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最早出自《尚書·堯典》，是舜在“命夔典樂”時所說的，其含義偏指思想、抱負和志向。這在古代詩歌創作中有鮮明的體現，大部分詩作中所描述的志向與抱負，多是為天下，是為公，即一般都和社會、國家、民生等宏大主題掛鉤。毋庸置疑，這其實是經過歷朝歷代主流價值觀自覺選擇的結果。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毛詩序》中，已有明確的“志情並舉”提法，其“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句，已指出了詩歌抒發人思想感情的本質特徵。不過其中也多處滲透著儒家“詩教”的政治倫理觀點。對此，有學者指出，《毛詩序》中的“政治教化”思想很可能是後人為“符合時宜”所改造之作。這是很可能發生的。

其實，即便是對“詩言志”的提法，後世者也多有斷章取義之嫌，僅取“志向”一層意思大肆發揮，尤其是“大志向”。其實，“志向”的範圍，還包括“吃飽穿暖”之類的小事。只不過古代掌握知識的階層，大多不為此類小事所困罷了。當然，便是有此類困擾，也羞於將之寫在詩歌中，故詩歌創作更傾向於“立大志”、“為國為民”。

“詩緣情”的完整提法出自西晉陸機的《文賦》，它指出詩歌創作是來自抒情的需要。實際上，這並不是陸機首創，早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中就有體現。該說法的原文如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其實，在詩歌創作中，主題的“宏大”與“微觀”或“個體”，從來都不是對立的。儘管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詩歌創作曾不同程度地提倡要反映社會現實、國家政治得失等宏大主題，但基本上還是“情”與“志”並存的狀態。

所謂“詩言志、詩言情。”或者“情志說。”，都是中國古典文學理論裡關於文學功能和作用的基本觀點。“志”是觀點和立場，“情”是情感與態度。用現在的文學理論說，就是文學作品是用來表達思想、抒發感情的。比如說著明詩人張二棍寫的一道短詩：

《草民》

說說韭菜吧。這無骨之物

一叢叢抱著，但不結黨

這真正的草民

用一生的時間，順從著刀子

來不及流血，來不及癒合

就急著生長，用雷同的表情

一茬茬，等待。

這首短詩裡表達的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思想感情是何等的強烈，以至於我們讀後有一種痛徹肺腑的感覺。

文學作品裡無論是“詩言志、詩言情”還是“情志說”，都不是空洞的說教或者直白的表達出來的，而是透過形象化的手段，訴諸於我們的感官，影響和感染讀者，達到表情達意的目的。

我們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這首詩裡，作者賦予韭菜以人格化的特徵。表面上寫韭菜，實際上又處處在寫人。在類比的過程中，讓人產生聯想，進而引起強烈的共鳴，並透過這種藝術的創作方法，形象、生動地完成了“言志、言情”或“情志”的目的。

任何文學作品，既離不開“志”，更不能沒有“情”。沒有情的作品是蒼白的，不言志的作品是無力的。事實上，既不言情，又不言志的文學作品，本身不具有審美的意義，也是不存的。“情”和“志”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正是這種辯證統一的關係，才使它們在作品中發揮出了各自獨特的作用，為文學作品奠定了生存的物質基礎。

因為二者在一部作品中扮演的角色不同，發揮的作用不同，也就使得文學作品體現出了不同的個性和風格，有了“這一個”所獨有的特點。並延伸出了“雅”和“俗”區別。比如女詩人袁雪蕾的一首詩

《點香》

我以一柱香的形式

立在這裡，已經很久

我一截一截地減輕肉身

沿著一條紅光閃閃的小路回家

我一寸寸地縮短慾望

只剩下你燃燒在心尖尖上

直到我在潔白的香爐裡消失

省略了朝拜

如果說上一首是豪放派，那麼這一首無疑是嫆約派了。同時與上一首詩裡表現出的同情、悲憫、悲哀甚至厭惡的複雜思想感情相比，這首詩裡的“情”和“志”，也即是思想感情相對要單純一些。作者將“情志”集中於對忠貞不渝愛情的讚美和歌頌。但是單純並沒有消弱作者表達和抒發出的“情志”，相反，正是這種集中才有了更突出的表達效果，給讀者的印象也更為深刻。

假設我們從詩中抽離了這種思想感情，就不會有這首詩的任何價值，當然這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情志”就是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靈魄，也是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出發點和最終的落腳點。

這就提示每一位作者，在創作文學作品時，切忌無病呻吟，切忌不知所云，任何作品都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以情動人，以志感人。只這樣，才能起到教育人、感染人、啟發人、鼓舞人的目的。

圈一：著明詩人張二棍。圖二：女詩人袁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