了獲得爵位，老百姓積極從軍，奮勇殺敵，軍隊的戰鬥力爆表。但獲得爵位的秦人，回到現實生活中，卻很難逃脫嚴刑峻法的牢籠，靠搏命獲得的回報，往往很快被剝奪。這時，老百姓才發現，商鞅變法留給他們的，只是一個虛幻的誘惑！

也就是說，法家思想就像雙刃劍，讓秦人有了創造個人幸福生活的利器，同時又反過來傷害到自己！

連始作俑者商鞅，自己都嚐到了這份苦澀。得知秦惠王要對他下手的訊息，商鞅開始自救。跑到魏國，魏國害怕秦國的報復不敢收留。回到秦國，因為秦法的苛嚴，連旅店都不敢給他提供食宿！

商鞅感慨：想不到變法竟然到如此地步，真是作繭自縛吶！

所以，不要因為商鞅變法改變了歷史程序，就將法將思想奉為皋臬，更沒必要漫無邊際地拔高商鞅變法的成果。客觀地講，商鞅變法只是在那個特定歷史階段，適應了時代的要求，短期內發揮了巨大價值，改變了歷史程序，但絕不是中國歷史問題的萬能鑰匙！

真正在中國歷史上，佔有統治地位的思想只有儒家思想。今天很多人說儒家思想“不管用”，喜歡將儒家思想說的一無是處，借用道家思想反駁一下：“無用”即為大用！

百家爭鳴時期，打得最熱火朝天的就是“儒法之爭”！秦朝滅亡後，由法家思想，創立的吏治結構崩潰。經過長期的演變，儒家思想在董仲舒的包裝下，重出江湖，慢慢走向“獨尊”的地位。

從此，法家思想逐步式微，連配角的地位都不如！

法家思想催生的是，法務型專業人才佔據高位，國家是“吏治”結構。儒家思想催生的卻是一群思想家，佔據國家統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而不是某個專業技能，更不是某個人。打個比方，法家思想下的國家，是“工程師治國”，儒家思想下的國家，才是“文化思想治國”！

所以，儒法像油水，永遠無法相容！佔據統治地位，並書寫歷史的他們，怎麼可能認可“膚淺”的法家思想？

因而，商鞅必然被打入中華思想史的另冊！

秦國的形象一直都在那 ，商君沒到秦國時，秦國在諸侯國中就是“強秦”。商鞅變法改變了秦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但同時觸犯了秦國上層的利益，商鞅變法在某種程度上過於苛刻，這樣就引發了下層階級和上層社會的集體對抗，過之還會引起王權更迭，所以被車裂也算是一種安撫浮躁的秦國，至於英雄就別談了。

商鞅在秦國實施變法後，秦國快速強大，按理來說應該受到英雄般的禮遇，事實上，支援他的秦孝公去世不久後，就被新君處死，百姓也不同情；後世的名聲也不太好。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

商鞅和後世的張居正一樣，都是“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的典範。

為了讓新法順利執行，商鞅剛正、嚴肅，不徇私情，擺出一副冷冰冰的面貌，不但得罪了秦國的貴族，也傷害了百姓的感情。

太子犯法，商鞅毫不客氣地處罰了他的老師；公子虔犯法，商鞅直接割了他的鼻子（《史記》記在，割鼻子與太子犯法無關）；百姓到國都反映新法害民，商鞅狠狠地處罰了他們；百姓到國都歌頌新法的益處，商鞅直接把他們發配到邊疆。

上面的這些事，使秦人覺得商鞅刻薄、寡恩，以至於被秦惠文王處死時，不管是政府高層，還是民間百姓，都不怎麼同情他。

秦法很苛刻，商鞅的目的就是要把百姓牢牢地困死在土地上，不許反對，不許歌頌，要像木頭一樣，政府說什麼，百姓就做什麼。

從行政效率上講，這樣做效果很好；但是，弊端也很明顯，決策者聽不到百姓的心聲，政策脫離實際。比方說，客棧盤查法，直到商鞅自己倒黴後，才意識到這一條是多麼的不近人情！

那還有更多商鞅接觸不到的地方，違反了實際民情，百姓又敢怒不敢言，只得默默忍受，百姓又怎麼會同情他呢？

商鞅對百姓很苛刻，對自己卻很不錯。《史記》記載：商鞅出行時，威風凜凜，儀仗隊、保衛隊全部到位後，才開始出行；商鞅的法令暢通無阻，百姓對之的畏懼甚於對國君命令的畏懼！

在秦人看來，這就是僭越，商鞅在壓榨百姓，自己作威作福，還有什麼理由同情他？

秦國強大後，就開始侵略他國。

更壞的影響在於，商鞅變法前，秦國只是西部的一個鄙弱小國，在中原諸侯看來，與蠻夷之地也沒什麼區別；商鞅變法後，秦國快速強大，趁著魏國與趙、韓、齊爭霸之際，發動了幾次偷襲戰，都取得了大勝，之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東出崤函，頻頻侵略弱小國家。

人們向來有同情弱者的心態，再進一步追究，就把責任歸到了商鞅頭上。

綜上所述，商鞅由余自身嚴苛、剛直、寡恩，再加上人們的誤解，被後任秦君處死，不但秦人不同情他，後世也沒落下好名聲，悲哉！

人類社會有一種現象，被稱為“名與實不符”，人們歌誦的人與事並不能給人們帶來實質上的名利，給人們帶來實質好處的人與事並不能得到榮譽和稱讚。比如人們都歌誦道德高遠美好，但是絕大部分君子都是偽君子，善人都是偽善人；人們都深惡痛絕嚴刑竣法，然則給他們保護的恰恰是嚴刑竣法。人們都希望有功得賞，卻十分討厭有過必罰，殊不知現在的惡少鉅貪都是曾經的功勳後代。人們喜歡別人犯法受重罪，自己犯法卻得到赦免，一旦自己受到法律制裁，他就會說這是惡法奸吏。

商鞅變法，依法行事，無私人愛好，無私人感情，依法殺人不為暴，依法賞賜不為仁。那些去拍商鞅馬屁的人，不就是想交好商鞅，以謀求私利嗎？商鞅將媚上之人視為亂化之民，全部遷至邊界戍邊。雄主聖君難免會喜歡聽歌頌之詞，對一個人有好感後，就會選擇性執法，這就是媚上之人謀取私利的原理。媚上之人之人到處稱讚官員好，別人就會認為他跟上級關係好，進而對他處處照顧。如果到處稱讚別人，被別人嚴懲了，那麼媚上之人就會到處說壞話，詆譭一個人的聲譽。

商鞅的歷史功勞擺在那裡，談中國歷史無法避開秦朝，談秦朝歷史無法避開商鞅。既然無法否定商鞅的功勞，那麼就詆譭商鞅的名譽，讓他成為奸臣權臣的代表，讓懵懂無知的百姓罵商鞅。司馬遷充分肯定了商鞅的歷史功勞，但是他對商鞅進行了人身攻擊，對商鞅的評價是“刻薄寡恩”！如果商鞅執法有選擇性的執法，比如對有話語權的貴族網開一面，對沒有話語權的百姓嚴格執法，那麼後世就不會對商鞅有“刻薄寡恩”的評價，畢竟歷史記載的都是帝王將相，誰會去記載百姓的聲音呢？

商鞅將儒家、俠客、商賈視為社會的蛀蟲，將軍人、農民當成國家的支柱。儒家一直掌握著話語權，俠客則受百姓喜愛，軍人與農民是沒有話語權的。儒家千百年來不斷地強化商鞅酷吏奸臣的形象，俠客又成為行俠丈義的代名詞，那麼後世百姓自然就會認為商鞅是惡人，都是惡人了，自然不可能成為英雄！百姓們忘們他們原本是奴隸，是商鞅將他們升為平民的；百姓們也忘了，儒士還在剝削他們，俠客還在為了名利濫殺無辜。名與實往往不可能高度一致！

人們喜歡技術精湛的工匠，認為他們巧奪天工，卻看不起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木匠、鐵匠、石匠。殊不知墨子三年造飛鳶，百姓根本用不上飛鳶；老子、孔子道德高深，萬中無一的百姓能達到那樣的高度。追求不切實際的名利，忽視現實的名利，這是人的本性！就好比Sunny無言，卻人人離不得；但是人們還是會指責Sunny太熱曬傷了他們的面板。

商鞅有一本書叫做巜商君書》，商鞅是一個有主義有理念的人。在秦國的歷史上，可以說沒有商鞅，就沒有秦國，甚至於可以武斷地說，沒有商鞅的變法，就沒有後來的秦帝國，就沒有中國的大一統。商鞅在中國的歷史上無疑是留下了濃重的豐功偉績。我素來認為治理一個國家，法家的思想是閃爍著璀燦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