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話問得沒一點道理。

王羲之親自題匾肯定沒有。但是，王羲之書法風格的字型在各個公共場合多了去。例如，唐太宗寫的晉祠銘，就是王羲之體系的書法。

至於現代那就更多了。恕不一一列舉了。

王羲之的書法流暢瀟灑，是人們最喜歡的一種書體，非常具有大眾性。同時，也是非常高雅的書法，是典型的雅俗共賞的書法，怎麼能說普通大眾沒有欣賞王羲之書法的審美情趣呢？

同時，我要告訴你，王羲之時代，他的書法其實很少人像他那樣寫，絕大部分寫字的人都用的是隸書，只有王羲之和極少一部分人才寫那樣的字，不過，王羲之當然也善於寫隸書，只是他的隸書沒有保留下來罷了。現在，我們從.《姨母帖》這件書法作品還能看到他的隸書遺蹟。

王羲之《姨母帖》

假如當時有請王羲之寫牌匾之類書法作品的，我估計王羲之會用隸書書寫的，因為，這樣寫大家才會覺得他的書法好在哪裡。

但是，三百年以後，王羲之的書法完全被社會大眾接受，以至於人人都有學習王羲之的書法，你能說這不是王羲之書法具有普遍的審美性嗎？

受王羲之書法影響的東魏書法作品《敬使君碑》，創作與公元540年。是明顯具有隸書魏碑和楷書過渡性特色。書中的那個“杖”字，就是王羲之的書風。

王羲之的行書開一代書風，屬於雅俗共賞的書體，無論是有文化的還是沒文化的人對於王羲之的字都特別認同。

在王羲之那個時代，書法以手札、手卷為主，大都是擺在几案上來觀賞，字型都比較小，到了明代才出現大幅式作品，其風格特具視覺張力，書法自此從“案上觀”發展到“壁上觀”。而裝潢和匾額就是“案上觀”的一種。

不同的字型其實有著不同的作用，比如我們寫正規檔案，標題用什麼字型和正文用什麼字型都有相應的規定。匾額就像檔案中的標題一樣，需要讓人在第一眼就能看到，因此宜用渾厚或帶“拙氣”的字型為佳，如魏碑、隸書、顏楷、金文等。把王羲之的字搬到匾額上也並非不可，只是會逸氣有餘而大氣不足，也就違背了書寫匾額的初衷。在很多書法比賽中手卷、斗方、冊頁等以二王書風居多，而條幅、楹聯、橫披等以明清或其他書體創作也是這個道理。而且寫小字和大字在筆法上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有些書體即使換支大筆也寫不出磅礴雄強的感覺。

所謂牌匾書，除了隸書就是楷書、行書，沒有用篆書、草書題匾的，因為大眾不識，也不莊重。

行書、楷書最適宜題匾，因為楷書、行書（行楷）工整美觀，寫成榜書大氣磅礴，引人注目，雅俗共賞。

（王羲之書《黃庭經》）

而世面流行的牌匾書，其根源都是二王一路。二王一路的字，歸入“帖學”，而南北朝出現的碑版墓誌銘字，歸入“碑學”。二者風格不同。大體說來，“南帖”要娟秀雅緻一些，而“北碑”要率性粗放一些。“碑書”代代有人喜愛，但直到清末民初，受到康有為、吳昌碩等人的激賞和大力提倡，才暫時動搖了二王一路“帖書”的正統地位，甚至談書必談碑，學書必學碑。

（北碑《金剛經》區域性）

（北碑《張猛龍碑》）

唐朝以後，歷朝歷代，因為顏真卿忠義正直的人格魅力和他對書法的“變法”，人們的書法大都是學顏的。而追根溯源，顏真卿是向張旭和褚遂良學書法的，張旭是學張芝和二王的，是學帖一路，褚遂良也是取法王羲之的。

到民國，華世奎、沈尹默這些大家，都是學顏學二王的，天津有華世奎題寫的“天津勸業場”名匾。

（華世奎書“天津勸業場”）

可見，提問的人恰恰說反，那些裝潢、題匾的字都是從二王來的，王羲之是那些名匾的祖先。

現在全國大街小巷通用的廣告、招牌字，書報標題，是從上海任政的字標準化而來的，一眼可以看出任字是從王字來的，只是筆法明顯比王字簡單。

（任政書法）

據我個人的看法，帖字和碑字各有千秋，但帖字的美要高雅一些，深奧一些，高深而以平易出之，雅俗共賞，更是不易，相對而言，碑字的美有些淺顯而且喜歡北碑的人不如喜歡王字的人普遍。

1、王字存留有限，湊不齊，補不上，硬湊起來的整體感不好。印象裡某晚報是集王字，每個字都好，湊起來偏偏不好看。

2、牌匾字肥一點視覺效果好，王字不是牌匾字。啟功早期寫牌匾視覺效果也不好，道理一樣。後來見一些啟書牌匾，都加肥了，比之前好看。

3、王字基本上成標準字了，不集王字做牌匾，如同不用印刷體。

合起來就是：字型不適合做牌匾字，不具備牌匾潛在的名人書法商業價值。

至於裝潢，二王墨跡內容一不勵志二不喜慶，沒一幅字適合掛的，包括蘭亭。

1.王羲之沒法親自來書寫了；2.王羲之的字都是小字，直接放大效果不一定好，後面的人放大後書寫方式也會變化；3.王羲之的字變化萬千，常常根據章法變化需要而改變，後面集字困難；4.王羲之的字非常中和，沒有太突出的個人風格，而一般的牌匾往往是品牌性質，需要有自己風格。