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個腦洞有點大。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你基因剪輯的物件是誰？如果是病毒：透過對病毒改造，使它失去毒性。但是，它是無數的個體，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是人類：透過改造，使人類免疫病毒。人類是一個多細胞生物，也是幾乎無法完成剪輯的。那麼，目標就是我們的下一代精子，卵子或受精卵。這是要拋棄我們現存的人類，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嗎。而且，即便是剪輯受精卵也是很難完成的，甚至是一個絕對錯誤選擇。這可以對比下抗蟲棉的研製。科學家給棉花植入抗蟲基因，這並不是結束，二是開始。新的抗蟲棉要不斷自交，選出優秀個體，再與其他棉花品種雜交，得到許多的雜交新品種，再選出優秀個體，再不斷自交提存，然後才終於得到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抗蟲棉。而且，新品種抗蟲棉雖然抗蟲，但卻帶來了其他的許多缺點，比如更耗水肥。想一想，如果把這個過程中的棉花換成人類，會是什麼結果。當然，現在人類對基因的研究還很淺。如果人類基因是一本書的話，現在人類連目錄還沒看懂。等到人類完全讀懂基因，並可以像程式設計一樣可以隨意編輯的話，你的設想或許可以實現。

基因編輯包括很多中，是實驗室的工具，像CRISPR/Cas9技術，是近幾年才出現的高科技手段。最早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Jennifer Doudna和德國亥姆霍茲傳染研究中心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但Broad研究院的張鋒（Feng Zhang）獲得了關於CRISPR/Cas9首個專利，至今，CRISPR/Cas9是誰首發明的還有爭議。CRISPR/Cas9系統，是原核生物基因組序列中一段重複的序列，如果能夠利用這段序列整合到真核生物中，那麼真核細胞就可以任意剪下那一段目的序列，就像剪刀一樣，哪個基因致病就用剪刀把哪個基因從基因組上剪掉。

那麼，問題來了，在實驗室裡，基因編輯確實可以給研究人員提供一系列的實驗手段去搞研究，比如賀建奎事件中的“免疫艾滋病基因編輯的嬰兒”，這裡說一下，賀建奎是南方科技大學的研究員，是我之前同事的博士導師，人很聰明，能幹，只是發生了後來的事件。艾滋病，眾所周知，CCR5作為一個HIV感染的明星基因，在實驗室內部，敲除CCR5可以讓人類細胞對HIV不易感，但同時，有研究表明敲除CCR5後細胞對西尼羅河病毒更加易感，因此，目前來看，基因編輯技術仍處於早期研發階段，弊端大於收益，更不能用於人類胚胎。此外，倫理的問題一直都是人類巨大的問題，經過基因編輯的胚胎形成胎兒後，經過遺傳變異，如果能夠長久存活可能會改變人類基因組，造成人類基因組上其他基因的變異這都未嘗可知。

對於人類感染病毒，其實最終都是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優勝劣汰符合人類進化規律。新冠COVID-19，你既然說疫苗跟不上變異速度，即便是經過基因編輯的技術，使用CRISPR/Cas9技術把致病力的蛋白剪下掉，你仍舊不知道病毒變異的位點。最終病毒還是要依靠疫苗的，比如HPV人類乳頭瘤狀病毒，高危和低危可同時製成混合液注射，降低患病風險。

2016年6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盧鈾教授開始進行CRISPR基因編輯T細胞治療癌症的1期臨床試驗，並於2016年10月28日完成了世界首例基因編輯細胞人體注射。

2020年4月28日，盧鈾教授團隊在國際頂尖醫學期刊 Nature Medicine 發表題為：Safety and feasibility of CRISPR-edited T cells in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的研究論文。

研究人員得出結論：CRISPR/Cas9基因編輯的T細胞的臨床應用通常是安全可行的，未來的試驗應使用改進的基因編輯方法來提高治療效果。

盧鈾教授團隊是世界範圍內最早開展CRISPR/Cas9基因編輯人體實驗的。但在盧鈾團隊的這篇論文之前，北京大學鄧宏魁團隊，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Carl June團隊，先後發表臨床試驗論文，表明CRISPR/Cas9進行T細胞編輯治療癌症的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這幾項臨床試驗初步證明了透過CRISPR/Cas9基因編輯T細胞移植進行腫瘤治療的可行性和在人體內的安全性，將會促進和推動基因編輯技術在臨床應用領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