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一天很榮幸為大家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們一起走進這個問題，現在讓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首先，“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出自《論語》的第四篇，即《論語·里仁篇》，意思是說：“君子明白大義（道義）,小人只知道小利。”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說實話，老兵認為，世間少有純粹的“君子”，同樣也少有真正的“小人”，絕大多數人介於兩者之間。

品行高尚的“君子”，也曾幹過錯事，甚至是非常大的錯事；罪大惡極的人，也幹過讓人感激一輩子的好事。從而也說明人不可能一生只做好事，或者一生只做壞事。君子看重道義，也需要利益，否則君子難以生存。小人雖重利益，但做事也會講規則，即使是潛規則，正所謂鼠有鼠道。

於是就有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是在遵守道義的前提下，取得合法合規合理的錢財的。而小人是隻要能獲得利益，可以置法律法規和道德而不顧，即使是坑蒙拐騙、殺人越貨，也在所不惜。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最大區別。

君子做事先問是否符合道義，小人做事先問有沒有利益。有些人的發家史，可以說是“昔日齷齪不足誇”，成為富豪後，金盆洗手了，從事合法行業，也做公益慈善事業，受到社會和民眾的頌揚和讚譽。

在以上的分享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都是個人的意見與建議，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個問題的解答能夠幫助到大家。

孔子分而治之，讓不同的人，明確不同的道理。這方法是對的。讓社會精英，官員(君子)們明確社會道義，才能起到引領百姓的作用。讓普遍百姓(小人)明白自身利惠所在，就能穩定民心，社會就能相對穩定。孔子還有一段話，與這段話是同樣的意思:“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是說，官員的立身之本是德，百姓的立身之本是本職(農耕時代的土地);官員要追求作社會的典範(刑)，百姓只要得到應得的利益(惠)就可以了。孔子的學說，是建立在與小人百姓為敵的基礎上的。但他對社情民情研究的細緻和深刻程度，是令人敬佩的。這些研究，對於現實社會管理，治理也是有某種借鑑意義的。

這是孔子早期的思想，在孔子學易經以後這個思想已經轉變了。易經裡說：“義者，利之和也。”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已經不再把義與利絕對化了，君子並不是只能談“義”，也一樣可以談“利”，只是義與利要和諧統一，不能見利忘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只是很多後來儒家的學者片面的理解了儒家早期的思想，斷章取義，不斷宣揚義與力利的對立，導致整個中國封建時期的商業文明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直到新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才把這一禁固的思想框架打破，中國的經濟發展才開始迎頭追趕西方發達國家，創業經商的人社會地位才不斷被認可。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出自《論語•里仁》。意思是君子知曉並遵循義，小人知曉並追逐利。

“君子”最初用以指稱人的社會身份與地位，一般指統治者和貴族男子。但自孔子始，“君子”更多地被賦予了道德的意義，德行出眾者被稱為“君子”，反之為“小人”。在儒家傳統中，“君子”成為一種介乎士和聖賢之間的人格理想，它標誌著道德人格的確立。“君子”有志於追尋和實踐作為價值理想的“道”，並把“道”而不是權力或利益等視為生命意義的根本。

“小人”最初用以表明人的社會身份與地位，通常指被統治者或地位低下之人。後世又以人的德行高下來界定“小人”。德行卑下者被稱作“小人”（與“君子”相對），“小人”只關注和追逐個人的權力或利益，為了獲取私利不惜違背道義，缺乏對“道”的理解與尊重。

因此，筆者更贊同賦予“君子”與“小人”以道德的意義，兩者的區別主要就在於義與利的權衡之間如何抉擇。舍利取義即君子，舍義取利則小人。

筆者拙見，不當之處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