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這倆人，屬於典型的因為“工作關係”導致由“好朋友”演變成“仇敵”的（早些年我剛一上班，老婆就教導我，千萬不要因為“工作”而得罪同事，否則你退休了，單位發東西都沒人給你送。但是，如今，不發東西了）。

一開始，王安石與司馬光十分要好，兩人在公元1019年與1021年相繼出生，似乎上天安排好的一樣，年輕時，兩人都曾在同一機構擔任同等的職務。兩人惺惺相惜、互相仰慕，司馬光仰慕王安石絕世的文才（“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還記得不？），王安石敬佩司馬光謙虛的人品（小時候見義勇為砸過缸）。

在同僚中間，他們倆的友誼簡直成了一種典範。

可是，做官好像就是與人的本性相違背，兩人的官愈做愈大，心胸卻慢慢地變得狹窄，本來互相尊重、志同道合的兩位朋友竟反目成仇了。

“道不同不相為謀”說的正是這倆人，原因是當時的皇帝宋神宗缺錢花，就請王安石來搞了個變法。司馬光是橫豎看不慣這個所謂的“變法”。

1068年（熙寧元年），宋神宗繼位第二年，北宋的財政收入為6800萬緡，但是，有5000萬緡都了給流民（禁軍、廂軍）發工資了。

神宗手裡的錢不夠花，所以才請來王安石進行變法，“變”得最厲害的就是我們在中學歷史課本里學過的那個“青苗法”。

“青苗法”，簡而言之就是：縣官每年二、六月份要向轄區內的農戶發放為期半年的貸款，年化率為40%，利隨本清。

乍一看，是好事，你仔細琢磨，這就是一種變相稅收，用當代經濟學語言描述，可以這樣解釋“青苗法”：官府要求天下百姓向朝廷借高利貸，還本付息都由朝廷暴力執行。

不管王安石如何鼓吹 “青苗法”如何好，司馬光看得清楚啊，朝廷沒錢，是因為“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特別是當他發現王安石變法可能給國家帶來災難的時候，他對待王安石的態度，就由私下規勸轉變為公然反對了。

兩人經過多次辯論，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積怨愈深。

兩位曾經互相傾慕的朋友，成了兩隻好鬥的公雞，雄超超地傲視對方。

工作中的矛盾，有時不可避免的要“代入”到生活中。有一天，洛陽牡丹花開，包拯邀集全體同僚一起飲酒賞花。席中包拯敬酒，官員們個個善飲，只有王安石和司馬光酒量極差，待酒杯舉到司馬光面前時，司馬光一仰脖就把酒乾了。輪到王安石的時候，王安石卻執意不喝，引得全場譁然。司馬光大有上當受騙、被人小看的感覺，於是喋喋不休地罵起王安石來，王安石也祖宗十八代地回罵起了司馬光。

自此，兩人結怨更深，王安石得一個綽號，叫“拗niù相公”，一貫忠厚寬容的司馬光的形象，在人們心中也打了個大折扣，連蘇軾都看不下去了，給他取了個綽號，叫“司馬牛”。

後來，倆人繼續圍繞變法進行言語“格鬥”，鬥到白熱化的時候，王安石被罷了相位（雖然第二年又官復原職），司馬光一氣之下，辭職回家，專職編《資治通鑑》去了。

時光如流水，轉眼倆人都到了夕陽紅的年紀，王安石和司馬光對他們早年的行為都有所後悔。王安石曾經對其侄兒說過，以前交的許多朋友，都得罪了，其實司馬光這個人是個忠厚長者；司馬光也稱讚王安石，誇他文章好，品德高，功大於過。

彷彿上天自有安排，兩人在同一年（1086年）的五個月之內相繼歸天，至此，我們更願意相信，“拗相公”和“司馬牛”在天堂又可以和和氣氣做朋友、吟詩唱和了。

只是政見不同，他兩可都是神宗時代的賢臣，評價都是蠻高，這是歷史上少有的政見不同的”死敵“”文鬥而已。至於後來王安石被貶，都是其他人的利用機會去實現個人野心。與司馬光關係不大。

王安石有神宗支援，但神宗駕崩以後，太后一黨就下手廢除新黨從新啟用了司馬光。這是政治問題，後來哲宗當家，從新啟用王安石一黨。章敦等人就是利用王安石的新黨名義排除異己，手法非常殘忍。王安石和司馬光他兩是北宋難得賢臣，不用過多解讀。

宋神宗時，司馬光任翰林學士。他和王安石本是好朋友，但因王安石向仁宗所奏長達萬言的《言事書》而兩相交惡。這其實就是兩人分別代表本階層，即變法派和守舊派為維護本階層利益進行的官場爭鬥。

《言事書》內容包括：青苗法、 募兵法、 方田均輸法、 農田水利法、 保甲法等。王安石的變法增加了國家收入，鞏固了宋王朝的統治，同時也使農民得到了一些好處。但是變法觸動了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許多朝臣的反對。

王安石的新法，從封建國家和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但更偏重反映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對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既得利益卻是一個限制和分割。因此在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中，必然要引起特權階層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保守派舊官僚的反對。每一項新法的頒佈和實施，都必然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論和頑固的阻撓。正如壬安石在新法開始推行時預料的那樣：“與戰無異”。

保守派從各方面攻擊新法。他們或重複孔丘“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和孟軻“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的陳詞濫調，攻擊新法“講商賈之末利”，“盡奪商賈之利”，弄得“農商喪業，謗議沸騰”，甚至對每一項新法的內容都吹毛求疵，儘量挑剔和詆譭。並直言不諱的指責新法侵害了官僚的利益。

保守派是一批元老重臣，身後還有兩宮太后(仁宗曹後、英宗高後）、一些親王和皇親國舅作為他們的後盾。其中司馬光可算是主將。公元1070年(熙寧三年）二、三月間，他一連給王安石寫了三封信，以關心規勸為名，行攻擊汙衊之實，公開挑戰。同時又向宋神宗告狀，咒罵王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是“民賊”“賊臣”“亂臣”，吵嚷“臣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署之不可同時”。還利用他翰林學士的職權，在這年三月出了一道試題，說王安石對宋神宗講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在試題中，司馬光正面引用儒家經典，把“三不足”作為“反面”教材，讓考生們加以批駁以掀起對王安石的圍攻。

保守派官僚還把什麼“天雨土，地生毛，天鳴、地震”“華山崩”都歸罪於新法，面對這些叫囂，王安石辯解道，水旱是常有的事，堯、湯在位時也在所難免，不足為憂。公元1075年十月，南方出現慧星，神宗下昭求直言。保守派乘機攻擊新法。王安石從唯物的觀點出發解釋道，天道遠，人道近，應相信人事。天文變化和人事變化無窮無盡，難道不能偶然碰上一次嗎？所以天變是“不足信”的。堅持了“天變不足畏”的唯物觀點。

對於人言是否足恤，王安石回答宋神宗說，只要行為合於“義理”即正確的原則，那麼人言也不足恤。他還引用《左傳》上，“禮義不愆（qian，音千，過失），何恤於人言”的話回敬那些反對派。

“祖宗之法”是保守派的護身符，也是他們攻擊新法的藉口，司馬光說：“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文彥博說：“祖宗法制俱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他們都靠祖宗之法維護其既得利益，並作為他們因循苟安、無所作為的藉口。對此，王安石斬釘截鐵地回答：祖宗之法就是不足守。他對宋神宗說，仁宗在位四十年，有幾次修訂法令。假如法令一定而不可移，“祖宗何故屢自變改”？祖宗之法該不該變，這是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一個焦點。

“三不足”是對儒家傳統思想的勇敢挑戰。王安石雖在儒家思想瀰漫的宋代，自幼攻讀儒家經典，對孔孟也很尊崇，但他關心現實政治，接觸社會實際，有在地方上從政的實際經驗，又博覽群書，深思詳考，這就使他有注重實際，主張變革的唯物主義思想，因而能突破儒家傳統思想的束縛，而和先秦法家的重實際、講變革的思想接近。。正統儒家攻擊他“尚法令則稱商秧，言財利則背孟軻”，這和“三不足”一樣，顯現了王安石的戰鬥的唯物主義思想光芒，暴露了他們自己的頑固和守舊。

公元1085年（元豐八年)三月宋神宗死，趙煦(宋哲宗)繼位，當時還不到十歲，由英宗後，神宗母高氏以太皇太后名義臨朝攝政。她一向反對新法，一上臺，立即把保守派首腦司馬光請出來，讓他做宰相。文彥博等諸多保守派也一一起用。司馬光對新法全盤否定，保甲、方田均稅、市易等法首先被廢，年多之內，青苗、免役、將兵法隨之取消。於是，變法失敗。

王安石的變法在歷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列寧曾稱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後來，司馬光也辭去官職，花十九年時間專心編寫《資治通鑑》，按編年順序敘述了從戰國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書中總給經驗教訓，可供封建統治者作為治理天下的借鑑。是中國古代傑出的編年史。

此言差矣!王石和司馬光並非是一生的死敵。王安石罷相以後，許多人落井下石，叫司馬光上書彈劾王安石，但被司馬光拒絕。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私德甚好，乃真君子。司馬光對王安石是十分尊敬的，無論學問道德還是才能，王安石都是一時之選。

兩個人都是學霸，而且不是死讀書的學霸，王安石22歲進士，司馬光20歲進士，他們兩個都受過歐陽修的教誨，在包拯手下從過政，兩人真的算的上摯友。不過在政見上卻大有不同。王安石認為：“造成國家財政狀況不好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這並不是當務之急。”司馬光則反對道：“你所說的善於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頭上的捐稅而已。”王安石說：“事情不是這樣。只要善於理財，就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司馬光大不以為然，他反駁道：“天下哪裡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老百姓那裡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矇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由於北宋的財政狀況日益困窘，舉步維艱，宋神宗採納了王安石的建議。

司馬光作為大臣，堅持自己的觀點，當他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時，他開始用激烈的言詞彈劾王安石；而作為好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藉此“以盡益友之忠”。王安石在與宋神宗的談話中，力排司馬光的非議；但對這位好友，又“賜之誨筆，存慰溫厚”。眼見無法改變局面，又與王安石因變法之事絕交，司馬光堅辭樞密副使，離開權力中心，來到當時的文化中心洛陽專心修史。

雖然王安石與司馬光的關係破裂，但兩人互相保持著對對方人格的敬重。一個反對新法的官員死後，司馬光為其作墓誌銘，其中有諷刺變法的話。有好事者將這個墓誌銘獻給王安石，以為後者會遷怒於司馬光。不料，王安石卻將銘文掛在牆上，向其門下士贊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而司馬光在洛陽記述宋朝歷史時，也能對王安石作客觀評價。

對這個歷史上始終譭譽參半的政治偉人，我有一些淺薄的瞭解。政治上我做不了評論。單從性格而言，他倆一樣才華出眾，品行高尚，不拘小節。王安石性格執拗，聽不進別人意見，名間戲稱其“拗相公”，而司馬光也是從來堅持己見，不為他人所動。蘇軾送其外號“司馬牛”。可見二人的性格共同點都是自我意識很強，對事情有自己獨立的意見，不被他人左右。這應該正是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王安石銳意改革，以理財為主，提出旨在富國強兵的“青苗法”、“免疫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而司馬光受儒家學術影響較深，認為國家不應與民爭財，而應該以德治國，教化民心，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這一對政治雙星，端的是水火不容，有我無他。神宗皇帝多次想緩和他倆等關係，始終未能如願。

王安石在罷相後的八年間，深受各種打擊，卻依然能夠笑對人生，住在江寧的半山園期間，也是能夠怡然自得。甚至寫出了“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這樣細膩的文學佳句。

神宗死後，司馬光盡廢新法，公元1086年的夏天，66歲的王安石在江寧病逝。司馬光此時已經病重，聽聞王安石逝世，非常惆悵。評價曰：不可毀之太過。可見他對自己盡廢新法一事，應當也是心存悔意。也說明司馬光的心中，王安石亦是個正人君子，二人有惺惺相惜之意。不久，司馬光也去世了。兩個神童，兩個文學家，兩個老對手，同年去世，這一對政治雙星，同年隕落。

縱觀北宋改革那些年，其君臣關係、政治生態應該是相當開明的。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歐陽修。。。。這些政治明星、文學大家，雖政見不同，各遭貶謫，幾起幾落，但幾無性命之憂。今天的我們，應當感謝那個時代，留給我們的，除了“唐宋八大家”的輝煌文學成就，了不起的《資治通鑑》。還有一意孤行的“拗相公”和執著的“司馬牛”的種種趣聞。。。。。。

司馬光和王安石確實是一生的死敵，不過你不知道在此之前，兩人還是一對好朋友。

司馬光的官升的比較快，畢竟以前砸過缸嘛，還算是聰明過人，但是司馬光一直向皇帝舉薦王安石，卻被王安石屢次拒絕，在朝中欽佩王安石的人很多，其中就包括了後來反對變法的文彥博、蘇軾、歐陽修。為什麼王安石能力這麼大，官卻這麼小，史書中就說了，王安石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凡事勤勤懇懇，不喜歡花裡胡哨的，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紮根於群眾，用實踐檢驗真理，真正的從群眾中發現問題的根源。這也為後來王安石變法提供了很大的支撐。

其實司馬光和王安石主要的問題還是要怎麼變法。王安石向宋神宗提出了變法的要求後，遭到了以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的極力反對，蘇軾更是以命相駁，最後被神宗貶官離京城。而王安石也是一塊硬骨頭，他堅信憑藉著自己多年紮根基層的經驗，他的變法措施是絕對不會有誤的，只不過還要加以調整，不管保守派（反對變法）怎麼懟他，王安石都不為所動，加上有神宗的支援，改革得到了很好的推行，經過幾年的變法，雖然出現了諸多弊端，可是在很多方面比如宋朝的基礎設施建設、軍隊制度、土地制度上都獲得了巨大的成效，這時候有保守派就開始反悔了，比如說蘇軾，蘇軾看到變法的成效後說了這麼一段話：

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當年滿腔熱血的反對變法，如今看到變法卓有成效之後，才知道當初竟是自己錯了。

表示後悔的不止蘇軾一人，雖然有人後悔當初反對王安石，但是曾經的鐵桿好哥們司馬光就不同了，他是徹頭徹尾的反對變法，反對王安石，積極的策動朝中舊黨和保守派向皇帝進言，要求皇帝廢除變法。宋神宗下臺后王安石變法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變法在司馬光的宣佈下廢除，真是令人唏噓不已。

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宋朝熠熠生輝的兩個耀眼的明星，他們兩人始終秉承“對事不對人”的態度，反覆的爭論治理國家的方法，這比起那些在朝中明爭暗鬥、相互陷害的大臣來說不知強上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